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方向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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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中國：失去方向的中國

張倫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

2016年 6月 20日

中國失去了方向——這是近來一些事態的發展給人留下的印象。中國向何處去？這百年之問，再次擺到國人的面前。

沒有共識的共識——走向自由

今年是文革發動五十週年。這場浩劫結束四十年來，作為一種巨大的歷史反彈，自由化成為中國的主流。有人認為，改革從一開始就有不要什麼的共識，但沒有要什麼的共識；各界對改革開放的目標、對中國的最終走向有著不同的看法。

不過在筆者看來，不要什麼實際上是暗含著某種要什麼的共識的。不要文革式的瘋狂，思想和政治的禁錮和物質的貧困，要的指向是現代化，一個實現市場化、法治化並最終逐步實現民主更加自由的中國，一個與人類主流文明接軌的現代中華文明。途經是類似於某些東亞國家走過的道路。

這是一個不言自明、模糊的共識，構成中國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社會政治思想基礎。即使是官方內部包括高層，有些人內心大體上也不能說沒有這類取向，只是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對當下國情的認知、改革的進程、速度、依靠的主體、最終走向的具體制度形式等有不同的看法，官方與社會在這方面沒有具體明晰的共識性的宣示。

但隨著社會的分化，利益和意識的分野，腐敗的惡性發展，改革尤其是國家政治和管理體制改革方面的滯後，社會矛盾的凸現，這種隱形支持性的共識也逐漸瓦解。而權力對公共議題討論的壓制，使得對中國改革的最終走向、可能遇見的問題，各種利益的協調和處理等問題一直就沒有深入系統的討論，更因六四鎮壓成為某種禁忌。

在各種利益考量以及畫地為牢的政治約束下，自滿於經濟方面一時的成就，官方的理論思維和想像力急劇萎縮，失去了文革後因思想解放、對外開放帶來在這方面帶來的生機活力，一種腐爛、僵固、虛誇、自私、偽善、傲慢的氛圍逐漸侵蝕並籠罩了執政集團。最近反腐運動向我們展示的某些官員的貪婪、無恥、殘酷、傾軋、黑暗，是這種趨勢發展的必然後果。這顯然不是靠幾句自我標榜，自我論證，搞幾場教育運動所能掩飾和解決的。

「中國夢」——夢的共識與共識的夢

習近平上台伊始，提出「中國夢」，試圖以此重建某種民族共識，確立某種新的共同認可的發展目標。

但坦白說，這種說「夢」的做法，因不以公民為本，顯得空疏、混雜、漂浮、大而不當，對現有權力運行方式沒有做任何改變的承諾且有將其永遠固化的取向，儘管官方開動宣傳機器大肆宣傳，但從一開始就沒有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只要看看各種民間的相關嘲諷和官員們的反應就可知曉這一點。試圖建設一個有關夢的共識，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關於共識的夢。這種官方論述與民間感受上的距離鴻溝，從一個側面顯示領導層與民眾、國家與社會危險的疏離。

如果說「中國夢」中有什麼人們能夠比較清晰地感受到的信息的話，那顯然是其中要傳達的強烈的民族主義取向。而恰恰在這點上，也是最讓人憂慮的。

作為一個已經獨立於世界，且具有相當的地位的大國，過度地去強化這種民族主義取向，將其作為國家發展的方向，其可能帶來的問題，近代歷史上像德日那樣已多有先例。結果是既可能給自己的民族也會給他人帶來災難。一個上升中的民族更需要的是某種文明的超越性的意識與價值才能保證這個民族不因某種狹隘的民族意識而走入歧途。

失去方向的後果——混亂的圖景

事實上，中國今日面臨的諸多危機，除與經濟發展的某些階段性問題比如產業升級、人口紅利喪失、國際經濟形勢相關外，多與改革不徹底，與中國的體制、以往的錯誤決策高度相關。

就拿產能過剩來講，如此程度的惡性失衡，顯然是中國這種高度權力集中體制下的經濟運作的必然產物。國家加市場的雙火車頭的經濟動力，既可創造某種超速的經濟增長，也可能會造成人們無法想像的嚴重後果。

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有關經濟改革、國家法治建設等相關決議言猶在耳，現實中卻是重拾某些計劃經濟、階級鬥爭時代的做法，大肆抓捕法治國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們的律師，壓制言論自由，在一切領域重新強調領袖至上，黨統御一切。

主張「強化黨的領導是國企做大做強的保證」，這種文革時代政治掛帥的做法竟然被堂而皇之地列為經濟政策，倒行逆施，令人匪夷所思。黨的領導與國企的強大有何必然的聯繫？中國如何還能讓人家承認自己是市場經濟？其背後的潛台詞顯然是強化黨對經濟資源和社會的控制。提倡創新，認為是產業升級，經濟振興也是民族繼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時卻「不准妄議」，強調「看齊意識」，刪貼封網，嚴控教育、新聞、學術、文藝，要扼殺一切不同意見，對民企口惠而實不至，那又怎能培育一種有利創新、鼓勵投資的社會氛圍和制度環境？

因不能否定「兩個三十年」之說，官方對文革的態度日漸曖昧，自文革結束後，從來沒有任何時候像今天文革的語言和論述、個人崇拜的做法能如此大行其道，乃至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這種標誌性文革名曲竟然唱到人民大會堂去的事件發生。官方的宣傳和政策，充滿各種邏輯不通，有悖常識，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說辭。

毛鄧互用的悖論——習近平的出路

這種局面顯然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透露著上層政治和意識形態取向上的某種混亂。由於不是像江、胡那樣是依托鄧的強勢權威上位，圍繞習近平掌權所展開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暴露出中國式後極權政治體制的致命弱點。

正如些黨報、軍報不斷強調的：薄、周、徐、郭、令等這些昔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所以落馬，絕不僅是因腐敗，更是因犯了「政治規矩」，「觸及政治底線」，威脅到習。某種意義上講，習上位以來的所有政治舉措包括反腐基本上都可以從鞏固個人權力和維繫紅色江山的角度得到解釋。

習試圖鞏固個人權力、樹立權威，這從政治運作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方式以及最終能否達成目的卻讓人懷疑。一個領袖的政治權威和歷史地位說到底是靠績效、靠順應民心、在解決歷史的課題上所顯示出的勇氣、智慧與高瞻遠矚所獲得的。

迄今為止，習所做的最大的贏得政治資源的舉措在反腐。但早在三年前筆者在評論反腐時便提及：反腐的效應一定是遞減的；這屬於面對過去的打掃除，而對一個領袖來講最重要的卻是面對未來，能否做出各種經濟和制度上建設性的政策與成果。文革後鄧的權威說到底是由此而來。而就這方面來看，習幾年下來乏善可陳。

這一方面或許與權力內部的結構、其受到的政治掣肘有關，但另一方面也顯然與其自身展示出的執政取向有很大關聯。筆者以往曾將這種執政取向歸納為「打通毛鄧，毛鄧兼用，以毛補鄧」，今日這種取向更加明顯。正如筆者強調過，這種執政思路因其內在的矛盾一定會造成混亂，自我牴觸消耗，最終難以成功。這是因為，毛與鄧的執政思路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現代性的本質是自由，人的主體自由。因對自由的態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毛的思路是剝奪自由的極權的反現代思路，而鄧是要有威權約束的有限度自由，因此是半現代的，毛鄧有共同的部分，但其指向卻是相反。

鄧也用毛，但在鄧那裏，毛只是工具性的，虛置的，服務於其威權統治的需要；毛的烏托邦、階級鬥爭、民粹平均主義，排外，絕對專斷是不能落實在政治實踐上的。因為鄧清楚，那只可能引發大眾的瘋狂，即使國家一時表面穩定，但絕無可能帶來民族進步、文明創新所需要的活力。鄧的局限在於，他的威權半自由模式可能帶來某種經濟的活力，但同時也注定要造成讓人們憤怒的腐敗和社會不公，無法創造現代中國人所最終需要的自由、文明、富裕與尊嚴。

權利增量——擺脫困境的途徑

幾年前，筆者曾以「權利增量——中國下一步改革的唯一標凖」撰文，認為改革至此，不以公民權利的增量為目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得到社會的支持，獲取新的動力，造福國民，成為某種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黨有權管黨，甚至從嚴治黨；但公民卻沒義務要接受黨的嚴管，黨也從來不具天然的合法性來嚴控社會。權力不減量，公民權利就無增量；約束權力的憲政精神不落實，權力獨裁的傾向就一定擴張。而權力獨斷的結果常常就是腐敗與災難。

就言論和新聞自由來講，最近幾個事件很具意涵。因受習近平青睞而異常活躍被人戲稱為「帶魚」的網絡寫手周小平，製作的網絡片子憤青程度超出官方允許的尺度而被刪除，因此對幾大網站表達抗議。此外，有七十八位院士級科學家上書表示對官方網絡控制的不滿，認為網控不利學術的發展，希望能有自由接觸外界信息的權利。還有網絡大Ｖ任志強因對「黨媒姓黨」一說表示異議而被禁聲處分。這三者從不同的面向、不同的立場和地位說明中國當下言論和信息控製造成的問題和引發的不滿。不僅不利當下，也可能嚴重影響中國的將來。

中共在延安時曾主張，不要「提出一大堆批評不得的人和事，結果在事實上等於取消言論自由」（1944年8月31日「新華日報」社論）。黨媒姓黨，可以。但最重要的是媒體可不可以不都姓黨，有些姓民，姓民的可以跟黨不同調？黨媒可不可以自負贏虧不花納稅人的錢？這些才是問題的關鍵。

改革、憲政與世界——邁向一個文明的中國

這些事件以及各種思想、宗教的分歧與發展都表明，當今中國社會已深刻地分化。任何試圖強制性地將這種分化消除，將思想的紛呈和利益的分化納入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理想式的什麼夢想的做法，只能是徒勞。現代性的一個本質特徵是分化，一天不承認這一點並做出與此相應的制度安排，我們一天就沒有真正邁入現代的門檻。在失去共識的時代，唯一能有的共識就是承認沒有共識、尊重他人權利的共識，構建一種保護各種不同意見、公民權利的制度架構的憲政共識。靠提倡「看齊意識」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看齊」是一種隊列尤其是軍事隊列術語，這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比像北韓那樣更像軍營，看齊做得更好？那難道是國人所樂見、中共所希望的？

中國的困境應該靠改革來超越，但改革的取向應該是賦予人民更大的權利，而不是相反向權力看齊。前些日子習近平去小崗村，報道只粗略地講到其宣示繼續改革，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更多篇幅卻是描述詢問農民吃上白饃沒有，農民見到領袖如何激動。其實，今日中國實有重溫小崗精神和改革經驗的必要。在筆者看來，小崗村改革精神的核心就是一無所有的農民為權利而奮鬥；以往中國改革成功最寶貴的經驗就是真正的改革者接受小崗村這種民間的權利訴求並將其轉化為全民受益的國家政策，國家社會良性互動，賦予改革更大的活力，使國家走上改革繁榮之路。

顯然，中國經濟要想再振的要訣也只能在此。不管各類經濟學家做怎樣的分析判斷，如此巨大且發展不均的中國肯定還是有經濟繼續增長的空間，但問題的關鍵是信心，這是現代經濟穩定和發展最重要的要素。失去方向與失去信心兩者必定是如影隨形、高度相連的。

至於體制的整體改革，只有那些對歷史和現狀一無所知的人，才在那裏大談什麼「茉莉花革命」、「顏色革命」的後果，用來反證不能改革的必要。事實上，正如筆者多次講過，稍明智、對情況有一點了解的人沒有人會認定某種制度的確立會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這些國家轉型出現的問題許多也是難以避免。但這恰恰說明，適時啟動改革的必要，所有這些國家轉型出現的問題皆可在以往威權時代找到根源；恰是拒絕適時啟動改革延誤時機，才會最終釀成民族的悲劇包括統治者自身的大禍，付出更高的成本。用膿包破滅後的慘狀來證明膿包破滅前的美妙只能是毫無遠見的愚蠢之論。

我們所處的世界處於動蕩，大變革的時期，各種問題、危機曾出不窮，經歷一個自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全球化、自由化的大潮後，出現一種新的反彈、調整趨勢，這並不意外，某種意義上講也在邏輯之中。西方國家內部也出現諸多新的挑戰，面臨一些深刻的結構調整，有著其自身演變的軌跡。但我們能否就此輕下結論，西方就此沉淪，不值得學習，再犯一戰後二十年代梁啟超式的判斷錯誤，誤認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

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儘管面臨諸多問題，也需做出新的調整和創造，但民主整體上卻仍在不斷深化，即使那些最極端的左右勢力，也概無例外地以民主的旗幟在從事政治運作，不敢公然加以詆譭。一些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現象從來就不是什麼全新的事物，民主政治也一直是在與這種現象的內外博弈中演變。民主制度下的權利和義務、秩序和自由、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緊張不始於今日，也不會終結與明天。但迄今為止，還只有民主體制維繫了比任何其他制度都要好的平衡。民主的形式可以不同，可以創新，但不能拿虛假的形式來拒絕民主的內涵和真正的精神。

變動的中國和世界需要深刻、清醒具有歷史感的判斷。中國只有在認真汲取西方現代文明的精華之後，才能有也一定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文明再造和復興。專看他人的問題，病態式的自我陶醉、自戀、膨脹和封閉從來是互為因果，且只能給一個個人或民族帶來後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