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話：中國官員的謊言根源
PETER NEVILLE-HADLEY
普林斯頓大學榮譽 教授佩里·林克(Perry Link)根據自己30年對漢語奇誕現象的研究記錄，勾勒出一幅揭示中國政治圈內人思維方式的生動圖景。長達一個世紀的思想鬥爭或許已使中國分裂出很多派別，但“官話”──一種極為圓滑的表達方式──卻將相互爭鬥的各派聯合在一起。
林克剖析了中國現代統治者有意或無意用語言使民眾服從的機制。這對當下不管在哪個級別上與中國打交道的人都有重要的啟示。
以對使用標語口號進行宣傳的偏好為例。那些提醒人們橫穿馬路時要小心，或上衛生間後要衝水的中文標誌，經常為“七言”結構，使用“二-二-三”節律。這是詩歌基本結構中的一種。在中國人聽來，這種節奏感不僅聽上去“對頭”，而且賦予口號本身以權威性。
因而這種結構深受宣傳部門的歡迎。在文化大革命達到高潮之時，紅衛兵聲討著一切傳統事物，毛澤東卻仍然在使用這種古典的形式：“靈魂深處幹革命”。
林克認為，可能是傳統的力量非常強大，以至於毛澤東甚至並未意識到他在用“舊”思維攻擊“舊”思想。瘋狂高呼“我們要見毛主席”的年輕信徒們可能也沒意識到這點。
林克接著討論了隱喻的使用，但該書最為成功之處是最後一節，他在其中揭示了操縱性語言在現代中國政治中的內在作用機制。在乾隆年間，“官話”只在官員中普遍使用，然而從毛澤東時代以來，它卻日益毒害人們的日常談話。
1958年至1961年，在毛澤東發起的災難性“大躍進”運動中，儘管身邊餓死了數千萬人，人們仍不得不說著“大豐收”這種“官話”。他們學會了反著來解讀報紙上的“官話”，就像今天他們仍在做的那樣：宣稱腐敗已經減少的消息，表明腐敗比想像中更嚴重。聲稱100家妓院被關閉的新聞標題，則意味著成百上千家妓院還在營業。
“官話”喜歡用籠而統之的話做擋箭牌，形成了政治評論員曹長青所稱的“水果語言”。正如林克所解釋的：“如果一位官員說‘水果很好’，結果上級認為香蕉不好，那麼這位官員就可以說‘我指的是蘋果’。水果語言讓官員保留迴旋餘地，甚至能保住他或她的仕途。”
用模糊而矛盾的“官話”表達法規，並偶爾實施這些法規，縱容了隨意的指控，掩飾了專制的行為，並讓幾乎每個人都可能被冠上罪名。外國商人很快意識到，他們根本無法遵守所有的地方法規；好在他們欣慰地發現，多數法規都沒有得到執行。
但當貪婪的官員突然指出他們沒有遵守某條法規，要求繳納罰款甚至乾脆要求接管企業所有權時，他們毫無抵抗之力。
判斷官方聲明正確性的標準，不是看它們是否真實，而是看它們是否服務於官方利益。“官話”比普通謊言更可靠，因為它不僅表明了說話者希望聽眾相信什麼，而且表明了說話者的利益所在。
言語與內心真實想法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如何超出政治領域並滲入到其他許多領域的？對這個問題，林克並未詳加探討。來到中國的人──不管是發現導遊的話不可信的遊客，還是必須拋棄對合同約束力所持信仰的商人──都必須迅速學會看穿謊言。
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不妨略過機場書店中的《孫子兵法》，而拿起林克的書。一個人可能花一生時間學習中文，卻仍然無法理解這個國家。關鍵還在於破解“官話”密碼。
內維爾-哈德利(Neville-Hadley)是一位溫哥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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