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中國國民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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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15日 07:25 AM

最後的中國國民黨人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FT中文網撰稿

本次台灣大選雖然技術上還沒有結果出示，其最深刻的告示早已經廣布天下。自從筆者於1989年聖誕節前夕首次赴台灣觀察選舉戰——當時還只是中級和基層公職人員的激烈競選——以來，就數眼前的這次選舉最沒有看頭。除了結局幾乎沒有懸念，還因為出馬競選者無論是新面孔還是老面孔，都提不出什麼真具新意或創意的執政綱領。

盡管從選情角度來說本次台灣大選看起來最沒勁，但從政治、歷史、價值觀的高度和跨度來說，它卻是涵義深遠且又濃厚的。因為本次台灣大選，不論哪個政黨得票比例相差幾個百分點，乃是現代中國的標本——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整體在政治意義上的“辭世之作”。

四個時代性質大轉折點的前兩個：“一家兩圖”

自從1949年國共內戰在中國大陸上基本結束以來，中國國民黨——本文必須老是使用這個名稱，理由在下面的討論中愈益凸顯和明朗——最高決策者在台灣與大陸的關系上做過無數的事情。在筆者的研習和觀察視野裡，其中有四大轉折點，它們皆具有時代性質的涵義，標示著身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掙扎和夢想。

第一個大轉折點是1960年代的初期。促成這個大轉折點的是1961-1964年期間幾個事件的連鎖效應——在中國大陸深陷於大飢荒的危機時刻，蔣介石不斷要求美國政府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支持他進行反攻大陸的“終極”武裝鬥爭；美國政府越來越不認同這一軍事目標，只願意援助中國國民黨把台灣島內治理得穩定繁榮，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應該以政治而非軍事為主；中國大陸成功試爆了核武器裝置（隨後台灣的核武器研發項目卻被美國政府強行制止）。於是，中國國民黨決策層不得不痛苦地下結論：他們的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夢”只能停留在宣傳上，他們一輩子都得留駐台灣了（參閱Jay

第二個大轉折點是1980年代的中後期。繼承父親擔任了先是事實上隨後也是名義上的台灣最高決策者之後，蔣經國緩慢但堅定地把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執政的法統（legitimacy,也譯為“合法性”或“認受性”）基礎，從“建設台灣、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轉移到“扎根台灣、優先惠及本土”為主，雖然口頭上還不能夠這麼公然的宣稱。

除了人所共知的那些惠及台灣民生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大項目外，蔣經國在黨政人事安排這個關鍵領域裡，越來越把挑選年輕一代的目光投放到台灣本省家庭背景的人身上。這麼做也是出於客觀形勢所逼迫：既然武裝反攻大陸已經越來越不現實，中國國民黨就必須把輸血管道接到本省人才的新鮮血液庫裡。否則，隨著來自中國大陸的那些政界人員的衰老去世，執政黨就無人頂替來干實事挑擔子了。

這麼做合理合情。可是到了疾病纏身的晚年，蔣經國痛苦地發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長期隔絕，已經從台灣民眾的感情認同根部，抽空了兩岸間一脈相承的生命之水。他雖然不再做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夢”，但還是不情願讓兩岸越走越遠，他內心裡至少還保持著“一國兩府”或“一國兩治”的長期政治圖景——兩岸絕對不能變成兩國，而只是一個國家之下的兩個政府在實施治理（參閱沈君山：《浮生後記，一而不統》，其中收錄了沈與當時中國大陸最高決策層的私下會面交談史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3年版）。

於是就有了蔣經國1980年代末辭世之前的雙手太極式的政策：一方面是挑選台灣本省人擔任黨政要職和准備接班，一方面開啟台灣和大陸的民間往來以加強感情連帶，首先是從外省籍老兵回大陸原籍探親起頭。這個雙手政策，把理性和感性揉合一起，是蔣經國最後的遺產。可以這麼說，兩蔣作為父子相繼的中國國民黨最高決策者，達成的是“一家兩圖”的政治變通延續：父親持有的是大中國政治版圖，兒子持有的是台灣為本但中國不可分成兩國的政治版圖。

四大轉折點的後兩個：一反一正

第三個大轉折點是1990年代的中期。繼任蔣經國成為中國國民黨黨政一把手的台灣籍人士李登輝，他一方面積累了多年的怨恨，老是覺得被中國國民黨的上層（多為外省籍）監控和制約，終於熬到翻身解放、大展手腳的時刻了。另一方面，李登輝也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國民黨作為台灣光復後唯一的執政黨，是他在政壇左右大局的強勢坐騎；即便他在感情上討厭它，也決不可以輕易丟棄它。

於是，李登輝采取了一個換酒也換瓶的策略，盡速把中國國民黨完全改換成“台灣國民黨”。他這麼做也非理由不充足，對黨內干部們他可以如此解釋：任何政黨在台灣謀生存發展，依靠的對像必須是台灣的本土勢力，那才是以後政治競爭的基礎源泉，因此國民黨不能老是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立足於全中國”的政黨，而要盡快把自己從裡到外變成“只管台灣、不涉對岸”的政黨。他推出的“台海兩邊兩國論”方程式，就是為了此一大目標。

可是李登輝這麼既換酒也換瓶，得罪了中國國民黨裡的老派勢力，更激怒了台灣海峽對面的執政黨。眼看著自己的方程式難以納入憲法推展下去，李登輝干脆就“鍋裡撒泡尿，大家吃不成——散伙”。憑著他作為黨主席的位置，不遺余力地把中國國民黨從內裡攪得支離破碎，然後甩手走人（參閱《愛憎李登輝——戴國煇與王作榮對話錄》，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年版；戴曾是李登輝的顧問兼老友）。

這接下去就有了第四個轉折點，是2008年至今、馬上閉幕的“一馬當先”時代。假如說李登輝執政期間，是要“一反到底”，力爭把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連根反轉過去，徹底去中國化，馬英九執政期間，則是要“一正到位”，力爭把中國國民黨在李登輝當政期間的去中國化潮流，扭轉勢頭，歸於“中華民國正統”。加之在2008年前的陳水扁亂政鬧得兩岸之間衝撞不休，馬英九要讓台獨趨勢懸崖勒馬。過去八年裡我們看到的諸多政策，從兩岸直航、敞開大陸游客來台大門、降低大陸留學生來台的障礙、高調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直至“習馬會”和兩岸交流專職機構電話熱線開通等，都是這個大棋盤上的落腳棋子。

對於馬英九力推的第四大轉折點，台灣一些團體指責他“賣台”，這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栽贓。僅僅計算一下馬英九執政期間台灣軍備的采購和自制清單，也得不出他出賣台灣的結論。馬所做的，是台灣在確保安全的條件下，積極參與大中華範圍的良性互動互惠。

兩邊不討好的一個政治理想

以上四大轉折點的主政者，並不一樣。兩蔣作為決策者在台灣黨政軍警體系裡是“乾綱獨斷”的獨裁領袖，敢於公然抗衡他們的微乎其微。李登輝雖然在黨內尚不足夠一人決斷，但他作為第一個本省籍的元首，在全台灣社會裡擁有極廣泛的民意基礎。馬英九相對來說，執政基礎在黨內或民間都比不上前三者。可是，馬在推動那些事關兩岸關系的政策時，每每極具爭議，卻異常自信和執著。

也許性格是一個因素，但據筆者長期的觀察，更重要的是自年少時接受的價值觀。馬幾次笑談，他如今“作為馬總統，做了馬同學時就想做的事”。當然，馬不再像蔣介石那一代的中國國民黨人，做著“打回大陸、重建民國”的夢，但馬多次私下裡和公開表達過“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夢。而這個夢盡然使得馬在兩邊都不受認同：大陸官方雖要“統一”，卻拒斥“民主”；台灣主流社會雖要“和平”，卻拒斥“統一”。夾在對岸的強權和本土的強烈民意之間，堅持執政基本路線的馬英九，越到後來越是顯得孤獨和無奈。

結語：中國國民黨1949年撤退到台灣後的四代領導人（是政治意義上的，而非依年齡區分），開幕的第一代以蔣介石為首，做過“反攻大陸、武裝統一中國夢”；閉幕的第四代以馬英九為代表，做過“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夢”。這兩場夢都未做成，皆化為白霧青雲，忽濃忽淡地溶進歷史厚重的積塵裡。眼下，我們這些觀察者目擊著最後的中國國民黨人作為一個整體，正辭別“政治人間”。一百多歲的中國國民黨在寶島上逝去了，它之後，延留下一個地道的台灣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