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存在四重緊張關係
【編者按】：經過複雜的2013年，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對2014年有何期許，對中國的改革又如何去看？在1月10日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新年期許》論壇上，許章潤 教授表示，2014年，應注意中國社會存在的四重緊張關係。本文系作者《新年期許》論壇上的發言，經作者本人審閱授權FT中文網全文刊發。
連續三年參加天則的“新年期許”。每年此刻，幾度期許，幾度悽惶。說“幾度期許”，是因為信心和希望尤在，則願心願景依舊，癡心不改。而現實總是不如人意，可見轉型跌宕，每多磨礪，需于長程謀劃，故而“幾度悽惶”。
今天把脈，2014年將會如何？可見的未來改革前景可能怎樣？在我體察，不論最後實際結果如何，也許均與當下中國依然存在著的四重緊張關係脫不了干係。
第一重緊張關係，大家已經議論頗多。就是此刻的中國，一個高度空前的市場化改革方案與高度的政治集權方案，同時出現。如果說此次“三中全會”有何新意的話，可能就是賦予“市場”以基礎性與決定性作用，以致經濟學家們普遍歡欣鼓舞。
但是，與此同時，某種普京式的威權主義登場，所謂的“新權威主義”再度燃情，可能造就一種高度政治集權，怕是我們更應關注且憂慮之所在。可能當權者認為，改革走到關口，必須令行禁止，解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頑症，一個強大的集權是必要的。
但是，以“中國問題”之複雜，轉型之千頭萬緒，欲恃普京式的威權體制包攬一切來推導改革，是否真能恪盡所願，說實話，在下頗懷疑慮。實際上，過往三十年改革開放之頗有成效，關鍵之一，就在於容忍地方的積極性與創新精神。只要不脫憲政框架，在一個統一的中國主權範圍內生息，幹就是了。而且，在此種緊張的深層，隱含的是“毛體鄧用”式的理路。
換言之，鄧式全力發展經濟、有限放開社會，但卻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毫不退步的路線，其所造成並暴露出來的體制性內在巨大緊張，不僅在此未曾有所克服，實際上於今加劇了。照此走下去，一路緊繃，愈繃愈緊，總不是個事。到那時，要麼虎頭蛇尾，要麼以爆炸性方式解脫。但不論是哪種結果，皆非所願則一。因而，在肯認市場經濟的“決定性”的同時，逐步放開思想市場和政治市場，三個市場同時建設，以緩解並終將紓解緊張，才是不二選擇。
第二，當下中國，党國一體與黨政一體推導下的吏治，雷厲風行，卻與三十年來以法制建設來提升國家治理體系，最終形成“法治中國”這一主張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運動式的整風，依賴強人的鐵腕，可見效于一時，但如此行事本身可能就是在破壞規則，恰與制度建設上的法權主義整體追求自相矛盾。
我們看到，最近半年來，清“四風”，娛樂業簫條，飯店鞍馬零落，官員們不敢大吃大喝了，大家看在眼裏，贊在口上，喜在心裏。可是，明年此刻，也許又會出現賓客滿堂生意興隆的情景。蓋因整風總是一陣風，風頭過了，卻無制度遺產，終究會反彈。倘若明年此刻還能維持今年的局面，乃至以後年年如此，可以說“整風”有成效，皆大歡喜。但在我看來，也許未必如此。
人欲是控制不住的，靠強權的控制也維持不住，因為強權本身就是一種私欲。只能靠制度，以及，以文明涵養來逐漸化育。說到底，富強、民主與文明，是百多年來轉型中國的主流歷史意識和主流政治意志，就在於若無文明立國以為骨幹，終究只見繁華，不見精神，脆弱得很。將“自由立國”與“文明立國”合而為一，才能造就一個現代中國。
第三，目前基本的治道還是“以民生打發政治，以治安對付政治”，外加以行政吸納政治，以政制反制政治。換言之，僅就前兩專案來看，大眾政治訴求煥然，要求循沿法權主義程式排遣，而現實政治既不願、也不能提供這樣的程式，於是，將它們歸結為“民生問題”，結果出現了“以民生打發政治”這一治道安排。例如，從今年1月1日 開始，退休人員養老保險提高了10%，全民歡呼。昨晚接到老家電話，據說不少老人家奔相走告，絮叨一定要多活幾年。為什麼？因為錢多了，尊嚴仿佛水漲船高，捨不得，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也。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我還是要說，這是典型的低人權情境下，以有限提升民生福利來轉移政治關注，而終將政治打發掉的行政措置，近期有效，長期無效。為什麼，因為福利和民生需求，是無底洞，永遠不會饜足的。
至於打擊“大V”以及對於自由派和市場力量的打壓，表現的是“以治安對付政治”這一脈理路，說明的還是不曾、不願開放思想市場和政治市場，導致兩相抵牾，有以然哉。
而無論是“以民生打發政治”還是“以治安對付政治”，暴露的問題就是，公共權力的正當性來源沒有解決，則一切懸吊吊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凡此提法飽含善意，但是根本問題未曾觸及，那就是“權為民所賦”無著落。
換言之，“主權在民”這一根本政治正當性如何落實為展現選舉權的人民賦權方式，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則權力一天不得安生。其結果就是，中國有強大的政府，但卻無穩定的政權，而時刻需要維穩，使得政權時刻處在權力正當性的恐懼當中。本來，以經由選舉而賦權的“政府的週期合法性”，展現和換得“政權的永久正當性”，是大眾民主時代最為精闢的治道，其基本的預設則是：這國家是人民的，主權在民，而非私人的天下。在此不願鬆口輸誠，卻抱定“永葆紅色江山”云云，則一切沒法談！
第四，由此造成的中國當下“法理上的最高權力”和“實際上的最高權力”兩相背離。我們知道，根據中國憲法及其基本政治制度，法理上的最高權力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權力總部在人民大會堂。而實際上的最高權力則在七人寡頭政治，在中南海。由此造成“中南海”和“大會堂”一實一虛，一高一低的現象。這個問題來自於上一個問題，同樣是一天不解決，則一天政權的政治正當性無著落。
自1978年12月啟動“第三波改革開放”至今，轉眼35年飛逝，而這一波改革開放的勢能和願力，基本耗盡，亟需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此時此際，瞻望未來，我的新年期許是，儘快啟動“第四波改革開放”，其重心在於落實“權為民所賦”，解決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問題。此次三中全會“決定”，給我們提供了“謹慎樂觀”的文本依據，仿佛有開啟“第四波改革開放”的架勢，就看執行力如何了。果真照此走下去，善哉！
問題在於，執行力愈強，則上述“毛體鄧用”模式的內在緊張愈顯，怕是一繃緊了，就會回頭的。這是大家都不願看到的，卻又是它的內在理路所決定了的。當然，“權為民所賦”的政制和法制落實，乃至於“人民出場”式的落地願景，屬於遠景，十年之內恐無希望。但前景在此，終究要解決才是。不說不快，但願彼此好自為之，則生民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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