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忍異見的中國難以做到科技創新
斯蒂芬·L·薩斯 2014年1月23日
中國會在科學和工程創新方面超過美國,成為凌駕於美國之上的科技強國嗎?
似乎有很多人都是這麼想的。中國的無人飛船最近成功登月、在可再生能源和高速鐵路領域的迅猛發展、日益增多的專利申請數量,以及在研發上進行的重大投入,這一切讓人感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夏天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中國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領先的強國,如果它現在還不算的話。
中國曾誕生過印刷術和火藥等里程碑式的創新發明,其「發明之鄉」的歷史面貌可能再度煥發光芒——甚至連美國政府的最高層都對此表達過關注。2011年,當談到中國在生產低成本太陽能電池的霸主地位時,美國時任能源部長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曾敦促說:「我們確實可以,而且也應該奪回這項技術的領先優勢。」
我覺得美國人不應該那麼擔心。沒錯,中國已經展示了它可以轉移到附加值更高的製造業上,而且中國人善於改進現有技術,用低廉的成本生產產品。但是在真正的創新領域,中國的表現並不出色。(第一塊現代太陽能電池是美國人發明的。)
這件事中國人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在2012年卸任中國國家主席職務之前,胡錦濤曾指示在扶持科技創新方面進行重大投入,以「實現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
但是,作為一位曾在中國教學的科學家,我也不相信中國很快會在創新上佔據優勢——至少在中國的體制文化從壓制異見者朝着支持言論自由和鼓勵批判性思維轉變之前是不行的。
在過去的幾百年中,幾乎所有的「範式轉移」創新——從1831年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倫敦用一個在磁場中運動的銅線圈發電,到20世紀40年代,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發明晶體管——都出現在政治和思想自由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個原因是文化上的:自由社會鼓勵人們心存懷疑,提出批判性的問題。我2009年曾任教於北京一所大學,學生們表示,我經常問他們是否有疑問——而他們卻很少有疑問。我上完最後一堂課後,在學生們的堅持下,我們討論了這種沉默的原委。
有幾名學生表示,從童年起,人們就不鼓勵他們提問。我知道,在他們父母那一代,文革毀壞了高等教育,普遍性地摧殘了知識探索的精神,但作為一名客人,我不想涉入政治討論。所以,我委婉地向學生們表示:他們是有心成為科學家的人,而所有的學術活動中,懷疑精神和批判性的質疑對於去蕪存菁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個原因是體制上的:美國的很多創新技術都起始於少數人的好主意,他們在企業、政府、大學的實驗室,或是硅谷的某個車庫裡工作。雖然政府對研發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創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地產生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愛因斯坦1939年給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寫了一封信,表示核裂變可以用來製作威力巨大的炸彈,此舉導致了「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的誕生。
2006年,我帶領一隊來自康奈爾大學(Cornell)的科學家,和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同行們討論我們可以在納米技術領域開展的合作。在用餐時,中國同行告訴我,科學研究是靠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啟動的。
第三個原因是政治上的。自由社會吸引了外國人才。在18世紀,蒸汽機之所以誕生在英國,部分原因是胡格諾派教徒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逃離法國,前往宗教寬容度更大的英國。他利用蒸汽和大氣壓做功的理念,被湯馬斯·紐科門(Thomas Newcome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發揚光大,為第一次工業革命提供了動力。
去年秋天訪問中國時,我不禁注意到,人們不僅無法接觸幾個西方新聞來源,而且對新聞存在普遍的懷疑心理。「知情者」們對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等中國官方新聞機構的說辭並不信任。
北京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夏業良據說因為公開表示反對一黨專政,被北大解聘。此事無助於激發大家對學術自由的信心。
在北京期間,我和妻子參觀了位於該市東北部的798藝術區。當我們在畫廊和工作室的漫步時,我曾問起藝術家和異見者艾未未的情況。2008年,我在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跟艾未未見過面。我詢問的那位女士說,探望艾未未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他住宅附近有很多警察。
中國在研發上投入巨大資金的重要意義怎樣強調都不過分,尤其是在美國做出一個短視的決定之際: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其他提供研究資金的機構預算遭到削減。
我說政治自由是科技創新的關鍵也可能是錯的。作為一名科學家,我必須懷疑自己的結論。但21世紀開始還不久,我們將在本世紀的某個時候看到這個正在展開的實驗的結果。目前來說,我還是更看好美國。
斯蒂芬·L·薩斯(Stephen
L. Sass)是康奈爾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榮譽教授,《文明基於的物質:從石器時代到硅時代的材料學史和人類史》(The
Substance of Civilization: Materials and Human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Silicon)一書的作者。
翻譯: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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