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財富與人類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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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財富與人類幸福

丹尼爾·科恩 2015年02月13日

經濟增長是當代世界的最高信條，緩解衝突之痛的靈丹妙藥，是對無限進步的美好承諾。我們總是擔心無法得償所願，而它就是解決這種擔心的答案。不過，至少在西方，增長模式如今就像普魯斯特筆下的阿爾貝蒂娜·西莫內(Albertine Simonet)那樣捉摸不定：來了又去，蕭條過後是繁榮，繁榮過後又是蕭條，而那種穩定、包容而持久增長的理想世界卻漸行漸遠。

在美國，80%的人口在過去30年里沒有享受到購買力的提高。在法國，人均年增長從上世紀70年代的3%逐年下滑到2013年的負數。在此期間，政界被經濟停滯搞得狼狽不堪，而這樣的躑躅不前又為形形色色的民粹分子大開方便之門。在瘋狂尋找替罪羊的過程中，西方卻迴避了最關鍵的問題：假如我們對永無止境的經濟增長的追求已成為夸父逐日之舉，又該怎麼辦？我們能找到替代這一體系的合適東西嗎？還是會跌入絕望的深淵，暴力纏身？

在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初，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撰文警告對時局的誤判。在他的著名文章《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他宣稱，空前繁榮的時代指日可待，世界的「經濟問題」將不日得到解決——就像，在頭一個世紀里，技術革新的浪潮帶來了強勁增長與糧食安全。他認為，為了充分挖掘經濟增長模型的潛力，全世界必須擯棄代表着之前悲慘世代的那種已然過時的貪婪與恐懼。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必須學會享受生活——最重要是學會消費，無拘無束，不懼明天。到最後，凱恩斯相信，我們可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藝術、文化與宗教活動中，然後每天僅僅工作三小時。

遺憾的是，在今天這個歷史節點上，這類形而上的追求尚未成為全世界的取向；我們仍然活在對貧困、不公與失業的恐懼之中。對物質財富的不懈追求依舊是我們的首要目標，儘管我們西方人實際上已比上世紀30年代富裕六倍。於是，我們不得不說，經濟學巨匠凱恩斯出了錯：財富的大規模累積，完全未能滿足或馴服我們對物質社會的渴求。

名為「伊斯特林悖論」的理論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凱恩斯的這個錯誤。根據經濟學家理乍得·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研究，財富與幸福並無關聯。漲薪當然總是好事，但一旦我們達到了目標，就會永遠不夠：我們陷入了一個基本不能察覺的循環而不能自拔。與之類似的是，當我們每個人受到當前慾望驅使而設定目標時，我們不會考慮到自己的慾望會隨着時間與新環境而變遷。這解釋了，為何經濟增長而非純粹的財富，是我們社會正常運行的關鍵：它為我們每個人創造了一種希望，也就是我們能夠超越眼前，儘管這樣的夢想總是那麼虛無縹緲。

於是最根本的問題擺在了眼前：經濟增長會重現嗎？如若不能，又將如何？在這方面，專家的意見南轅北轍。以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為首的悲觀派認為，今時今日的經濟增長潛力遠不及上個世紀。新工業革命縱然給我們送上了智能手機，但在他看來，這與20世紀的那些偉大進步——電力、汽車、飛機、電影、電視、抗生素等等——比起來，不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與安德魯·麥卡菲(Andrew McAfee)這樣的樂觀派，在他們的著作《第二次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告訴讀者，摩爾定律將令「幾乎所有東西的數碼化」成為可能。谷歌(Google)已經在測試無人駕駛的車輛，而機械人照顧老人的事情在日本成為了現實：又一輪的爆發性增長似乎近在眼前。

為了搞清哪一方有理，大家必須首先認識到，這兩大陣營關注點並不一致：在悲觀派看來，重要的是消費者；而在樂觀派看來，則是機器。的確，計算機在某些領域代替了人類，但隨之而來的核心問題是：被機器代替的勞動力該怎麼辦？這並不是相不相信技術的兩方在發生衝突。新技術註定會創造出奇觀。關鍵的地方在於，它們到底是會替代勞動力，還是會助力我們提高效率？

我們可以把目前的狀況與20世紀進行一番比較。1900年的時候，務農者佔到美國勞動人口的38%。此後，他們紛紛遷移到城市，在新的產業里成為生產力極高的勞動者。經濟增長迅速翻倍。而美國中產階級的購買力過去30年幾乎沒有增長的事實，則反映了另一項重大變遷：勞動力在離工廠而去——但他們在新工作（如果能找到的話）中的生產力並未得到提升。這意味着經濟增長正在停止。所以，符合邏輯的結論是，討論的雙方都是對的：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沒有經濟增長的產業革命。強大的軟件正在做人類的工作，但被取代的人類卻無法找到有價值的工作。

那麼，我們該怎樣面對一個失去了經濟增長的世界呢——如果說它將註定到來的話？倘若不能滿足人們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的願望，我們又該怎樣激勵他們？有人想起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激進做法，為杜絕曠工現象並提高工作的積極性，把員工的薪酬加倍。在經濟持續增長時，你可以用更高的工資來回報勤奮的員工。如今的公司也的確會根據績效為員工提供獎勵，但胡蘿蔔和大棒是同時祭出的：要是沒達到目標，員工就會被解僱。

不是努力工作就能漲工資，而是不努力工作就會被辭退：這種壓力管理的策略，是我們當代社會令人痛苦的主要原因。經濟學家戴維·布蘭奇福勞(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魯·奧斯瓦爾德(Andrew Oswald)已經告訴我們，職場的精神壓力愈來愈嚴重。遺憾的是，不快樂的員工的工作效率也更低；另一方面，心滿意足的員工則更具團隊精神和創造力。歸根結底：如果想讓員工重新變得高效起來，我們必須拿出新的激勵辦法。由於無法再向員工承諾未來會提供更高的薪酬，企業現在需要做出調整和補償，讓工作更加鼓舞人心。

丹麥的經濟模式已經在歐洲得到了大量討論。它顯示出，通過恐懼之外的東西來激勵員工的確是有可能的。在「歐洲就業質量」的排名中，丹麥高居榜首。這完全是因為，丹麥的勞動者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這個國家完善的福利體系能夠保護失業的勞動者，提供再就業培訓，從而促進了職場的流動性，減輕了對失業的恐懼。難怪丹麥在2013年被評為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

認為西方社會的弊病都源於個人購買力的停滯不前，這是很可笑的。但如果忽視這個問題，繼續假裝增長肯定會像二戰後那樣自動重新到來，我們就會看不到疲軟的經濟增長導致整個社會悶悶不樂的真正原因。我們現在應該希望的是，人們對生活和工作的快樂與滿足，可以取代對掙更多錢的徒勞追求。

翻譯：黃錚、王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