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愛國是怎樣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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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愛國是怎樣形成的？

南海仲裁案，在中國民間引發了新一輪表達愛國之情的熱潮。但再正當的愛國名義，也不能成為挑戰私權的藉口。

徐立凡 為FT中文網撰稿

南海仲裁案，在中國民間引發了新一輪表達愛國之情的熱潮。圍剿趙薇、禁入肯德基、企業禁用蘋果手機等事件，成為群體性情緒的宣泄口。一些人對此情緒昂揚，另一些人則充滿疑慮。立場和情緒溫度上的差異，不僅擴大了部分精英和草根之間的語言對立，甚至讓理性愛國的呼籲顯得蒼白無力。什麽才是理性？什麽才叫愛國？什麽才是合適的情緒表達？缺乏一個可清晰論述的標準。這只能導致關於愛國的討論失焦。

誠然，人們對於愛國主義有許多贊譽或警惕之辭，但無論哪種表述更接近於真實，有一點可以肯定，愛國本來是一種自然反應，起初並不涉及什麽價值或立場判斷。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國家絕非單純的“上層建築”或統治經濟階級的組織，相反，國家立足於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礎，這種心理基礎存在於最廣大的國民中間。只不過，在通常情況下這種政治意識沉澱在大眾的無意識層次。中國近代史的歷程，一直在持續增加著中國人對於國家的敏感性。一旦被事件激發，愛國情緒就會以種種方式爆發出來。一定程度上，這也是當代國民性的組成部分。對此，無需過多非議。

但是，對於激發愛國情懷的國家概念，向來就存在不同認知。比如，有的國家主張國家至上，即所謂“國家就是目的”，有的國家主張可以部分讓渡國家權利，直至低於人權。在不同的發展形態上，無論持何種主張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性，但同時也因此具有危險性。走向極端，危險性就會呈現。前者的代表是納粹德國，後者的代表是中東北非巨變前後的歐美。而對於國家概念的認知，還常常會出現鐘擺現象。比如當下，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受挫，已在讓資金和智力輸出國變得苛刻起來，重新拾起傳統的國家概念。

國家概念的不斷嬗變，對中國產生的影響雖然無可評估，但絕非毫無漣漪。而更復雜的是，中國人的愛國情結，不僅僅是韋伯所說的總是沉澱在無意識層次，而是經過了長期的政治化加工過程。也就是說，其中既有自然基因，也有政治基因。對於一個習慣於朝貢體系，落後西方200多年時間才形成現代國家概念且急劇轉型的國家來說，艱難適應新的國家概念並進行政治加工幾乎不可避免。但是這種加工，混合以中國偏愛集體主義、忽視個體的傳統，塑造出了極端化的中國式愛國表達形態。

其一是以愛國的正義性為名，剝奪他人的私權。西安砸日系車是如此，對肯德基就餐者肆意辱罵也是如此。有人將其歸結為個人際遇、在社會所處層級等原因，但必須承認，人們的憤怒發泄行動幾乎都不是單向情緒主導的，而是多種情緒集合的結果。這在哪個國家都一樣。中國的極端愛國行動之所以總是勇於爭取公有性的權利而非私有性權利，是因為既顯得正義，而且安全。

其二是對外部世界排斥感的強化。與中國經濟與外部深度融合的形態不同，主流話語體系對於外部世界經常是挑剔和苛刻的。這種背離與歷史記憶一起奠定了許多人對外部世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南海仲裁案，只是外部世界並不友好的又一次證明。在這種認識下，以不友好對不友好，即使談不上是政治正確，至少也是情緒正確。

如果對這些極端行為視之不見或應對不當，那麽極端愛國行為就可能成為民意的裹挾者，迫使中國人的世界觀直到決策向內斂保守、排斥他者的方向演變。尤為需要警惕的是，當下孤立主義、民粹主義正在全球重新泛起，在時機上，中國的極端愛國行為暗合了這股潮流，有可能產生放大效應，破壞中國的投資環境和政策環境。

防止以愛國為名造成巨大破壞，中國在多方面都需要建構。從國家觀念上講，與許多國家不同，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具有更多的“實體性”，愛國既是歷史的告誡也是現實的利益要求。建構理性愛國機制，只能在傳統的愛國理念基礎上進行。但是，並非沒有作為空間。

首先，愛國不僅是廟堂之事，也是“廣場議事”。無論如何規劃、控制愛國行為，人們天然的、原生態的愛國情結都始終存在。如果缺少相應的“廣場”，缺少穩定的民意表達途徑，人們如何抒懷？因此，暢通廟堂與民意之間的議事渠道，是防止愛國走向極端化、走向死衚衕的必然要求。

其次，需要建立起相應的議事規則。極端愛國者之所以勇於挑戰私權，說到底是因為私權得不到有力保障。挑戰私權代價輕微，有的時候還可牟利，這種制度背景鼓勵創造了沖撞私權以體現愛國的範式。再正當的愛國名義，也不能成為挑戰私權的藉口，這樣的規則和倫理需要法治確認。

托馬斯·潘恩說，國家只不過是一個為了社會的公共利益而進行的權力委托。如果國家發育成熟而社會發育不成熟的局面遲遲得不到改變，愛國的理性就不能真正確立起來。地緣博弈越激烈，對愛國的借用沖動就越強烈。這是當下中國必須鄭重對待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