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宿命

(Ajin 開口)

在雲程部落格那篇 有錢萬事不足，妄上加妄，俺曾大放厥詞，除了算出需要幾個地球來滿足中華復興的中國夢之外，俺也稍加說明，目前個體經濟理論內的最基本依據 "利潤最大化" 勢必讓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機制掉進以消費帶動發展的陷阱。

另外，個體與總體最關鍵的連接就是金融與政府角色。但這方面也好不了多少。俺說資本主義內存在著先天性癌細胞。底下就從這角度嚐試著唱一齣讓人笑掉門牙的賣藝解說。

在 山姆積債 土龍積財 中，俺曾提到從2008以後全球金融所顯現出來的問題：資本主義體系下，週期性的金融風暴是必然。小布希下台時，是風暴剛剛演出不久。小歐第一任上台後，忙著止血，雖然連續寬鬆三次，稍微拯救了山姆金融不致於崩盤，但對於再次發生如此金融風暴，全球依然毫無免疫的能力。

為何資本主義與金融體系會有如此的必然屠殺性？邏輯上，從很多角度可以演繹出如此的結論。早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從 M → M' 的過程，就知道這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金融不過是一場非常龐大的海市蜃樓。怎說？俺就盡可能用菜市場的語言姍姍道來。

從最簡單的擺地攤，或出賣勞力開始，甚至連行乞，都能闖出一片天。資本累積是第一步，接著就是行業擴張（投資開始了），作更多的資本累積。這樣繼續轉，除了本行之外，再撈過河轉投資。不管資本累積的路徑是如何發展，最後終究的目的是透過股票上市達到資本集中的控制權，就這麼多。這樣的體系最少需要幾個大支柱：法治的權益保障，自由交換市場，以及政治不干預的透明資訊。

那到底賣股票是賣啥？哈哈，就是賣劃在牆壁的大餅。因為根據過去的紀錄，買股票的人知道這支股現在買，將會漲，所以買低賣高。金融市場，投資，儲蓄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也因此產生對將來未知猜測的機率，這就是賭。

這都很簡單的，問題是：這些買賣對經濟提昇與發展並不直接，卻僅是金融境內的流動產生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價差遊戲而已。買低賣高是賺錢的原則，但賺來的錢繼續滾進去投資，等下次的買低賣高，就如此這般，用錢滾錢了。

於是乎，小攤販就變成控股集團，由私家個人變成大眾的股份公司。到此的程序是不難理解。然而，關鍵是整個運作一旦開始進入股市投資，就已經產生量變到質變了。在此後就是進入純資本主義的金融市場，就是以錢賺錢
 ( M → M') 的過程了。

既然對將來有未知的機率，所以任何投資有風險，有風險必定有賺有賠。但這些對實際上每天生活的柴油米鹽好似無影響。更糟糕的是：再加上一個槓桿借貸，這一來變成可以用畫大餅描述將來，以取得目前的實質金融掌控。講更極端，實質小攤，從勞力賺錢到資本累積，進入金融市場後，也可以藉用畫大餅方式取得等多財富了。

到此，已經走完一整個資本主義從最基本的勞力交換到整個金融泡沫的一個週期。這樣的週期，馬克思已經看出，但馬克思提出的方法並無法治療這樣的疾病。凱因斯的方法，讓政府藉著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 ）與 貨幣政策 （Monetary Policy）兩個工具來控管調解金融與市場的關係。雖然2008年以後的金融風暴，有一致性地將原因歸咎於雷根時代金融業的de-regulation，讓借貸債權可以變成無限反覆，債權可以變成貨品出賣。這就是泡沫擴大的開始了。理論上來說，沒錯，債權本來就是可賣品，但無限地延伸就免不了產生泡沫的必然，畢竟可以將所畫的大餅再拿出畫成小塊餅賣出。

這樣說，豈不握有實物才是最佳財富保障？話是這樣說沒錯，但實物欠缺流動性，而財富之累積方法之一就是快速的滾動。既然實物欠缺流動性，相對的滾動速度永遠不比金融更快。也因此，在單位時間下，投資報酬率的比較，實物未必比金融賺得更多。另外實物保值也未必，因為實物的替代品也一直不斷出現。君不見套牢的房地產一大堆嗎？要變現時，很可能都必須腰斬啦，所以說，實物也未必是保險的投資。

那有啥最佳方法可以既保值，又賺錢的安全投資呢？答案與長生不死的仙丹何處可取得一樣！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480#s=d

2014年06月03日 07:03 AM

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宿命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特點嗎？當嚴重危機爆發，政府必須救助金融體系嗎？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在他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一書中，對這兩個問題給出了肯定答案。2007至2009年危機期間，蓋特納曾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行長、美國財政部長。但這樣的答案也有損市場經濟的合法性。資本主義易發生危機，這一點已經夠糟糕了。而對於那些用愚蠢或犯罪行為給經濟造成損害的人，政府感覺必須提供救助，從而保護無辜民眾，這一點就更加糟糕了。

蓋特納不但相信危機註定會反復發生，而且認為政府必須以雷霆之力予以應對。制止危機的唯一途徑，是消除那些導致恐慌成為合理情緒的條件。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借入更多、支出更多，並使納稅人面對更多的短期風險——“即便這似乎是在獎勵無能和貪腐，即便這會加劇人們對政府變成失去控制、大手大腳、熱衷紓困的大政府的看法”。這直截了當地道出了一種不受歡迎的觀點。

在危機期間擔任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主席的希拉•貝爾(Sheila Bair)，持有對立的觀點。她提出，如果華爾街相信政府一定會為其輸得一塌糊塗的賭注埋單，那麼不穩定將是必然結果。她表示，蓋特納對紓困的合理化要想站住腳，必須認可一個錯誤的兩難選擇：“我們要麼放任不管，要麼採取過度措施，此外再無選擇。”

資本主義易發生危機的觀點似乎很有道理。穩定局面會變得不穩定。蓋特納認為，在很長的繁榮期中冒風險，是符合人性的。

在危機之前的杠杆週期裏（見圖表），人們就是這樣。人們增加杠杆不是因為預料將得到紓困，而是期待取得收益。

不過，確實存在我所稱的“理性的輕率”——如果出現最糟糕的情況，政府就可能出手紓困，這一事實肯定會令債權人感到安心，因此加劇了發生破壞穩定的信貸泡沫的風險。

當初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下後，新的蕭條局面似乎就要形成。作為應對，2008年10月，主要高收入國家組成的7國集團(G7)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承諾，“採取果斷行動、利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工具，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提供支援，並防止其破產”。他們兌現了承諾，並產生了效果。以銀行間無擔保貸款利率與未來預期官方利率之間的利差衡量，恐慌情緒逐漸消散了。在美國，經過兩個季度的收縮之後，經濟開始企穩。

蓋特納認為，這類危機的正確對策包含三個部分：大規模貨幣與財政支持；為系統重要性機構的債務提供擔保；以及苛刻的壓力測試。如果一家機構無力籌集資金，那麼政府必須向其注資。

當時的環境——最主要的是，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政府的法定權力很有限——使得更合適的對策幾乎不可能出臺。資產價值很難確定，資本緩衝很薄弱，依靠變化不定的來源借入短期資金的情況很普遍，清算複雜金融機構的機制很不健全，導致各國政府別無選擇。它們不能冒風險承受連鎖式金融崩潰的經濟後果。

類似地，各國當局被迫大量使用貨幣與財政工具，以減少長期的經濟損害。即便如此，代價也十分巨大。2014年一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比1950至2007年間的趨勢水準低了17%（見圖表）。

資本主義確實易發生危機，美國政府在危機中實施干預是正確的。這些結論將我們置於一種無助境地——我們的命運明顯被綁到了一部末日機器上。許多市場經濟支持者的回答似乎是，政府不應加大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力度，但又乾脆提出政府在下次危機時不得實施紓困。紓困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至於未來可能真的嘗試這種思路。但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一個更有吸引力的可能性，是大大減小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使其在遇到危機時遠更容易處置。這方面的可選措施包括：提高所有可能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的資本金要求，並對能在危機中吸收虧損的長期債務提出要求；減少鼓勵舉債的稅收激勵措施；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加固銀行存款的安全；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力度；提高複雜金融機構無償債能力時對其進行清算的能力。

這類措施應會令世界更接近貝爾希望的樣子。恐怕各種錯誤遠比道德風險更能製造危機。不過，在救助之後的確存在道德風險，尤其是在系統重要性機構的債權人當中。

蓋特納已敦促實施更嚴格的監管。但他也提到了“意外後果定律”。他指出，將看得見的那部分金融體系打造得越是安全，脆弱性在較隱蔽、但可能更危險的地方出現的危險性就越大。他補充稱，這恰恰就是危機之前、伴隨影子銀行體系膨脹而發生的情況。這樣一來，嚴格監管最終可能弄巧成拙。

這一警告言之有理。但也有解決辦法。一種干預主義辦法是，對演進中的金融體系實施全面監管，在風險轉移之時增加資本金和其他要求。另一種辦法是，確保核心金融機構能挺得過週邊“地震”。不過，還有一種辦法是提高透明度要求，從而避免一些明顯荒謬的做法，比如讓關鍵機構積累下龐大的表外頭寸。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必須比以往更努力地減輕我們的金融體系易發生危機的特性。我們必須能在發生危機時進行干預，但不必像上次那樣實施全面救助。正如蓋特納所警告的那樣，這些努力可能會失敗。不過，我看不到還有什麼其他辦法。

譯者/邢嵬

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

2014/06/04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肖敏捷：讀報得知東京有幾家研究機構聯合推出一份報告就如何把東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提出政策建議，筆者趕緊讓助手找來報告原文拜讀。十幾頁的報告並不算長，但在拜讀過程中筆者打了好幾個盹，最後不得不求助咖啡硬著頭皮讀完。作為筆者的讀後感，該報告最大的特色就是該想到的都寫出來了，該做到的也都列出來了，可謂非常完美無缺。可是筆者仍然擔心這個建議報告僅僅是花拳秀腿而已。

       例如，為了和香港、新加坡等正面競爭，報告建議減稅。但是對於面臨財政重建難題的日本政府來説，該建議可謂哪壺不開提哪壺。為了吸引海外企業和人才來東京，該報告提出要大力推廣英文教育、改善外國人在東京的工作生活環境。其實除了房子小點，東京的綜合生活環境並不比紐約差，雖然大多數日本人非常自卑，國民整體的英文平均水準並不低。那為什麼東京難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以筆者之管見，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大概可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的代表是紐約，依託美國強大的國力和美元做後盾，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當之無愧。另外重要的一點就是美國可以制定遊戲規則，關起門來自己玩另當別論，只要你從事國際金融無不感受到其強大的約束力。另一種是香港，雖然本身沒有「地大物博」的資源優勢，但是擁有全世界開放度最高、效率最高且受法律保護的經濟平臺。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讓香港盡享得天獨厚之優勢，充分發揮其平臺優勢，成為連接中國和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在這方面，新加坡與香港大同小異。

       相比之下，東京既無紐約的實力優勢，也無香港獨攬倚靠大陸之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要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只能依靠自身實力，吸引海外資金投資日本。但是上世紀80年代底大泡沫崩潰之後，樹倒猴猻散，外資紛紛撤離東京。泡沫崩潰對日本最大的打擊是讓投資家對未來失去信心，完全失去慾望。股票或房地産稍微漲一點，泡沫來臨等警鐘立刻長鳴，誰都不願意承擔風險。沒有風險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回報。慾望一詞似乎有點難登大雅之堂，但是國際金融中心如果失去了慾望也就失去了開拓精神。

       《華爾街之狼》用十分誇張的手法淋漓盡致地描述了什麼叫慾望，筆者在香港工作6年也親身領教到了港島族對股市和房地産的執著，你在東京難以相信地産商推出一個新樓盤竟然可以成為經濟類報紙的頭條新聞。再看看東京，大家似乎非常忌諱談賺錢，很多日本人對中國的理財商品氾濫成災感到吃驚，但是筆者的台灣朋友對即使利息降到零大多數日本人還是把錢放在銀行感到不可思議。這也難怪所向披靡的歐美金融大鱷在東京無所作為，因為各種以防範金融危機重來的規章制度嚴重限制了金融創新和競爭。

       參與該課題研究的有關人士表示2020年東京奧運會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後一次機會。但是請記住所謂中心不是能夠用政策打造出來了，也不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下一個店，只要能夠讓慾望無止境的投資家有機會持續獲利資金自然會聚集東京的。看看美國和香港股市，3、5年一個泡沫，崩潰大跌之後下一個新泡沫一定超過上一個。筆者1988年初來東京時，日經平均指數大概在22000點左右，「安倍經濟學」雖然掀起日本股熱，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到這個水準。跌倒了還能爬起來也應該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之一。筆者不敢斷言不可能，但是東京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看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