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為何家長主義（Paternalism）在西方民主是公定罪大惡極的概念？因為獨裁專制肆意妄為的剝削與欺壓，都在愛國愛民的大旗掩蓋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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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護公眾安全，所以警察可以隨時臨檢，侵門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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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大眾方便，所以執政者替你選定公共設施，專挑最大自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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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衛家土，防止共匪滲透，所以實行戒嚴高達4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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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成熟前，為了司法公正，台灣不適合實行陪審制。
還需要更多嗎？
1996是首次台灣總統大選。那之前為何台灣沒有總統選舉？嘿嘿，他們告訴你說，台灣社會的民主成熟度還不能實行總統直選。
順便一帶，小英用人選人的哲學觀，俺敢大膽保證，絕對不屬傳統綠的價值觀。許宗力之前，選了謝文定，一個被大眾詬病的人選而不警覺，” 「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 ，這句話足夠被公認成小英執政的首選名言了。
更驚心膽跳的，除了謝文定之外，現在的許宗力，還有小英團隊的那些寶貝內閣：從勞動部開始，經過國防部，到交通部，一直到最近有關警方對愛國同心會，統一促進黨施行暴力時，警方維安不足，內政部葉俊榮的答覆簡直讓人瞠目結舌。這一連串都顯示出小英用人好似有一套公式，故意要讓小英執政垮台。垮越快，績效越好！
這一而再，再而三的走晶，突搥，不禁令人聯想到是否小英想故意搞砸嗎？要不然，怎麼可能這麼有秩序，層次分明，該軟的硬，該硬的軟，步調劃一，整齊節奏地朝向搞砸政府功能的目標前進？
俺看得夢叉叉啦!
陪審制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紀初的法蘭克帝國，
一種為了確認國王的權利而由地方重要人物提供證言的制度。（維基百科）
許宗力成熟嗎？
司法院稱「社會成熟度不利陪審制」 張靜批「別不相信台灣人民」
司法院試行人民觀審制宣告出局後，參審與陪審這次列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議題，司法院分析利弊傾向主張參審制，除了司法院長許宗力認為陪審有嚴重違憲之嫌，台灣社會就事論事的成熟度等，也在考慮之列，但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司改國是會議第四分組委員張靜律師批評，這是專業傲慢，「不要這麼不相信台灣人民的水準」。
打槍小英政府：
黨綱與草案都主張「陪審制」，為什麼要找許宗力來？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總統直選、公投，一度被視為洪水猛獸，曾幾何時，已如家常便飯；直接影響人民權益至鉅的人民參與司法審判，要不要採行陪審制，現在似乎也陷入一樣的情境。司法院的態度是否過於保守多慮，甚至低估了人民的素養？
我國對於人民參與司法審判的研議，先後在1994年提出刑事參審試行條例草案，2006年提出國民參審試行條例草案，至2012年提出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法律學者相關研究著作，汗牛充棟。
民間司改會認為，台灣在2003年大幅度修正《刑事訴訟法》，引進「折衷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早就向以「陪審制」為核心，邁進了重要的一步。（取自「財團法人民間司改基金會」官網）
司法院曾經試行模擬審判力推的觀審制，被批「只能看、不能判」，已經在立法院宣告出局。此次司改會議，人民參與審判的聲音迫切，參審和陪審均納入議題討論，分配在第四分組「參與、透明、親近的司法」。在第一次分組會議中，決定3月25日下午舉辦公聽會，並請司法院、法務部提出報告。
據指出，司法院在兩者之中，傾向主張參審制，將在司改會議提出報告，分析利弊和主張參審制的理由。
我國若採陪審制，除了司法院長許宗力認為陪審制有嚴重違憲之嫌，司法院高層表示，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法律經過設計，條文多且複雜，必須確保法律正確適用，以及正當程序，保障當事人權益，如果在現有法律架構下採陪審制，素人法官能否充分理解法律，探究事實，恐有疑慮。
4個不選陪審制的理由：
嚴重違憲；不寫判決書、無法上訴；社會是否不講意識型態；素人法官是否充分理解法條。
此外，陪審制判決不寫判決書和判決理由，沒有檢驗機會，人民被告習於上訴到底，一旦無救濟可能，能不能接受？
再若以東方民族特質，總是希望將被告重判，被告恐怕不會願意選擇陪審制，改造工程浩大的陪審制將只是聊備一格。國家制度如果沒有人採用，或很少人採用，這個制度就沒有意義。
不具名的司法院高層也表示，就事論事，冷靜理性客觀，是法律制度要求的原則，台灣社會是否已成熟到不走民粹，不講意識型態，擺脫只有顏色沒有是非的對立？
他舉例，以目前台灣社會一般人思考模式，常見車禍致死案發生後，肇事者被迫下跪道歉、被打，事實上，車禍原因疏忽就是疏忽，但台灣民眾容易淪於情緒化，並不利於參與公共事務。
民間司改會曾在2014年的7月、10月舉辦模擬陪審法庭活動。參與者認為，擔任觀察陪審員評議的過程中，發現無法律專業背景的民眾與法官評議的過程，其實並沒有相差太多。（取自「財團法人民間司改基金會」官網）
因此，司法院主張以台灣現況，先採參審制，也就是由人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審判，了解法律運作和法律審判的侷限性，透過參與幫助人民理性認識司法，在人民習於審判程序、司法運作後，再採陪審比較穩健。以日本為例，二戰前日本曾實施陪審制，戰後又改回裁判員制，值得借鏡。
力推陪審制的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司改國是會議第四分組委員張靜律師反駁說，關於人民成熟度或素養的說法，「是他們虛構出來的」，「不要這麼不相信台灣人民水準」。
他表示，學者專家太不信任台灣老百姓，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這是專業傲慢，總認為老百姓不如法律人。他想法正好相反，論常識，非法律人比法律人有常識，法律人都侷限在自我空間，尤其法官養成制度，大學畢業考了試就可以當法官，考試可以考出一個法官操守？是不是恐龍法官？或辦案才能？
張靜建議：
乾脆辦公投，以老百姓的想法為依歸。
張靜表示，推陪審或陪審不是誰說了算，他建議乾脆辦公投，以老百姓的想法為依歸。如果公投結果，人民願採參審，他沒話說，如果公投結果採陪審，「就請照陪審來玩」。
張靜說，司法院長許宗力說陪審制違憲，到底哪裡違憲？如果陪審制違憲，參審制也違憲。但他與許多論者都認為陪審不違憲。
張靜並質疑，民進黨黨綱是要建立陪審制，過去黨版《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也是主張陪審制，「不知道小英到底想什麼，為什麼找一個許宗力來支持參審制，搞不懂民進黨在幹嘛ㄟ。」
他強調，陪審制才是台灣需要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希望台灣未來的司法長治久安，走入正途。
陪審哪裡有違憲？
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日前在法官論壇親自回應法官問題，其中提到陪審制有嚴重違憲之嫌，除非修憲明白規定人民有請求陪審的權利。對於許大院長如此坦率地表達陪審違憲之見，我作為一位長期關心陪審制度本土發展，與實際感受審判前線困境的法官，在肯定其誠懇直白之餘，也對於我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改革發展感到憂心。
何以我國在政治民主化已經蓬勃成熟發展後，對於司法民主化之變革，卻是如此躊躇不前、前顧後盼？基於國民主權原理，有國家的人民可以透過選舉，決定選出主張退出TPP的總統；也有國家的人民可以透過公投，決定退出歐盟。這些決定不但影響每一位投票的國民自己，也影響不投票的別人，甚至影響好幾個世代的子孫，但因為主權在民，所以都可以由人民決定。既然如此，為何我國憲法會不准人民經由適當的制度安排，也在司法個案上，運用生活經驗與智慧，與職業法官分工合作做出妥適的裁判？職業法官果真如此英明神勇，以致必須獨攬事實認定、法律解釋之權，才能認為合憲？對於陪審違憲之說，且容我逐一辯駁如下。
檢察官舉證就是有罪理由
首先，陪審違憲論者認為陪審判決不附理由，所以不合乎正當程序要求。沒錯，沒有理由就定罪處罰被告，這不但違憲，也違反常識，當然不應該如此。因為被告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處罰就沒有意義，也沒有正當基礎。但是陪審是沒有理由就將被告定罪嗎？顯然不是！經過陪審審判定罪的被告，都經過檢察官起訴並在法庭上逐一詰問證人、展示證據，被告的辯護人不但可以事先透過證據開示，掌握起訴被告所憑的證據，也可以當庭透過反詰問、提出相反證據，為被告伸冤辯護。最後陪審團判被告有罪，不就是因為陪審團採信檢察官的舉證，足以無合理懷疑地將被告定罪？怎會認為陪審判決沒有理由呢？當然，被告可能對於陪審團採信檢察官舉證，感到無法信服，但在職業法官審判也是如此啊！對於理由不能信服，與沒有理由，是兩回事，怎能混為一談呢？
被告應有權要求陪審
接著，陪審違憲論可能會說：陪審判決只有最後判決結果，沒有逐一說明到底是如何採信檢察官舉證，或者何以不採信辯方舉證，所以不算有理由。但這純粹是一種對於理由說明型式的偏好，甚至於是偏見而已。逐一說明採信與不採信的理由又如何？這樣被告就能夠信服了嗎？如果因為有這樣理由的說明，被告因此甘服，天下因此太平，今天還會有討論人民參與審判的必要嗎？就是因為社會不能滿足只由職業法官自己說明理由，就要定人生死，所以才要有人民參與審判，不是嗎？
更何況，職業法官獨攬個案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兼理證據能力與證明力判斷之權，表面上給了理由，但實際上究竟法官有無因為法律闡釋困難，所以遁入事實認定（例如：不願意直接面對死刑違憲與否的法律問題，卻總要從事實上查有無教化可能），或者明明判定沒有證據能力，但最後仍然受到影響（因為職業法官必須先接觸兩造所提出的證據，才能決定有沒有證據能力；相對的，法官裁定沒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就不能提出法庭，陪審團就不會接觸），根本無法從表面上的理由得知！
延伸閱讀－李念祖專欄：刑事訴訟採取陪審制的法理意義
被告基於憲法上所保障的程序選擇權、程序主體地位，選擇將事實認定交給陪審團，法律解釋交給職業法官，以確保自己能夠受到自己所認同的公平審判，難道只因為陪審團沒有給出一份形式上的判決理由，就要禁止嗎？就要將這樣的制度立法，宣告違憲嗎？
陪審團也可以給理由
最後，堅信有罪判決必須有理由才符合正當程序的人，可能認為無論如何，都要有一份書面理由才可以。好吧！如果真的這樣。就讓陪審團在判決後出具一份理由說明書，這只不過是技術問題，也不是甚麼難事。根據可得文獻的記載，西班牙採行的陪審制就是採取這種模式（請參見Mar
Jimeno-Bulnes, Jury Selection and Jury Trial in Spai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86 Chi.-Kent. L. Rev. 585 (2011)）。
其實有無理由並不是重點，更應該關心的是，對於陪審判決結果是否能有適當的糾錯救濟機制，這才是正當程序的核心所在，不是嗎？否則空有理由，理由都錯，那又有何用？這一點在主要採行陪審制的國家，應該都有相關設計，可供被告尋求救濟，例如：根據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29條規定，被告可以證據不足支持定罪（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請求法官逕為無罪判決（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加拿大刑法典在675.(1).(ii)節中，也規定被告在上級審給予上訴許可，或原審法官認其上訴適當之情況下，可以事實問題上訴。換句話說，一位在陪審制下遭有罪定讞者，都是經陪審團與職業法官雙重認定證據足以支持定罪、無事實問題之被告，這樣在正當程序保障上，真的有輸給全部都由職業法官寫理由的定罪程序嗎？
抉擇陪審的關鍵
陪審真正的挑戰，不在違憲，而在它完全翻轉了傳統由職業法官主導訴訟，以判決理由讓案件定讞的訴訟模式。所以陪審需要更多資源，讓兩造可以立於公平的地位在法庭追求事實真相；需要法官用更多時間去解釋說明法律規定，好讓陪審團可以了解涉案的法律，並忠於法律做出判決；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讓真正需要陪審的案件才能進入陪審程序。希望參與司法國是會議的各位賢達，都能夠明瞭這許多的人民需要，對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做出睿智的抉擇！
※作者為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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