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偉：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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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偉：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

儲百亮 2015年03月17日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也是美國最著名的當代中國問題專家之一。他在中國也頗有名氣。中國翻譯並出版過他的著作，官方媒體也援引過他的觀點。《人民日報》海外版還介紹過他；今年1月，在中國外交部下屬的外交學院，研究人員把他列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的第二位，僅次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戴維·M·蘭普頓(David M. Lampton)。沈大偉教授最近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的一篇文章引發了激烈辯論，這篇文章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共產黨可能遭遇的覆滅「也許會是漫長、混亂、暴力的」。有些專家贊同他的觀點，即在中國那有序而繁榮的面具下，掩蓋着執政黨面臨的重大風險。也有人認為，與沈大偉的看法相比，中共在政治和經濟上更為堅挺。在本次採訪中，沈大偉回答了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問題：

問：幾年前，你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書，強調了中國通過學習和適應，有潛力去克服或遏制其問題，比如腐敗和受到削弱的權威等等。對於中共繼續掌權的長期前景，你做出的最新評估顯得黯淡了許多。是什麼讓你改變了看法？

答：我那本關於共產黨的書完成於2007年，在2008年出版。出版年份很重要。正如你所說，當時我重點對中共採取的一些「調適」措施進行了分析，中共採用這些措施來實現合法化、重新制度化，並進行自救。我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調適的原因——這主要是中國研究蘇聯和其他列寧主義國家的崩潰的結果，而且也因為我研究的那段期間，中國最高領導層有人推動這些措施，特別是主席和黨總書記江澤民，以及他的盟友、副主席曾慶紅，他們研究蘇聯倒台教訓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中共必須採取有所改變的積極領導方式。

所以，這本書側重在中共當時進行的「調適」上。但別忘了書名中的另一個詞：「收縮」。這個詞很重要，我當時說，一黨列寧主義國家和其他獨裁國家都會在後期出現收縮狀態，這是正常的、自然的，一向如此，現在我也仍然這樣認為。而問題是：列寧主義政黨要採取怎樣的措施來應對收縮，延緩不可避免的衰落？基本而言，他們可以採取被動和防禦性的做法——進行壓迫式的統治——也可以採取主動和動態的方式執政，以開放的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從大約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後一種方式。但我認為，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

你可以非常精確地說出逆轉的時——2009年9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結束第二天。這個會議的主題是「黨的建設」，它做出了非常進步的「決定」，基本上就是把曾慶紅和黨過去8年採取的所有措施納入制度。當時我住在北京，在看到這次會議的報道時，我心想，「太棒了！」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在前一年的春夏，西藏和新疆爆發騷亂期間，中共實際上已經變得非常緊張。所以，我猜測，這個會議的文件是前幾年改革工作的某種總結，必須發佈出來，因為它的籌備工作已經進行了近一年，而且對中共而言，要改弦易轍，轉向嚴厲的壓迫式統治，並放棄積極的政治改革，這樣的事情畢竟難以宣諸於口。但事實就是這樣的。

對於他們改弦易轍的原因，我的看法基本上是這樣：黨總書記胡錦濤不必再應付曾慶紅了，而一些強大的、可以在控制過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機構聚到一起——宣傳部門、國內安全部門，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國有企業，我稱他們為「鐵四角」——說服了胡錦濤，如果不進行嚴厲打壓，並且在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會失去控制權。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不過在中國政界，用官僚因素來進行解釋通常是很重要的。這裡面還關係到巨額資金，由於採取壓制措施，這些官僚機構的預算都出現激增。

因此，對於中國和中共的統治戰略和戰術，我的看法發生了轉變——這純粹是因為中國和中共發生了轉變！關注中國的觀察家們都不會堅持那些已經失去實證基礎的論點。其實在過去五年中，我一直在就這個變化公開發言、教學、發表文章。如果中共能回到曾慶紅式的政治體制改革上，我會是第一個鼓掌的人。中共不是沒有選擇。打壓可能是它的「默認模式」，但這不是唯一選擇。它還可以採取開放姿態，主動管控政治變革。

誠然，如果他們嘗試那麼做，也仍然不能保證能夠控制這個過程，改革可能會導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們無論如何都會下台，就像蘇聯那樣。因此，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一種進退維谷的局面。他們要麼通過壓制來自取滅亡，要麼採取開放姿態，但這樣也可能導致自己的覆滅。

但事情不是這麼簡單。也就是說，即使他們放鬆了壓制，也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中共。經濟和社會已經發生了大出血，到了他們可能無法扭轉或阻止的地步。而這也就是精英大批離開，經濟中的系統性陷阱出現的時候。我認為，導致公眾對這個政權不滿的其他因素還包括，社會高度不平等、公共物品供給不足、污染無處不在，以及工資隨着經濟增長放緩而停滯不前。所以我認為中國共產党進入了「最後階段」。但是和《華爾街日報》那篇文章吸引眼球的標題相比，我對於中共收縮、衰落的這個漫長過程的看法，要更加細膩微妙一些。

問：2012年成為中共領導人以來，習近平有什麼方面最出乎你的意料？當時，你曾判斷他很可能因為競爭對手和黨內元老的影響而受到束縛。這一點似乎並未成真，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

答：實際上，在大多數方面，習近平並沒有讓我感到驚訝。十八大的時候，我是少數幾個撰文指出以下觀點的觀察者之一：我們不應該指望習近平展開改革，而且2009年以來我們看到的情況，也很可能會愈演愈烈。

我想，事實正在證明我當時的判斷基本準確。不過，習近平的確有一個方面出乎了我的預料，那就是他鞏固自身作為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權力的速度。與多數觀察中國的人士預計的一樣，我本來認為會有一個兩到三年的緩慢的權力鞏固過程。真實情況顯然與之不符。然而，就像我在《華爾街日報》文章中寫到的那樣，我們不應該混淆習近平個人權力的鞏固與黨的總體生命力，甚或是混淆這種鞏固與他個人對權力的掌控。在我看來，這兩者都相當脆弱。

問：你提出，習近平決心不去重蹈戈爾巴喬夫的覆轍，但他還是可能最後產生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效果。可以解釋一下其中的理由嗎？在我們的觀念里，戈爾巴喬夫是一位較為開明的領導人，不管怎麼說，他開闢了政治鬆綁的道路，而習近平似乎很反對這樣做。那麼，這兩位領導人的命運可能會發生怎樣的重合呢？

答：我的文章里在這方面的看法相當地簡單：習近平之所以對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改革深惡痛絕，而且毫無興趣進行類似的改革，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措施會導致黨和國家的崩潰。我的看法是，通過抵制政治改革及大力進行嚴厲的壓制活動，他或許會得到同樣的結果。我認為，壓制正在讓本已出現問題的體系嚴重承壓，很可能會加速它的崩潰。正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將習近平拿來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比照。兩人殊途同歸。

問：當評價中共對民眾及黨內上下的掌控在不斷減弱的時候，你寫到了自己的一次參會經歷。會議無聊至極，而體制內學者似乎跟你一樣厭倦。不過，在胡錦濤執政時期，他們肯定也這麼機械吧？黨正在傳播一些較為宏大的概念，尤其是在習近平治下，它們難道不會對許多人產生某種向心力嗎？比如，黨宣稱，只有自己才能給中國帶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進而讓國家變得繁榮富強。

答：我在文章結尾說的是：「未來，中國觀察人士應該關注這個政權實施控制的工具和那些被指派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們……我們應該拭目以待，有一天，這個政權的宣傳機構和內部安全機器在執行中國共產黨的命令時開始鬆懈——或者他們開始認同異見人士。」

我說的是未來這個政權的執行機構在執行命令時變得鬆懈的可能性。我並不是說宣傳機構、媒體、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監控人員以及公共和國家安全機構現在已經如此。迄今為止，這些執行機構沒有表現出鬆懈或公民不服從的跡象。

你指的似乎是我對體制內「知識分子」的看法，以及他們「機械人」般的行為——我同意你的這個說法——是否比胡錦濤統治時期更加明顯。是的，我認為確實如此，而且自從習近平上台並於2013年夏天發起群眾路線活動以來，在更加因循守舊的方向上發生了一次質變。

我每年參加好幾次這樣的會議——2014年參加了五次，其中三次是中央黨機關主辦——多年來也一直如此，這對我觀察中共「知識分子」和幹部長期的行為變化特別有利。我從2009年到2010年都住在中國。除了「民族復興」的說法，我不認為習近平的口號，以及你所說的「更為宏大的概念」，引起了全體民眾的共鳴。在中國與我交流過的人里，根本沒人被宣傳系統提出的大量口號所「鼓舞」，雖然許多口號據稱來自習近平本人。

民族振興的敘事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我要提醒你，自清代以來，幾乎每一位中國領導人——李鴻章、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直到習近平——都強調了這個文化基因。因此，這並不是習近平特有的。重新強大起來，在世界上獲得尊重，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人的最強烈的渴望。

人們似乎還非常反感圍繞習近平建立的越來越嚴重的個人崇拜，以及他對集體決策和協商一致的慣例的打破。自從毛澤東時代完結以來，中國的領導人一直努力建立和維護這種慣例。

問：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針對異見人士、獨立公民組織以及大膽前沖的新聞媒體發起了強大的攻勢，你也寫到了這一點。你為什麼覺得這最終會讓中國共產黨自食其果？目前來看，政府似乎消滅了許多潛在的批評或反對聲音的來源，也沒有引發什麼嚴重後果。你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改變嗎？

答：請看我之前的回復，我提到了打壓行動對體製造成的壓力，以及密切關注這些領域打壓行動的執行機構的必要性。如果——我是說如果——他們的行動開始鬆懈，中共的體制就會迅速瓦解。但就目前來看，就像你一樣，我發現我所說的「打壓機構」相當強大，有效地開展工作。這對中國來說並非幸事，但現實就是如此。

問：如果中共選擇一條政治自由化的道路，結果可能會怎樣？你說這是習近平避免垮台的最大希望，而且他可以恢復對更大的參與度和開放度的嘗試，就像江澤民甚至胡錦濤執政時那樣。但中共領導人似乎確信，政治自由化會激發一些社會需求和壓力，讓自己走向滅亡。所以說，如果實施政治自由化，他們註定在劫難逃嗎，而如果不實施政治自由化，是否也是同樣的結局？

答：回顧一下中共2000年到2008年在做些什麼。可以想像，中共可以帶領中國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強政治開放和改革，同時不會失去控制和權力。根據我對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的了解，我認為與他們現在正在實施的默認的打壓選項相比，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好得多的選擇，雖然這一點也並不確定。因此，我希望這種情況會發生。

但實際上，我非常懷疑它能否實現，原因是習近平、劉雲山——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中共領導人——以及其他領導人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式。不過，我要指出，自從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政治經歷了一系列開放和封閉的循環（中國人常說的放和收）。正常情況下，開放階段會持續五到六年，封閉階段會持續兩到三年。我們目前在一個「封閉」階段的第七年。樂觀人士會說，我們早就應該迎來一個開放期了！我想要保持樂觀，但遺憾的是，我的分析判斷卻讓人難以樂觀。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peiminxin-20150318/2685472.html

裴敏欣評沈大偉文章及美對華“共識”

燕青 19.03.2015 00:54

華盛頓—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簡稱GW）的中國問題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表述了他對中國、尤其是中共前景的看法。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沈大偉之所以將“中國共產黨統治結束的大戲已經開演”這樣的觀點公之於眾，是因為美國的政界和學術界，已經對中國以及中共的前景達成了共識。

美國究竟是否這樣的共識？出生於中國的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者裴敏欣就此對美國之音談了他的看法。裴敏欣目前在美國加州克萊爾蒙特·麥克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擔任政治學教授兼該校國際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對中國看法變化中

問：您認為美國政界和學術界有沒有這種共識？

答：我想這種共識並不存在；因為在美國的中國學界，對中國的總體的判斷，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像沈大偉這樣的文章出來，有人會贊同，有人會提出各種各樣的疑問；所以這種共識可能是一種虛幻的假像。

但是我必須指出，美國的學界對中國走向是否看好、還是不看好，在這個問題上，最近出現了一系列很重要的變化，特別是在薄熙來事件之後，在美國的中國學界對中國的看法起了很大的變化——對中國看好的人，開始比較少了，對中國的前景比較悲觀的人，開始多了。但是所謂大部分人對中國看法的“共識”，那是不存在的。

問：為什麼薄熙來事件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答：最主要的是薄熙來事件披露了中國高層內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

在毛澤東時代，這種政治鬥爭使共產黨遭受了很大的打擊；在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國的高層一直是十分努力企圖在高層保持團結，但是薄熙來事件說明中共在毛澤東時代之後的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最近習近平做的一系列的反腐的事情，他的反腐運動進一步揭示了中共內部的團結可以說是十分脆弱的。可以說中國、中共高層內部的團結已經不存在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前景就使人十分擔憂。

中共倒台還是轉型

問：中共倒台、或者是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中國朝著民主化轉型，不正是外部世界和中國內部民眾都想要看到的麼？

答：有許多人希望中共、中國能夠和平民主轉型，但這其中一定要有一個修正：人家並不是說希望中共倒台——倒台你要有一個定義； 一種是被革命運動推翻，一種是自我改造，平安退出歷史舞台，這是有根本區別的。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中國能夠進行和平民主轉型，而並不是像阿拉伯之春這種經過十分動蕩的革命運動來實現的民主轉型，因為前者的民主轉型是比較有希望的，而後者的民主轉型風險很大，弄不好又會出現軍人統治，甚至是短期的政治混亂。

人家提起中國的民主前景，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共采取像台灣、甚至南韓、墨西哥這一類從專制到民主的平安轉型，就是精英自己主導下的和平轉型，而並不是經過暴力、或者是群眾運動的(更為動蕩的)轉型。

問：你說的“人家”指的是……？

答：美國國內對中國比較關注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界精英。

中共“精英”心態

問：中共內部對這一點是否真正了解？

答：共產黨裡面有許多“精英”根本就不想轉型，因為在中國，控制了政治權力，俗話說，就可以“發大財”，就可以掌控許多經濟資源，那種政治權力他怎麼可能放棄呢？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進行和平的民主轉型。（這些人）為了要向中國老百姓有一個交代，往往會說“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對外的官方說法就是“西方希望中國亂、希望中國分裂”，而實際上，西方真正有腦袋的人根本就不希望中國亂、根本就不希望中國分裂。因為中國分裂和亂，對整個世界是有很大的負面衝擊的，而西方是不想看到這種局面的。

但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同時也知道，中共現在是一個沒有合法性執政基礎的政權，它的長期的穩定和持久性都是不可能的。

中國現在基本上是靠兩個手段來執政。一個是靠暴力、靠鎮壓，所謂“維穩”；一個是靠經濟發展，來向人民顯示中共是一個執政有效的政權。

第一個手段代價很大，第二個手段不可持續，因為經濟上的表現一時好，一時壞，長期下去，這種政權它必須面對自己合法性缺失這麼一個問題。

問：習近平屬於哪一類精英？

答：習近平目前的政策顯示，他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強勢的政治手段來使共產黨的執政能夠長期保持下去。他是屬於這種“要使共產黨的紅色江山永保萬代”這樣的精英。

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項目主任沈大偉(美國之音鐘辰芳拍攝)

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項目主任沈大偉(美國之音鐘辰芳拍攝)

中共政權的壽限

問：沈大偉的那篇文章，最終要說的是什麼？

答：他說的就是習近平的這種努力最終是要失敗的，而且中國現在已經出現系統性的不穩的預兆，就是從各種矛盾——社會矛盾、民族矛盾、經濟矛盾、精英之間的矛盾、甚至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都體現出中國現在，或者說是在今後5到15年之內，會面臨很大很大的危機。

問：你同意沈大偉文章中的觀點嗎？

答：他講的都是事實，中國出現這些矛盾是無可爭議的， 唯一不能判斷的，就是這些矛盾是否能夠導致中國的政權更替、是否會導致共產黨下台，以及通過什麼方式下台，這是沒法判斷的。因為這麼一個充滿矛盾、充滿內部不穩定因素的政權，有時候只可以持續幾年，但是有時候也可能持續很久。這是一個很難確定的問題。

這方面我個人認為，根據比較歷史、以及我們對專制國家轉型的了解，中國今後10到15年是一個共產黨政權的高危期、即危險程度（系數）很高的這麼一個時期。因為一黨專制一般壽命都不超過75年左右，而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是65年左右了。而且，在人均收入一到1萬5千美元這種情況下，保持專制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在歷史上沒有先例，除非你是一個產油國。所以從歷史來看，今後10到15年，中國出現政權更替的可能並不是沒有，而且相對比較高。

（裴敏欣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80年代中期來美後先是到匹茲堡大學研讀寫作，之後獲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一度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政治學，並長期出任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目前除在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以外，還兼任另外一個智庫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高級研究員。裴敏欣著有兩本政治學書籍：1994年出版的《從改良到革命：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體制的終結》（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06年出版的《中國掉入陷阱的轉型：專制發展政權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