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上）
張立偉：打貿易戰時中國不一定會處於下風，但「特朗普衝擊」主要是間接的，對正在轉型的中國經濟潛藏的危害很大。
12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白宮在新聞稿中稱之為「新時代的新國家安全戰略」。這份文件更像是對中共透露新時代雄心的「十九大」報告做出的強烈回應：兩國同時進入一個新時代並為各自的戰略目標進行激烈競爭。但這份過度強調競爭而忽略合作的報告顯示出美國已經在逐漸失去信心。
「次貸」危機之後的美國出現一種焦慮，即中國經濟會趕超美國，這種焦慮感在過去十年隨着中國經濟與全球影響力增長而越來越強。奧巴馬總統曾對媒體表示，中國很快就會變成全球最大經濟體，「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他的表態當時引起美國輿論不滿，政治精英紛紛表示美國絕不接受做老二。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就是以美國優先為原則捍衛「美國第一」，就像他所說，「之前美國處處為別人着想，但現在美國要為自己而活」。報告認定中俄兩個戰略競爭者是「修正主義國家」，想要摧毀美國的主導地位。這種不加掩飾的霸道，意味着美國可能會採取一切損人利己的辦法鞏固霸權地位，包括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在朝鮮半島、中東地區、台灣等戰略敏感區域激化矛盾，讓中俄陷入地緣政治泥潭，美國則趁機推銷軍火與其他交易，享受全球動蕩帶給美國的「穩定紅利」。
經常讚歎中國成功的特朗普，似乎正在學習中國的「聰明做法」，韜光養晦，並將發展視為第一要務，認定經濟才是國家實力的基礎。特朗普試圖讓美國複製他想象中的中國發展方式與重商主義，即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政府可以進行更多的干預，卸掉一些政策約束，比如降低環保標準、放鬆監管、減稅、鼓勵基礎設施投資、貿易保護等等，為此他拋棄了美國長期主導制定並推廣的全球遊戲規則以及「華盛頓共識」。
「十九大」報告是中國全面轉型的世紀綱領，《國家安全戰略》是美國轉型的指南針，只是兩國方向相反，中國向上走，美國向下行。至少在市場建設等方面，中國正在向美國靠近，而美國則學習中國，兩個對手相互借鑒對方的優勢，正在變得越來越像。美國從高到低可能會在短時間內釋放出更大能量，而爬坡的中國則舉步維艱。但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拳擊賽。中國不應該由此動搖改革的意志，更不要被短期的衝擊所干擾。
應當說，特朗普主導的美國轉型既有內部政治鬥爭的驅動，也有經濟再平衡的需要，而後者無疑會主動或被動地衝擊中國。早在奧巴馬時代，「再平衡」就已經啟動，即美國經濟的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間的再平衡。2013年筆者在FT中文網發表的《中國經濟轉型的「美國風險」》就指出，「正在經濟轉型中的中國，在短期內將迎來美國貨幣政策調整的風險，並將長期遭受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挑戰」。
特朗普
寿慧生：特朗普视自由贸易和开放为敌，让美国政府进一步被资本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势力俘获，导致改革更为艰难。
邏輯上而言，中國經濟的再平衡有利於促進中美經貿再平衡，但是，由於中國產業向高端領域升級，再加上中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美國擔憂中國轉型成功後，美國將喪失在高端產業及經濟規模方面的優勢地位。
不過，奧巴馬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與收入分配再平衡，主要靠倡導而不是主導，在推動中美之間的再平衡方面，則想通過制定新遊戲規則，遏制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特朗普則改用粗暴直接的手段，在國內及中美之間用「推土機」加速再平衡進程，或許他因深感規則對美國不公而不加掩飾，或者認為中美競爭時間不站在美方一邊而着急。
人們評論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總是拿他與里根的供給側革命比較，尤其是其減稅政策。里根時代面對的是滯脹難題，而特朗普需要改變的是經濟結構，實現再工業化，收斂收入分配的差距，擺脫對進口的依賴，並削減經常項目赤字。美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主要是硅谷與華爾街，即高科技與金融業，這是美國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並從中受益頗豐，但是，這些產業在美國國內並不會創造多少就業。特朗普想要改變這種結構，實現更多的自給，提高藍領階層的收入。
里根為治理滯脹實施了三項政策的組合：放鬆管制，減少政府干預；緊縮貨幣，抑制通脹；減稅。緊縮貨幣讓整個宏觀環境趨於穩定，放鬆管制釋放出更大的市場空間並鼓勵了市場競爭；在宏觀穩定與市場空間擴大的基礎上，減稅激勵了企業更新設備與投資，讓美國進入一個「大穩健」時代。這三項政策是有機的組合，美國政府的不合理管制以及長期滯脹擠壓了美國經濟增長的空間，里根成功地把空間釋放出來。
但是，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經濟已經充分自由，他能放開的管制只有環保、金融等領域，美國也不存在通脹或通縮，也就是說，美國沒有什麼被扭曲而掩藏的市場增量空間。特朗普減稅所激勵的投資，不過是他想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基礎設施建設營造出一個相對低端的「增量市場」，即製造業的進口替代，以及由基建更新帶動的上游產業。由於美國在這些行業並不具有優勢，而且這些需求在未來的可持續存疑，那麼，其減稅政策帶來的激勵效應可能並不會太大，也不會太持久。
特朗普政策對中國的直接衝擊主要是其貿易保護政策，但兩國在打貿易戰時中國並不一定會處於下風。「特朗普衝擊」主要是間接的，對正在轉型的中國經濟潛藏的危害很大。
首先，美國短暫受到刺激的經濟可能會對中國產生虹吸效應，導致資本大規模外流。人民幣資產已經高估，收益率也不斷下降，宏觀環境與經濟預期處於比較脆弱的時期。資本外流已經是中國長期挑戰，美國因刺激經濟而導致的繁榮，可能會加速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進程，從而對中國資產價格與市場利率產生更大的壓力，產生系統性風險。這也是中國金融體系防風險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次，可能會出現為避免受到貿易戰傷害進行產業轉移的現象。中國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無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導致製造業不堪重負。中國製造業出口大部分是由貼牌生產（OEM）企業與設計代工企業（ODM）完成，它們掌握着發達國家市場的客戶資源，而後者更有技術優勢。為了避免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到傷害，這些企業可能會將生產線轉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國關稅政策威脅的國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國設廠，這會加速中國一直存在的「去製造業」趨勢，未來中國想要「再製造業化」將比登天還難。
第三，世界正處於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醞釀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組合可以讓美國重現短期繁榮並加速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誕生與興起，那麼，美國就會在結構轉型升級中領先一步，中國經濟轉型將遭遇極大的挑戰。里根時期放開管制與鼓勵競爭，推動軍民融合，為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產業革命打下了基礎。現在，美國的技術革命走在中國前列，但硬件製造主要依賴中國，一旦美國實現「再工業化」，或許美國將實現「軟硬」結合的經濟結構，鞏固其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
這一輪大國經濟改革競爭與1980年代極為相似，不過，中國面臨的挑戰類似當年美國的滯脹。中國需要通過穩定宏觀環境（控制貨幣），以及打破管制、壟斷和進一步對外開放，釋放出被擠壓的市場空間與效率，而降成本是最為關鍵的一環。現在，中美兩國市場的各自預期完全不同，美國是歡欣鼓舞的，中國的改革舉步維艱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這種「轉型敘事」本身就會讓中國處於劣勢，如果不能穩定宏觀環境，不能儘快制定公平、開放的市場規則，不能改革舊的制度，不給出一個確定的政治與經濟預期，中美之間的競爭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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