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28日 10:39 AM
“中國特色民族主義”的弊端
周子瑜道歉事件余波未息，帝吧出征再次引爆輿論。自去年太陽花運動以來，兩岸情緒對立再次達到頂峰。以周子瑜道歉事件為例，該事件不僅直接導致了大量台灣選民投票給民進黨，更是大大強化了台灣人的自我認同——這都是大陸最不希望看到的。許多人將責任追究到黃安身上，然而，黃安只不過是迎合了大陸人的民族主義需求而已。
近年來，無論是在處理台灣、香港、西藏、新疆等內部事務上，還是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上，中國（這裡特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都產生了使事態嚴重惡化的負面效果。雖然許多人也意識到這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會帶來負面影響，但整體而言我們卻有意或無意地低估它在國內和國際所造成的負面能量和影響。
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具有什麼特點？
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一般意義上以民族認同為基礎的意識形態有根本區別的。關於民族，安德森曾稱之為“想像的共同體”。在一般意義上來講，民族主義其實就是一種對某種身份（identity）的共同意識。這種身份認同，是一種基於血緣、宗教、地域、習俗、語言等的集體歸屬感。必須補充的是，這種共同身份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觀建構起來的。因為人類歷史一直伴隨著遷徙、雜居、通婚、交流，嚴格意義上的共同身份極少存在於一個大的地理範圍之內，也就是說，身份認同更多是一種主觀建構起來的共同意識。而這種共同意識也會反過來約束個人的行為甚至意志，從而更加強化自身。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則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中國的民族主義帶有濃重的儒家色彩。儒家作為一種倫理學說，它的核心之一是“禮”，包含一系列對群己關系和人際關系的規範。也就是個人必須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應該是什麼樣的位置，承擔什麼樣的義務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話莫過於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為什麼，大陸人常常會把台灣（人）、香港（人）矮化為兒女，台灣（人）、香港（人）的許多行為看作是對大陸“母親”的“不孝之舉”。這種將台灣、香港、大陸放在家庭倫理中思考的視角就是儒家倫理規範的特點之一。
其次，中國民族主義帶有濃重的悲情色彩和復仇心理。由於中國的歷史教育反復向民眾強調，近代中國就是一段充滿了屈辱的歷史。仇恨教育與悲情敘述天然地結合在一起，尤其是中國的人文社會本身就缺乏理性、博愛和人性關懷。因此，一旦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以及那些存在外國因素的內部關系時，中國人的仇恨心理會非常容易地被刺激起來。
第三，中國的民族主義帶有濃重的工具色彩。作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補充，民族主義被官方當做一種整合社會意識的工具以及發泄民眾負面情緒的窗口。中國官方一直相信，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使得民眾更加地擁護執政黨和國家。因為民族主義在政治訴求上主張“民族是國家存續唯一的合法基礎”。這一點不便展開。另一方面，在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下中國民眾缺乏表達政治訴求的渠道，而當前積累的社會矛盾又迫切需要一個發泄負面情緒的出口，那麼民族主義則順理成章地扮演這樣的角色。因為民族主義作為一個發泄情緒的工具，對官方來說是相對“安全的”。而民眾也會默契地配合。這就是為什麼，網絡上或者現實中民族主義表現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層民眾。由於受到的社會不公最多，因而他們的“負能量”也是在各個階層當中最大的。
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正在撕裂中國
然而，我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正在撕裂這個國家。民族主義所需要的認同並非要求嚴格的客觀基礎，它更需要的是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糟糕的是，大陸似乎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台灣和香港與大陸擁有不同的（近代）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很多台灣人和香港人並不認為日本和英國的殖民歷史是一段屈辱的過去，相反他們反而認為這是他們現代文明的開端。尤其是大陸的種種措施更加強化了他們這種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使得他們許多人更加懷念那段時光。
在同屬一個漢族的台灣和香港尚且如此，那麼藏族和維吾爾族等民族則更加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只不過，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不管他們是否偽裝，都並沒有真正去理解和尊重這種差異。盡管中國官方很聰明地不斷強調“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但是如果這一概念的基本元素存在著矛盾，那麼這一概念就無法獲得其它地區人民的認同。如果粗暴地去宣傳和推行這一概念，最後反倒激化了後者的受壓迫心理，最後強化他們內部的自我認同。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的民族主義者經常指責西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和台灣人不知好歹、背叛祖國，甚至主張用暴力教訓後者。最後的結果，就是撕裂了中國內部地區之間的認同。
另外，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也在制造更為強烈的階級對立。許多社會調查都表明，最廣大的底層階級往往是民族主義最為強烈的群體。而數量上屬於第二大群體的中產階級，則更為“犬儒主義”或“中庸”。雖然中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民族主義，但是在具體的訴求上，中產階級和底層人民是存在比較明顯的分歧的。尤其是近年來底層人民的階級仇恨不斷強化，他們被掩蓋在民族主義這個“正義”旗幟之下而已。那麼，一旦受到一些涉外事件的誘發，這種民族主義具體訴求的分歧極易演化成階級對立。所以才會在2012年上演滑稽的一幕：一些民族主義者可以砸了別人的日系車，但絕對不會把自己手機裡日本企業制造的攝像頭摳出來燒掉。
我們必須看到，雖然民族主義為底層人民提供了發泄負能力的借口，但這種具有極大破壞性的力量也是最難以控制的。底層民族主義者所集聚的巨大負能量來源於社會不公和缺少歸屬感，而在某些野心家的操縱下或者某些事件的推動下，他們絕對可以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這就是“重慶模式”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
這種民族主義真正可怕之處在於它一步步撕裂中國內部脆弱的認同。它看似整合了一部分群體的社會意識，但它的狹隘和排外使得它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對立。族群、地區和階級，都會成為這種民族主義對立的能量來源和爆發出口，只是我們總是試圖掩蓋這一切。
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引起周邊的憂慮和恐慌
在國際層面，這種民族主義也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眾所周知，許多國家曾公開表示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憂慮，甚至令周邊小國感到恐慌。這是由於對外宣傳和外交政策的缺陷，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本身的特點，導致外國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解往往被簡單表述為“自私自利”、“盲目排外”、“倚強凌弱”。
由於這種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是非理性的，因此它悲情和仇恨的一面往往不加選擇地對所有國家都會表現出來。因此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間交流都很容易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甚至裹挾。而這又往往反過來強化對方國家的民族主義。最終導致雙方民眾的尖銳對立。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國際關系學者主張，通過經濟融合改善地區安全環境。他們主張的依據是，經濟相互依存會增加對抗成本，經濟合作會產生一系列積極的外部效應或溢出效應。然而，事實卻是，中國對於許多東亞國家來說是第一大貿易伙伴，但後者卻對中國並不友好。更為深刻的歷史教訓是，一戰可是在歐洲國家之間極高相互依存度的背景下發生的。
雖然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融合不斷加深，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進一步使後者對中國的“國家意圖”抱有更加負面（或者模糊）的看法。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行動，是建立在對後者“意圖”的解讀的基礎上的。一旦周邊國家認為中國是一個排外和自私的民族主義國家，那麼她越強大，對自己肯定越是一個威脅。因此，東南亞國家不得不回歸地緣政治，通過聯合或者邀請其它霸權國家介入以達到均勢的目的。
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中國的民族主義使他們聯想到第三帝國。希特勒曾成功地在德國構建起“雅利安民族”的民族認同。從人種學的角度來說，這種民族劃分是錯誤的，這種民族主義也曾給全世界帶來沉重的災難。更為有趣的是，雖然中國在政治上民族主義色彩濃厚，在經濟上卻主張激進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而西方國家又常常指責中國的經濟政策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重商主義）。
民族主義應該成為一種進步力量
中國必須認識到，“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已經帶來了嚴重後果。雖然這種民族主義為中國官方帶來了一定的好處，並且總體而言仍然是可控的。但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它的確會加深一部分人的內部認同，但被排斥在外的是更大一部分群體。這種民族主義泛濫的最終後果，是這群民族主義者將自己孤立起來。
因此，中國應該將民族主義往良性方向上引導。教育和宣傳可以往強調奮發圖強以建設更美好的國家和世界的角度去努力，而非仇恨教育。與此同時，中國應該建立真正的法治體系，一個國家只有在法治框架內，人們才會成為理性的公民。而真正的法治，必須是所有個人、團體和組織都受到法律的約束。這樣才能避免野心家操縱民族主義，也能使得民族主義受到理性的約束。民族主義，應該成為一種進步力量，即一種自由人以共同信念為同一個偉大目標奮鬥的積極力量。
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應該成為一個烏合之眾的旗幟。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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