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et時代的機器隱喻

http://dajia.qq.com/original/ybrdbd/xb20171117.html

Internet時代的機器隱喻

2017-11-17

導讀

要是人工智能能爲人類帶來更公正的制度和秩序，更自由更智慧的生活方式，難道我們不該感到慶幸嗎？難道受人類自己之害是一種比受機器人之惠更佳的選擇嗎？

Internet時代是人類文化形態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許多從未有過的Internet現象、功能、行爲一下子有了許多匆匆造就的概念，這些概念幾乎全都是通過“隱喻”來形成的，賽博空間、高速公路、網絡世界、網頁、網址、窗口、漫遊（網上衝浪）等等。人們需要借助隱喻來幫助形成對Internet性質和功能的理解和認識。對這些“隱喻概念”及其認知功能，已經有了不少介紹和討論。

在Internet之前，人類的其他文化形態轉變，也同樣借用過隱喻來理解和認知它們所包含的“意義”。這樣的轉變可以是知識和社會文化性質的（如文藝複興和啓蒙運動），也可以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如德國的納粹化）。Internet帶來知識和社會文化性的變革，其隱喻與文藝複興的主要隱喻“花園”和啓蒙運動的主要隱喻“光明”都有明顯的不同，它使用的主要隱喻是“機器”（或者機器時代的産物）。

從文藝複興到啓蒙運動，再到Internet時代，它們的隱喻變化軌迹是：從自然主義的“花園”，到理性主義的“時空觀念”（黑暗/光明），再到功能主義的“機器”。Internet時代的機器喻說特征是在與世紀文藝複興和啓蒙運動的隱喻的比較中顯現出來的。在我們這個機器時代裏，花園的隱喻顯得幼稚和單純，而黑暗/光明則又有妄自尊大、矯飾自負之嫌。

那麽，機器的隱喻真的代表一種比花園和黑暗/光明更成熟、客觀、深入的自我認知嗎？還是也有著它自身的局限呢？

一、網絡名詞的誕生

Internet隱喻基本上都是出自美國英語，翻譯成漢語時，有的是“死譯”（直譯，如“賽博空間”“高速公路”），有的是“活譯”（換一種說法，如將“衝浪”改爲“漫遊”）。有意思的是，對中國的網絡批評來說，死譯的說法是可以做隱喻分析的，因此是活的，而活譯的則因爲隱喻“來源”消失而成爲死喻。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在中國對Internet隱喻的分析和討論都是以英語原來的說法爲依據和對象的。

相比之下，網絡文化中有一些有特色的Internet隱喻，如“網管”“網絡安全”“網絡主權”“防火牆”，當然還有一些調侃的隱喻，如“網紅”“網絡圍觀”“網絡水軍”等等，則反而甚少著墨。

語言學家喬治·雷可夫（George Lakoff）在隱喻研究中指出，一般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被引導到發明這種語言者預設好的思維方式上去。認知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舉例說，“喬治·布什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曾向美國人民承諾稅項寬免。‘稅項寬免’這一術語將稅收放在一個‘苦難’的理解框架內，而將解除稅收的人放在‘英雄’的框架裏，同時也將妨礙解除稅收的人放在了‘惡人’的框架裏”。“管”、“警”、“安全”等所暗設的也是類似的“好人”、“惡人”和“警察”、“罪犯”框架。

在美國，雖然也發生網絡犯罪或網絡攻擊惡性事件，但Internet卻很少有敵情隱喻。美國的Internet隱喻可以大致分爲兩類，一類是社會或交際的，另一類則是技術作用或功能性的。當然，也有研究者們會在不同的論述中對Internet隱喻有不同的分類。但基本上是，雖然有的隱喻很容易成爲一個特定的類別，但其他隱喻可以適應不止一個領域。英國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語言學教授愛麗娜·賽米諾（Elena Semino）指出，“不同部分討論的模式之間的區別通常不是明確的，因爲個人表達可能會引起不止一個潛在的源域”。

二、爲什麽不是全球城，而是全球村

先看第一類社會性隱喻，其中包括空間（space）、地方（place）、場所（site）等，都帶有機器時代的特征。賽博空間——一個典型的機器時代産物——是最早出現的，最有代表性。它雖然現在已經很少使用，但潛在的影響並未消失。這個隱喻概念是加拿大科幻小說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 Gibson）1982年發明的，他說，“賽博空間”是一個由電腦生成的空間，故事人物只要插上電源插頭即可進入。這是一個具有幻想色彩的烏托邦自由地帶，是一個現實社會制度下權力管制管不著的地方。

因此， “賽博空間”成爲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喜愛的隱喻。但是，Internet並不是這麽一個自由、美好的地方，Internet有它的陰暗面，是一個需要公權力（政府）加以規範和管制的地方。正是因爲賽博空間有無政府傾向，政府對它尤其不能放松管理的職能。因此，賽博空間成爲自由意志主義和政府管制爭奪解釋權的一個隱喻。社會隱喻往往更多地涉及社會的價值觀，而不是Internet本身的技術。倘若隱喻與現實中的行爲和政策無關，則不足以成爲一個文化政治，乃至公民政治的問題。

Internet上的人際交往經常被視爲一種社會網絡，Internet的“電子鄰居”（electronic neighborhood）或“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隱喻不僅是線上的，也是線下的。用現實生活中人們熟悉的“鄰居”“社區”爲隱喻，是因爲這樣的群體在自由民主社會的現實生活中還在發揮作用，是個人與他人建立公共聯系的有效方式。

如果一個社會中的人們普遍處于被迫的或自己選擇的孤獨狀態，各自困守在自己的小公寓裏，哪怕與隔壁鄰居們也老死不相往來，那麽，這樣的隱喻便不可能引起類似的公共生活聯想，因此也只能是一些不具實質意義的時髦名詞而已。

全球村是另一個暗含公共生活意味的隱喻。從表面上看，它喚起了一個可以在一個小村莊中找到的親密關系的圖像，但適用于全球Internet用戶。這個隱喻也與美國人的社會曆史經驗有關。

有研究者提出了一個發人思考的問題，爲什麽不是現代性十足的“全球城”，而偏偏是前現代的“全球村”？城是一個陌生人聚居的地方，而村則熟人社會，有共同的傳統、價值觀、辦事規則和議事方式。美國人熟悉並實踐的“市民會議”（town hall meetings）就是一種擴大版的村頭政治。

村頭政治的社會組織基礎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高度贊揚的鄉鎮組織和社會團體。這是有效公民社會的基礎，人們在這樣的組織和團體中發揮自己的民主公民作用。然而，全球村這個隱喻有時也會遭到批評，因爲它所喻指的那個世界與互離現實過于遙遠。事實上，網域的分割還有社會的分裂，都在阻礙許多人進入Internet。

“電子前沿”是另一個與美國人的社會曆史經驗有關的隱喻。它將Internet概念化爲一片未開發的廣闊領域，就像當年有待開發的美國西部一樣，Internet代表新的資源、機會和能量，是一個建立新的社會和商業聯系的地方。這是一個“美國夢”式的隱喻，是美國意識形態的産物，引發美國人對未來無限機遇的美好憧憬。

在美國還有一個“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是一個國際知名的民權組織，旨在維護Internet上的公民自由、提供法律援助、監督執法機構，總部設在美國舊金山。同其他社會隱喻一樣，“電子前沿”顯示的是美國人對Internet上人際互動、公民權利和社會正義的高度重視。

三、機器時代的功能隱喻

再來看Internet的第二類隱喻：功能和用途。這些與第一類隱喻同樣具有機器時代的特征。它們涉及Internet的功能和用途，但也有公共價值觀的含義。什麽是功能性隱喻呢？如果你看到一個從未見過的機器，你可能會問：“這是什麽，它的目的是什麽？ 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需要解釋該機器所提供的功能。我們在問“是什麽”時，實際上是要求說明它的作用。同樣，有人認爲，知道Internet是幹什麽的，也就知道Internet是什麽了。這是純功能性的理解。

Internet的功能隱喻形成了人們對Internet本身的理解，指示他們如何實際使用Internet，並爲設計Internet和制定Internet相關政策提供依據。對Internet設計來說，功能性隱喻特別實用，幾乎體現在整個Internet、各級網站和個別頁面的運用模式上。

例如，網址、網頁的“址”和“頁”就是這樣一種功能隱喻。網址（Website）的“址”（site）不是一個單純的描述概念，它本身就是一個功能概念。它指的是有專門用途的一塊地方，如“工地”（worksite），“考古發掘遺址”（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ite）。功能隱喻有的與各種空間和物理場所概念有關聯，因此也被認爲是空間隱喻。但是，“空間”不應該被當作功能性隱喻的唯一或決定性特征，因爲社會隱喻本質上也是空間的。

“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這個常用的Internet隱喻雖然看起來也與空間有關，但卻是功能性的（“雲”是另一個相似的例子）。高速公路與看上去有些相似的“網上衝浪”是不同的。開車和衝浪這兩個隱喻都可以是娛樂和體育性的，但隱喻的性質卻不相同。“衝浪”與“海”不可分割。作爲隱喻，大海是一個無限寬廣的空間，讓人覺得新奇和刺激。大海自由自在，但也充滿了危險。但是，大海就是大海，大海不是爲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才被創造出來的東西。大海不是工具，不能用功能去定義大海是什麽。

信息高速公路是一個與大海完全不同性質的隱喻，公路是因爲人有需要才建造起來。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于1991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說法，但他並沒有發明信息傳遞的概念。 Internet是信息從一個目的地向下一個目的地傳播的通道。高速公路的說法造就了一個大衆能理解，能接受的隱喻形象，因爲公路的形象比“網絡空間”這樣的抽象術語更容易視覺化。只要有駕駛經驗的人，都能想象車子一輛接一輛通行，各奔各的目的地，上高速下高速，在多道彙合處找路，在公路交織的網絡裏行駛等等。這些又都可以成爲多種上網行爲的附帶隱喻。

公路雖然是一個自由行駛的地方，但也是一個需要科學管理的交通系統，不管理就會亂套，甚至釀成大禍。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人必須遵守交通規則。制定和實行公路規則的是政府，建造公路一般也是政府項目。因此這個隱喻很容易被用來支持政府權力對Internet的管制。這就是功能性隱喻包含的公共價值觀念。信息高速公路這個隱喻雖然已經不那麽流行，但它的價值觀喻意卻依然余波蕩漾：什麽樣的管制才是合理的呢？如果你駕車在公路上行駛，有人可以動不動就命令你停車，檢查你車裏裝的是什麽貨品嗎？可以禁止某些人開車上路嗎？可以設置路障不讓車輛通行嗎？貌似純粹功能性的隱喻其實是會帶有其他含義的。

四、人與機器：誰隱喻誰

Internet的種種隱喻方便了Internet使用者和研究人員，讓他們能夠比較方便、形象地理解Internet，並傳達Internet不同方面的功能，用途和體驗。這些隱喻都應該視爲擴展性隱喻。但是，每一個隱喻概念也是一個有限而狹隘的認知框架。它把Internet的某種意義限制在一個窄小的範圍之內，成爲人們常說的那種“認知盒子”。一旦這樣的盒子被構建出來，我們就不知不覺地按照它的範圍和限制來思考問題。

政治隱喻的時代過去了，技術隱喻的時代悄然而至，政治烏托邦坍塌了，技術烏托邦也會悄然而至嗎？思考Internet的技術隱喻“盒子”，這不僅是科學研究和技術人員，學者和媒體研究者的事情，而且也應該讓盡量多的Internet使用者加入進來。這就要求所有人在使用Internet的時候以人的自由意識而不是唯技術論來思考問題。對具有自由意識的人來說，Internet只是一個工具，一個被叫做計算機的機器功能。

如今，這個機器已經讓我們有了洞察自己心靈自由的強烈願望和迫切必要，人與機器的區別究竟何在？人機關系思考正在越來越多地集中到對人工智能的關注上。在圍棋比賽上，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橫掃世界頂尖棋手。以前，讓人們尚可聊以慰藉的是AlphaGo是在大量學習了人類棋譜後，才漸漸能打敗人類頂級選手的。然而，讓許多人不寒而栗的是，谷歌下屬公司Deepmind的新版程序AlphaGo Zero能從空白狀態學起，在無任何人類輸入的條件下，通過與自己比賽，在3天內以100∶0的成績完勝此前擊敗李世石的AlphaGo Lee，在21天內達到AlphaGo Master的水平，在40天內，超過所有以前的AlphaGo版本。Deep-Mind的CEO丹米斯·哈沙比斯（Demis Hassabis）說，AlphaGo Zero“不再需要受制于人類的知識”。最早在《自然》科學雜志上介紹AlphaGo的作者之一的大衛·西爾弗（David Silver）說，不需要向人類學習的人工智能算法是可能的。

這是不是意味著機器將要擁有比人類更高的“智能”呢？2017年10月23日出版的《紐約客》雜志的封面是一幅機器人施舍人類的圖畫，幾個機器人走在街頭，其中一個把幾個機器小墊片和齒輪施舍給一個坐在街邊乞討窮人（人類的一員）。

這個施舍的機器人是從空白狀態學起，在沒有任何人類輸入的條件下，學會“同情”“恻隱”“憐憫”的嗎？還是有人先將這樣的情感輸進了機器人身上的電腦？我們現在還不能設想機器人在沒有人類輸入的狀況下，自己就能獲得情感：同情、憐憫、妒嫉、羨慕、憤怒、哀傷、慚愧、羞恥、自豪等等，這些情感都是行爲的動機，都可能産生相應的個人或社會行爲。

即使到了那一天，機器人不再需要人類的輸入，就能用它自己的“大腦”從空白狀態開始學習情感，那麽，它學習的可能結果就不只是同情、恻隱和憐憫，而且也可能是冷漠、殘忍和仇恨了。人工智能給我們帶來恐懼或希望，不在于人工智能本身到底有多強大，而在于人工智能用它那強大智能做什麽和實現什麽樣的目標，而這需要取決于它的價值選擇。

如果未來的人工智能比現今的人類——當然是人類中的一部分——更殘忍、更凶狠、更狡猾、更暴力，那麽，我們當然有理由害怕這樣的“機器惡人”，就像我們今天害怕所有“惡人”一樣。但是，如果未來的人工智能比現今的人類更正義、更公正、更誠實、更富有同情心，我們有什麽理由害怕這樣的“機器善人”呢？要是人工智能能爲人類帶來更公正的制度和秩序，更自由更智慧的生活方式，難道我們不該感到慶幸嗎？就算這樣的人工智能有一天代替人類來管理人類，我們又將以什麽道德理由來反對呢？難道受人類自己之害是一種比受機器人之惠更佳的選擇嗎？

我們害怕“壞機器人”或“惡機器人”，說到底是因爲害怕它會給人類帶來傷害、奴役、殺戮和災難。但是，有哪一樣我們所能設想的傷害、奴役、殺戮和災難不是人類——早在有人工智能這回事之前——已經發明和施行了的？我們害怕人工智能在未來有可能對人類所做的種種壞事，有哪一樣不是我們今天在人類世界裏早就已經領教和受夠了的？正是因爲我們領教了，也受夠了，我們才會一想到這些壞事就會揣揣不安、心生恐懼。我們是在用自己熟悉的人類世界想象人工智能的未知世界，這樣的想象是一種隱喻。

就在我們用“機器人”來想象未來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用一種反轉的人類-機器隱喻在思考——從人像機器轉變爲了機器像人。這種隱喻應該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人類自身的認識，也應該幫助我們打消對人工智能的非理性害怕。

我們在害怕人工智能的時候，害怕的其實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類自己的機器映像。由于我們的經驗限制，我們只能想象比人更惡劣，至少是跟人一樣惡劣的機器人，機器人的惡劣才是我們害怕機器人的真正原因。人在暴力侵犯和強梁控制面前總是那麽膽小、懦弱和無助，所以我們無法想象在機器人（或外星人）侵犯和控制人類時，人類能有足夠的自由意志和反抗能力。這讓我們對機器人更加害怕。

直到我們弄明白機器人是什麽，弄明白機器人能否不複制也不自動學習人類的控制欲、貪婪、嫉妒、自私、膽懦、奴性和暴力，我們不能清楚知道計算機是否會成爲對人類的合適隱喻，或者人類是否適合當作人工智能的隱喻。

在提出和回答這樣的問題之前，人與計算機的隱喻便只能是一種動物與計算機的隱喻。例如，有計算機軟件教授這樣用計算機作爲隱喻來解釋人的智能進化，“如果將生命個體看作一台計算機，那麽生命體的構造、器官組織、DNA等等都可以視作機器的’硬件’組成，這些硬件經過了漫長的進化最終形成了如今的形態。結構就像硬件，而功能就像軟件。生命體的某些種群特征可以看成是‘嵌入式編程’，比如人類用兩條腿走路，鳥類可以飛翔，兩棲動物能夠遊水等，經過長期的叠代進化，與‘硬件’直接相關的某些功能已經成爲‘嵌入式’的本能反應。但更加豐富的部分還是‘軟件’。與現實中的編程不同，並沒有某個程序員爲個體編寫軟件。生命體的‘軟件’以邊界爲起點，是在‘硬件’基礎上，通過外界刺激與主觀意向的作用而後天習得的能力，比如語言、音樂、繪畫、編程能力等，這一部分與生命體的意識息息相關，不同個體的差異可以非常大，是個體自由意志的體現”。

人自動學習語言、音樂、繪畫和編程，但人也自動學習對他人的殺戮、殘害、壓迫和控制，機器人也會或者也必須自動學習或複制這種亦善亦惡的人性嗎？

相比起機器變成人，更可怕的是把人變成機器，而且是用人性惡來編程的作惡機器。其實，早在計算機時代來臨之前，有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組織力量就已經在用這樣的編程在改造人並把人變成作惡的機器了。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揭示的就是這種作惡編程的原理和結果。機器時代讓我們更加意識到這是一種多麽可怕但又十分現實的危險。有人甚至已經在預言或期待人工智能將把人類最終帶進某某主義的未來。如果我們不是以人的自由意識來抵抗所有用以控制我們的作惡編程，那麽它背後的利益和意識就有可能最終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改造成一部可以隨心所欲使喚的作惡機器。

發生這樣的事情，還需要等到未來的人工智能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