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麻煩網友們將底下這篇報導，一定要想辦法傳給柯P團隊。就算柯P自己沒有時間看，也一定要向他簡報文章內容。要不然，8年內如何超越新加坡？
另外，作者英文名稱的寫法，哈哈哈，用自己的母語發音寫出的，絕對不是中華國語發音的那套！光這點，新加坡可以走出中華圈，而台北市可能嗎？
既然柯P強調的市政改革是從文化著手，那我們拭目以待看見一個「非中華台北」的台北市吧！
另外，作者英文名稱的寫法，哈哈哈，用自己的母語發音寫出的，絕對不是中華國語發音的那套！光這點，新加坡可以走出中華圈，而台北市可能嗎？
既然柯P強調的市政改革是從文化著手，那我們拭目以待看見一個「非中華台北」的台北市吧！
新加坡需要新願景
經濟增長並不是衡量社會成功與否的唯一指標。
CHEE SOON JUAN
新加坡獨立以來的50年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這個島國的人均GDP達到55,000美元，按照這個標準，它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然而已經取得的成就並沒有讓新加坡人感到驕傲，以社會和諧和幸福指數衡量，現狀還遠不能讓新加坡人感到滿意。
拋開這些數字，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似乎給生活的某些無法準確衡量、但絕非無足輕重的方面帶來了一場浩劫，這些方面包括：自由、同情心和平等。新加坡人對目前制度的不滿與這些價值觀的滑坡有很大關係。
在雷根-撒切爾(Reagan-Thatcher)新自由主義經濟時代開始前，新加坡就已採取了以市場為導向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甚至價值觀和社會生活也被金錢化了。20世紀70年代，當政府希望降低出生率時，它付款讓婦女去做輸卵管結紮。當政府改變了立場希望提升出生率時，它利用稅收優惠鼓勵夫婦多生孩子。當政府希望孩子們養成堅強的性格時，它用現金對這種特質予以嘉獎。
有些事情是不應該用金錢去驅動的，尤其是在一些涉及社會價值觀的情形下，這樣做會引發有害的後果。市民會放棄自己的道德責任，將決定權交給由少數精英設定的市場規則。
我們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應該如何追逐財富，更重要的是，追逐財富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需要提出哲學家、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提出的那個非常尖銳的問題：為市場機制放棄價值觀時我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不幸的是，如果沒有民主，新加坡人就無法就國家未來的方向進行一場全國性的辯論。有關政治自由以及人民權利的討論都受到了政府的打壓，政府威脅稱民主會拖纍GDP增長。
但新加坡有被落在後面的危險。對各國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球正明顯轉向更加民主的治理形態。許多這樣的政治過渡帶來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繁榮。一個社會要保持與全球的聯系，就必須適應變化。新加坡也不例外。
新加坡需要另一個願景，一個完全能將新加坡帶入下一個發展階段的願景：私營中小企業要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不是國有企業集團；薪酬結構應確保工資較低者的實際收入不會縮水，即便是在億萬富翁數量上升的情況下；老年人應無需為維持生計而從事卑微的工作；必須確保媒體不受國家控制；最重要的是，需要改革政治制度，以便能進行真正自由而公平的選舉，使新加坡的政治自由得到尊重。
新加坡正處於十字路口。這個國家如何向前發展將取決於人民和國家領導人今天做出的選擇。掌權者在制度中設立的激勵機制將決定新加坡是會向前發展，還是陷入停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加坡人具備質疑權威的能力，打造一個容納集體理性和辯論的環境是至關重要的。
遺憾的是，在我們生活的國家，威權制度指引下的市場價值壓倒了民主程序指引下的道德價值。其中的危險在於，我們被想要的東西所蒙蔽，忽視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歸根結底，一個國家是否成功不是由GDP的規模來衡量的，而要看它解放了多少人的思想，給多少年輕人以希望，為多少窮人賦能。這才是真正重要的財富，也是新加坡必須積累的財富。
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就新加坡的未來進行真正的對話。新加坡的的確確需要一個大膽的新願景。
（本文作者徐順全(CHEE SOON JUAN)為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
拋開這些數字，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似乎給生活的某些無法準確衡量、但絕非無足輕重的方面帶來了一場浩劫，這些方面包括：自由、同情心和平等。新加坡人對目前制度的不滿與這些價值觀的滑坡有很大關係。
在雷根-撒切爾(Reagan-Thatcher)新自由主義經濟時代開始前，新加坡就已採取了以市場為導向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甚至價值觀和社會生活也被金錢化了。20世紀70年代，當政府希望降低出生率時，它付款讓婦女去做輸卵管結紮。當政府改變了立場希望提升出生率時，它利用稅收優惠鼓勵夫婦多生孩子。當政府希望孩子們養成堅強的性格時，它用現金對這種特質予以嘉獎。
有些事情是不應該用金錢去驅動的，尤其是在一些涉及社會價值觀的情形下，這樣做會引發有害的後果。市民會放棄自己的道德責任，將決定權交給由少數精英設定的市場規則。
我們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應該如何追逐財富，更重要的是，追逐財富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需要提出哲學家、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提出的那個非常尖銳的問題：為市場機制放棄價值觀時我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不幸的是，如果沒有民主，新加坡人就無法就國家未來的方向進行一場全國性的辯論。有關政治自由以及人民權利的討論都受到了政府的打壓，政府威脅稱民主會拖纍GDP增長。
但新加坡有被落在後面的危險。對各國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球正明顯轉向更加民主的治理形態。許多這樣的政治過渡帶來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繁榮。一個社會要保持與全球的聯系，就必須適應變化。新加坡也不例外。
新加坡需要另一個願景，一個完全能將新加坡帶入下一個發展階段的願景：私營中小企業要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不是國有企業集團；薪酬結構應確保工資較低者的實際收入不會縮水，即便是在億萬富翁數量上升的情況下；老年人應無需為維持生計而從事卑微的工作；必須確保媒體不受國家控制；最重要的是，需要改革政治制度，以便能進行真正自由而公平的選舉，使新加坡的政治自由得到尊重。
新加坡正處於十字路口。這個國家如何向前發展將取決於人民和國家領導人今天做出的選擇。掌權者在制度中設立的激勵機制將決定新加坡是會向前發展，還是陷入停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加坡人具備質疑權威的能力，打造一個容納集體理性和辯論的環境是至關重要的。
遺憾的是，在我們生活的國家，威權制度指引下的市場價值壓倒了民主程序指引下的道德價值。其中的危險在於，我們被想要的東西所蒙蔽，忽視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歸根結底，一個國家是否成功不是由GDP的規模來衡量的，而要看它解放了多少人的思想，給多少年輕人以希望，為多少窮人賦能。這才是真正重要的財富，也是新加坡必須積累的財富。
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就新加坡的未來進行真正的對話。新加坡的的確確需要一個大膽的新願景。
（本文作者徐順全(CHEE SOON JUAN)為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
His arguments are contradictive: "在雷根-撒切爾(Reagan-Thatcher)新自由主義經濟時代開始前，新加坡就已採取了以市場為導向的體制." vs. "私營中小企業要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不是國有企業集團." How can a liberal market be dominated by governmental companies? Singapore with its high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left. If the author's dream comes true, an economy driven by private companies, poor people would be suffered more from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s. For example, regarding its population and land size, how come private real estate companies provide more affordable prices of accommodation to low income people than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回覆刪除我們有不完全版的民主自由，卻沒有廉能政府。自由的土地卻不能成為創業的沃土，公平的機會。
回覆刪除他們有更殘缺的民主自由，政府的廉能效率贏過我們太多。
KMT的宣傳是要縮減普通群眾的自由換取政府廉能與經濟成長；
柯氏的目標是要拿我們的全民參與超越新加坡。
這已經是根本上的不同，新加坡沒那麼好，但也不要一聽到新加坡就戒慎恐懼，我覺得如果在公正的司法下，鞭刑可以部分取代死刑或特定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