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開口)
習董有超出任一中華統治的模式嗎？沒有！那麼習董可能帶來中華復興，讓中華揚眉吐氣，光宗耀祖，龍吟震世的可能嗎？不可能。為何？試問，習董至今所採的統治方式，既然與過去朝代帝王的統治沒有絲毫差異，那怎能帶來中華強盛的契機？憑啥？難不成要藉靠中華維持不變而世界往下掉的趨勢？
世界越來越數位化，而數位化的影響必定帶來精準的邏輯概念。如此大腦啟蒙發展，即使在高壓專制，以
”民族大義” 掛帥統治下的中華，也無法杜絕精準思維對”忠誠” 的質疑，更甭提賒想產生誠心誠意畢生為”大家長” 犧牲奉獻的荒繆。
俺曰，習董與那廝這點頗為相似。大概是死亡之握從那廝傳染給習董咩！
習近平導引中國，旗指何方？
2016.02.02 00:33
編者按：習近平上任已歷3年，他的施政方向大體上已經明確顯現。那麼，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今後中國將走向何方，是實質性地深化改革，還是原地踏步，或者步步後撤，這是中國各界和國際社會都十分關心的問題。美國之音主持人寧馨就此采訪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轉型問題學者程曉農。程博士長期以來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問題，對中國、俄國和東歐國家走過的道路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並多次在美國之音的“焦點對話”節目中分析相關問題。下面是寧馨就中國未來走向采訪程曉農博士的詳細內容：
寧馨：作為一個轉型問題學者，您在中國未來政治走向這個問題上，從哪種視角看問題？
程曉農：要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最好是不光懂政治，也要懂經濟、社會問題；不只了解一個國家，而且要了解幾種類型不同的國家。過去20多年來我就是這樣從事研究的，所以我的視角比較寬。一方面，我不僅從政治層面分析，也研究經濟狀況對政治走向的影響；另一方面，我不只觀察中國，也研究俄國的轉型，可以把中國的轉型道路與俄國、東歐國家的道路作系統的比較。許多問題，在中國這個軌道上看，似乎具有偶然性，但如果把蘇聯的同一問題拉進來比較，就會發現不少明顯的規律。
寧馨：最近，國內媒體圍繞著各地黨政負責人向“習核心”表示效忠，作了大量報道。1月29日，總部設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又提到一個新提法，即“四個意識”（政治意識，大同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這些新提法深意何在?
程曉農：黨政官員有關服從“習核心”的表態，不是單純的宣傳手法，而是自上而下正在推動一種新領導模式的建立，即終結集體領導，重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和個人專斷。
寧馨：在胡錦濤時代中共高層具有典型的集體領導特征，您認為現在正變為個人威權，這是個人領導風格的改變，還是中共領導模式的變化？
程曉農：這不是一個個人領導風格問題，因為，無論是采行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專斷，都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安排。比方，個人專斷的前題是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而最高領導人個人有無威權，取決於他對軍隊和情報部門的絕對控制，還需要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中共今天重回最高領導人個人威權和個人專斷，有它內在的邏輯，它將成為一種新統治模式。
寧馨：為什麼您認為，中國領導人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威權，體現了一種規律?這是什麼樣的規律？
程曉農：在所有共產黨國家，領導模式都是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來回擺動，但這種擺動不是隨意的。一般來說，第一階段，共產黨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黨內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而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必然成為常態，最後個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領導人如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威權和個人專斷就取代了集體領導，這是領導模式的第二階段。個人威權的領導人去世後，就進入第三階段，重回集體領導，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從華國鋒、鄧小平到胡錦濤，基本上都是如此。蘇聯在第三階段的末尾解體了，而中國現在進入了第四階段，即重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
寧馨：如果當年蘇中兩國先後恢復集體領導是必然的，那麼，怎麼解釋現在中國重建個人威權也有其必然性？
程曉農：領導模式的選擇與統治需要有密切關系。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又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時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
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我把它稱為“低成本統治模式”，因為當局可以用低工資、低福利去維持官員和老百姓的效忠和順從。但斯大林和毛澤東死後，這樣的低成本統治模式就難以為繼了，因為個人崇拜不能轉移到接班人身上，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同時給老百姓一些實惠，建立權力後繼者的合法性，赫魯曉夫和鄧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過程中政治精英的腐敗就死灰復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領導人則通過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的順從。
寧馨：您好像認為，廣泛的腐敗有某種必然性；既然如此，為什麼習近平非要作出重大改變不可呢，他延續江澤民、胡錦濤的統治模式，不是皆大歡喜嗎？
程曉農：如果單純從政治角度去考慮，用腐敗換政治穩定，局面好像可以長期穩定下去。但決定這種局面能否長期維持下去，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因素。用腐敗換政治穩定，也包括對老百姓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握的經濟資源，因此我把它稱作“高成本統治模式”，它的致命弱點是，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後就倒逼改革。蘇聯解體與此有關，中國90年代以“改制”為名推行國有企業的全面私有化，也是為當時的金融困難所迫。
寧馨：您在以前的“焦點對話”節目中談到過中國的私有化與中國未來走向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什麼？
程曉農：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剛才我講到，倒逼可能導致改革，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其實，倒逼也可能導致倒退，而進還是退，與私有化的時間點有直接關系。如果私有化是發生在民主化之後或與民主化同步，共產黨的紅色精英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會受到一定的遏制，無法肆無忌憚地利用私有化化公為私，在俄國和中歐國家就是如此。可是，中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推行的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我研究了中、俄兩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整個過程，發現中國國企的大部分落到了紅色精英的手裡，他們幾乎都是盜用公款完成了私有化。我最近提出了“共產黨式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這個概念，來描繪中國改革30年以後形成的獨特經濟體制（見吳國光和Helen
Lansdowne合編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當共產黨的干部們成為新資本家，掌管中國的經濟命脈之後，他們不可能像西方一些學者期待的那樣，從擁抱市場化走向擁抱民主化，因為他們害怕民主化會清算他們的財產來源和致富手段，而紅色政權是他們唯一的安全保障。
寧馨：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是否很嚴峻？如何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程曉農：對。中國90年代推行私有化時經濟已經相當困難；但後來通過加入WTO和大規模吸引外資，中國迎來了將近十年的出口景氣，即大規模出口支撐全面經濟繁榮。很多西方國家的觀察者以為，中國的經濟繁榮從此就不會終止；其實，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占世界四分之一，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是無法長期靠無限度占領外國市場來保持經濟繁榮的，因為，當全世界只剩中國一國出口產品，其他國家只買不賣，貿易就做不下去了，中國的出口業景氣也就終結了。事實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的出口景氣就走下坡路；中國政府改用土木工程景氣又支撐了幾年經濟繁榮；現在土木工程景氣再也撐不下去了，中國已經把今後幾十年所需要的房子全蓋完了，住宅多到再也賣不掉的程度。習近平恰恰就是在這個關口上任的，江、胡時代延續20年的“高成本統治模式”難以為繼，經濟困境逼得習近平必須改變；既然在“共產黨式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民主化不是他的選項，他便選擇了從“高成本統治模式”重回“低成本統治模式”，也就是通過建立個人威權，設法減少統治成本。
寧馨：您說的“建立個人威權”，與降低統治成本有什麼關系？
程曉農：當局唯有降低統治成本，才能在經濟困境中盡量延長統治。所以習近平首先推行反腐敗，阻止官員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撈錢的門道。有人以為，反腐敗只是一時的風頭，避一段就過去了。這種想法錯估了形勢。對習近平而言，很難再找到開源生財的路子，唯有節流省錢，因此當局不得不收回過去給政治精英的部分好處；這樣，反腐敗就將成為新常態，既可以借此降低統治成本，也可以借此清洗不順從的官員，以造成恐懼氣氛。既然要把以往對精英們的慷慨變成斤斤計較，最高領導人只能把統治模式從以往的收買為主，改變成威壓為主，通過重建個人威權，用個人專斷逼迫精英們讓步。
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困境逼出來的不再是改革，而是統治模式的倒退；建立個人威權，並非解決中國當前和未來問題的出路，而只是延續統治的手段；今後，在政治和經濟層面將越收越緊，中國不再會有實質性的改革，不會再有思想解放，也不會對政治進步有任何寬容，持續不懈的政治高壓會成為當局維持統治的主要工具。中國的走向表明，轉型不見得是一味前進的單行道；中國在政治方面的走向，更像在封閉的環形道上移動，現在進入了往回拐的彎道。
謝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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