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10/660664.htm

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        / 郭 琛

德國<歐華導報>三月份第五版與ET today東森新聞雲

...反思不是報復，是自我提升的要求，是自我對未來定位的過程。這些工作包括： 真相調查、責任追究、損害賠償、體制改革四個程序。

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

大選後台灣朝野每提起「二二八」，以及不當黨產等議題時，轉型正義就會一再被被提及，為什麼呢？因為轉型後的台灣仍存在過大的對立問題，這應是某些正義沒有隨著轉型的社會而來。當轉型時跳過真相調查，責任追究與損害賠償就不到位，終極目標的和解與體制改革也就達不到了，如此社會上的許多寶貴資源就會浪費在對立上。

看看轉型正義最成功的德國，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又是曾對猶太人惡名昭彰地迫害過。但似乎跟現在的印象完全不同，她如何做到轉型正義？

紐倫堡公審--戰敗者的羞辱

1945年納粹德國戰敗後，盟國在德國紐倫堡公審納粹首要戰犯，從1946年到1949年間有5025人以戰爭罪被判刑。

然而在戰敗後的德國人民仍認為希特勒是民族救星、納粹黨帶領德國走出一戰後的廢墟、重建了人民的家園、恢復了國家的榮耀，被盟軍判有罪的人只是因為德國戰敗。甚至至今國際法學術界仍在激烈爭論，認為紐倫堡審判是未經充分調查就判決的案子。所以1951年聯邦德國修改了《基本法》第131條，除了蓋世太保和已經被定義為“主要罪犯”的納粹以外，文職納粹均可重新入職，這反映了戰敗後的德國民情。

當時德國人自認是被誘騙的受害者，聯邦德國不需為納粹德國的罪行道歉。沒有真相調查，就沒有正確的轉型方向，也不會有日後的正義內涵。

奧斯維辛審判--真相調查的開始　

隨著更多納粹罪行的揭露，德國的法學界開始反思與自省，推動政府於1958年11月在路德維斯堡（Ludwigsburg）成立了“國家納粹罪行調查處”，進行了系統的、大規模的蒐證與研究工作，為清算納粹的進行做好了前期的準備。1959年1月，一位西德記者把有關奧斯威辛的材料送給了大法官弗裡茨·鮑爾，同年4月，西德最高法院批准了這場審判。

終於1963年12月－1965年8月在法蘭克福舉行奧斯維辛審判，法庭參閱超過4000種文獻資料，動員了19個國家的359個證人到庭提供證詞，起訴書長達17000頁，聯邦政府更對納粹罪犯的追訴時效期延長至1969年。 這場長達近兩年的審判引起西德媒體的廣泛關注，更有兩萬多位民眾先後旁聽了這場審判，其中有不少學生。這次審判教育了當代人，大眾開始接受：德國人應該承擔歷史及道德的罪責，不能對納粹罪行像往日袖手旁觀，而今日仍無動於衷，反思言論就在主流民意上逐步出現。

1970年12月，西德布蘭特總理做出令全世界震驚且難以忘懷的舉動，向華沙猶太紀念碑敬獻花圈時，突然雙膝下跪，為死於納粹德國的死難者默哀。

1979年西德電視台播映了電視長片《大屠殺》，揭露了當年納粹分子屠殺600萬猶太人的罪行。當西德的年輕人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納粹的罪行，他們的心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新一代的聲音湧出了。在輿論的壓力下，同年7月3日聯邦議院再進一步針對納粹謀殺罪行和集體謀殺罪行，取消了 “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前後有超過6650人經由德國法庭定罪納粹的罪行，德國拋棄了迴避歷史的態度，轉而走向贖罪之路。

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

所以1989年東德解體後，在 1991年在柏林法庭審判東德守衛射殺逃亡者的案件裡，雖然辯護律師辯稱:　士兵射殺逃亡者是執行命令的人，他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但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將開槍射殺逃亡者的衛兵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法官並指出：作為守衛，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2014年2月，德國檢察機關又展開了一波，針對包括24男6女前納粹集中營黨衛軍成員“突襲”，搜捕名單中，所有人都是低級別的黨衛軍士兵。這些嫌疑人最年輕的也已經88歲了，最年長的已將近100歲。他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擔任簿記員、醫務人員、打字員…最多的是守衛。

2015年7月德國法院對其中的94歲德國人格羅寧（Oskar Gröning），以協助謀殺30萬人的罪名判刑四年。他既不是戰爭發動者，也未操控毒氣室，只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擔任會計。檢查官雷曼說：“德國司法認為，沒有所有小齒輪的運轉，大屠殺的機器顯然不可能工作。”2016年1月德國法庭再宣布，以謀殺同謀罪起訴另一名95歲的德國男子Hubert Z。理由是：他加入集中營這個機構時，已知道它在的屠殺功能，這等同於有意參與並加速幾千人的死亡。

德國法庭就是如此一再確定西方道德觀，除了嚴懲首謀者外，法律明確表明「服從」無法成為違背良知的理由，這阻止（往後德國不公不義事件）任何盲從者的藉口，避免日後有受害者，卻無法條對加害者懲罰。

今日的德國

德國人從沒嘗試在官方歷史上微調，辯說大屠殺是被誇大其實，或聲明與當時歐洲各國亦有迫害猶太人的惡行，大家只是50步與百步之差而已，也不再推脫罪行到希特勒和他的「四人幫」身上。

在審判納粹罪惡這件事上，德國人不僅表現了認錯的勇氣，隨著告別過去的納粹，這頁罪惡歷史就翻過去了，德國可以坦然面對歷史迎接未來，擔任起歐洲共同體的火車頭，強大而受國際愛戴。

德國由納粹時期的全民排外情節，到2015年一年中，就收容了歐盟難民126萬人中的46％，從東歐、中亞到非洲黑人都有。前不久英國廣播公司(BBC)對全球16個國家進行了認可度的民意調查。結果德國被評為“最受歡迎國家”，今年1月竟又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評為最被尊敬的國家。

台灣轉型正義的挑戰

如同不遠的一個年代裡，對岸有一主席為了奪回對黨、對國的控制權，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對其黨內的同志鬥爭、奪權，毀黨毀國在所不惜。結果造成人民死了上千萬人，國家與人民財產損失超過數萬億。而在被定罪的４個加害人指認出後，信徒們卻執意將他供在神桌上，所以這國度的信徒們會失憶89年的六四夜晚，軍隊對學生與人民開槍蓄意殺人，有多少不知的痛苦能量在這國度一直激盪存在著；在旁邊有另一國度自認為，二戰中沒有造成鄰國太多痛苦，右翼激進者亦不肯把甲級戰犯移出靖國神社，則東北亞每過一陣子就不平靜，在亞洲轉型正義似乎沒有存在的空間？

日本與中國的政治精英、司法、媒體和民意的主流字典中沒有反省，日本做不到，中國不想做？這次台灣主流民意正開始嘗試推動。反思不是報復，是自我提升的要求，是自我對未來定位的過程。這些工作包括： 真相調查、責任追究、損害賠償、體制改革四個程序。

德國透過真相調查而認錯，日本卻不做而不認錯。陳水扁執政時的腐敗貪汙，下台立即追討出7億，使黑暗成份沒能汙染到民進黨，所以短期就為選民再接受。反觀國民黨貪了千百倍的汙，仍以「轉移了就是我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阻擋了14年、275次政黨法與不當黨產條例，不惜拉下黨格，強力對抗社會的期待，不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道理。

台灣民心已覺醒，轉型正義不再是選項，只要將歷史文件解密，則真相必是大白。就記錄每一黨每一年代的黨產數字，讓數字自己解說它的意義，讓每一黨黨員決定自己的良心要安置在什麼地方？選民會在每次大選裡表白下去。況且藏在地下的錢不是被人騙走，就是造成內部彼此暗中狐疑是誰從中獲益？黨產議題不利空出盡，不僅喪失了對外募款的能量，失卻了民心與形象，更不可能不經浴火就能重生。

就算無法像東歐以立法當下糾正不正義的人事，也無法像德國延長司法追朔時間，在民主國家還能讓時間，靠選舉來解決吧？

郭琛 05,03,2016 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