西方的太陽下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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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4日 06:29 AM

西方的太陽下山了 ???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西蒙•庫柏

美國作家P•J•奧魯爾克(PJ O'Rourke)喜歡跟人說起一則與反美主義有關的故事。1984年他報導黎巴嫩內戰時，經常被真主党設置的檢查站攔下。一次，他來到了一座檢查站，一群荷槍實彈、身穿“殺死美國撒旦惡魔”字樣T恤的少年人在那裏把守著。奧魯爾克出示了他的美國護照，一個少年開始痛斥他：“跟我說說，貧窮、戰爭、不公、猶太複國主義——為什麼這個世界的可怕災難都是美國造成的。”終於，少年停止了數落，把自己的職業規劃告訴了奧魯爾克：他打算去密歇根州的迪爾伯恩學習牙醫。

故事精闢地概括了世界上許多人對西方的感情：憤恨與嚮往交織。1492年一些美洲原住民對哥倫布可能也懷有相同的感情。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和烏戈•查韋斯(Hugo Chavez)等反西方領袖都扭曲和利用了這種反西方情緒。但如果西方真的在喪失全球影響力的話——正如最近敘利亞局勢體現出來的那樣——那麼反西方運動就有麻煩了。西方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衰落可能會削弱反西方情緒。換言之，西方的式微或許讓我們西方人更安全。

自哥倫布以來，我們就經常招惹世界各地的人們——最初是殖民，後來是冷戰，再後來是“反恐戰爭”。我們出手干預，有時是代表正義打擊邪惡，有時是代表邪惡打擊正義，但更多的時候是邪惡對邪惡。外交“現實主義者”認為，我們需要建立起全球影響力，以保護我們的利益。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干預讓西方的外交政策人士有事可做。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斷惹煩別人，他們有時就會攻擊你。

正如伊恩•布魯馬(Ian Buruma)和阿維沙伊•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一書中解釋的那樣，煩擾非西方人的不只是我們的炮艦，還有我們的資本主義、說教（在一團糟的伊拉克戰爭後才宣告消停）和性自由。1949年，身為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成員的埃及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在科羅拉多州格里利市學習時，看到年輕女子隨著《寶貝兒，外面很冷》(Baby, It's Cold Outside)的歌聲與男士翩翩起舞，大為震驚。庫特布在文章《我所見到的美國》(The America I Have Seen)中帶著憤恨（和嚮往？）回憶道：“臂膀勾住屁股，嘴唇貼著嘴唇，胸與胸擠在一起。”

一般來說，西方人將非西方人視為被統治的臣民。歷次的羞辱至今仍留有餘痕。一位伊朗出版商將我的書翻譯出版卻沒有支付任何費用，他在給我的一封郵件中解釋了他的決定：“我希望您反思，你們那些小小鄰國的財富來自何處——是他們自身辛勞的成果，還是剝削第三世界數億人民的所得？”

經濟學家、哲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寫道，非西方人常常自我安慰，西方擁有物質財富，而他們則得到情感的滿足——因此他們才對“美國物質主義”大加撻伐。但阿瑪蒂亞•森指出，反西方者對西方思考得太多，因而貶低了自己的身份：“窮其一生破壞西方，炸毀（西方）著名建築……反映出一些人過度關注西方，這種執念已經遠超其他一切事物和價值觀。”

阿瑪蒂亞•森認為，這些人懷有“殖民心態”。

而現在，這種反西方的執念正在減弱。

原因不只是西方正在減少干預（除了巴基斯坦和葉門——在這兩個國家，我們助長了反西方勢力的氣焰），還在於我們已經不再是物質主義的全球象徵。事實上，西方人如今反而常常嘲笑中國、阿拉伯和俄羅斯富人對奢侈的熱衷。摩天大樓和古馳(Gucci)門店鱗次櫛比的東方城市日益成為物質的象徵，而坐落著博物館和古跡的西方城市則代表著精神。

在西方沒落之際，查韋斯、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和本•拉登等反西方旗手退出國際舞臺卻後繼無人，這絕非巧合。卡斯楚(Castro)家族現在更擔心古巴的問題，而不是美國的問題。只有穆加貝還高看英國，指責英國的魔爪無處不在——但他已經89歲了。

大多數年輕人對西方沒那麼關心。泛非洲雜誌《革命鬥爭》(Chimurenga)的喀麥隆籍編輯恩托內•埃賈貝(Ntone Edjabe)談到當今非洲文壇時說道：“如今人們不寫白人。我不反感白人。我甚至都不認識白人。我反感的是地下酒吧的老闆。”

曾經被伊朗示威者稱為“大惡魔”的美國如今最多只能算是中等惡魔。英國是小惡魔。20年後，我們或許會看到遙遠國家的示威者焚燒中國國旗，或是全球各地的恐怖分子將目標對準中國。

隨著西方軍事和經濟力量的衰弱，還剩下一種所謂的“西方特色”仍在惹惱反西方陣營：性自由。正因此，許多反西方民粹主義者選擇將“性守紀”作為獨特的賣點。這樣，面紗在伊斯蘭國家被用得更為廣泛，而同性戀和無上裝女權運動Femen成為了非洲和俄羅斯民粹主義者的靶子。現居紐約的印度作家兼企業家尼什•格拉(Nish Gera)稱，印度人大多將同性戀視為“西方病”——他本人出櫃時，他母親就吐了。但將反西方運動轉變為一場反性運動，或許終究不是用來吸引支持者的明智策略。

譯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