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的上海方舟

（Ajin 開口）

看完底下報導，不得不讓人聯想季新吉學派所倡導的傾中國際，甚至變成是影響華府從1972以後西太平洋政策的主軸，與報導內容的背景是有深沈關連的！
然而，淒慘的是把台澎的命運推進去再被出賣的苦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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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0日 06:31 AM

猶太人的上海方舟

英國《金融時報》 帕提•沃德米爾 上海報導

隨著猶太曆5774年新年的到來，上海的猶太社區和全世界所有猶太社區一樣，聚在猶太會堂裏吟唱猶太新年禱文。這座會堂是為紀念世界上最古老宗教之一的猶太教而修建的。與其他地方的猶太會堂唯一不同的是，這座會堂歸政府所有，猶太人何時可以在裏面舉行宗教活動由共產黨說了算（這意味著頻度不會很高）。

拉結會堂(Ohel Rachel)坐落在一座綠意盎然的院子裏。院門外標牌寫著：“上海市綠化委員會”。但值得慶倖的是，沒有跡象顯示，在不舉行猶太教慶祝活動的時候，這裏被用來存放農用設備。但因受到會堂實際擁有者——上海市教育局的限制，會堂一年中對信眾開放的天數屈指可數。在開放日以外的其他時候，公眾和信眾都無法進入這座上海保存最完好的猶太教標誌性會堂。

但別擔心，這種安排並非有意針對猶太人。事實上，與其說中國反猶，不如說中國反宗教。在中國，基督徒的日子難過得多。

事實上，專門研究和宣傳在上海的猶太人生活的德維爾•巴爾-賈勒(Dvir Bar-Gal)稱，在華猶太人令人矚目地幾乎沒有遭遇反猶活動。巴爾-賈勒的工作之一，是搜尋文革以來流散至民間的猶太人墓碑，這些墓碑被一些農民挖去，用作家裏的門檻或洗衣板。

巴爾-賈勒在他的“一日遊”活動中，領著我們穿行于當年猶太人在上海經常活動的街道，一邊告訴我們：“這裏沒有反猶主義——這兒一切都是生意。”他的路線既包括上海外灘（Shanghai Bund，由巴格達猶太人(Baghdadi Jews)在上世紀初建造）邊的一些著名建築，也包括當年的猶太人聚居區。

巴爾-賈勒為我們講述上海的故事。在那場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上海是猶太人最後的避難所。他說：“任何其他城市拯救的猶太人都沒有上海多。”當其他國家對猶太人關上大門的時候，只有上海（當時已在日本控制下）不要求猶太人提供入境簽證，也不限制猶太人入境總人數。當時，為逃離納粹控制下的歐洲，總計有逾兩萬猶太人來到了上海。

即便如此，猶太人在上海也並非高枕無憂。在蓋世太保的敦促下，日軍開始把來自淪陷國的猶太人限制于上海市虹口區的一個聚居區，讓他們與10萬名中國鄰居擠在一起。區域內的猶太人有十分之一未能活著看到戰爭結束，但這不怪為他們提供容身之地的上海。他們要麼死於疾病（被緊鄰的上海鄰居們傳染），要麼死於自殺（因為無法繼續忍受貧困與饑餓）。但上海沒有集中營，也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清洗猶太人活動。在這段有關人權的歷史章節中，中國罕有地站在了正義的一邊。

巴爾-賈勒帶我們來到當年上海猶太區裏的一條巷子。那條巷子窄得幾乎無法容納兩個人在裏面並排行走，兩旁的房屋光線昏暗、陰冷潮濕、簡陋至極，卻仍容納了好幾戶家庭。自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政權、猶太人搬離以來，這些房屋一直大體維持著原貌。

巴爾-賈勒說，如今在上海安家的猶太人大約有5000至6000人。因此，在上月的猶太新年時，有幾百名猶太人選擇在拉結會堂慶祝節日。拉結會堂建於1920年，建造者是巴格達猶太人大亨雅各•沙遜(Jacob Sassoon)，他用自己妻子的名字命名了這個會堂。

在猶太曆5774年新年前夕，朗達•萊文(Rhonda Levin)就在拉結會堂，坐在專門的女賓席。在巨大的會堂中央，擺著一排人造綠葉植物，將男賓席和女賓席分隔開。在儀式後的晚餐上，萊文一邊吃著蜜汁蘋果和其他猶太傳統食品，一邊表達她對猶太人與中國人關係的理解——同樣的見解我在那天晚上聽過許多次。

自稱目前“在這裏參加一個貿易展會”的萊文說：“我覺得，中國人跟猶太人很像，都勤勞肯幹，有經商頭腦，家庭觀念重。”桌上另外一人提到，中國人和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比例也高於各民族平均水準。這些對猶太人的程式化認識正是某些人反猶的理由，但在中國，這些特點都被視為優點。

最終，無論如何，中國很重視猶太人，猶太人也很重視中國。而如今既然中國已經發現，“在上海的猶太人”（以及挽救了許多猶太人的中國人）是個不錯的噱頭，能夠讓遊客大掏腰包，兩個民族的這種相互欣賞，看上去很有可能會持續到猶太曆5775年，並一直持續下去。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