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道，中國勝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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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08月 07日 10:27

治國之道，中國勝過西方？

John Micklethwait / Adrian Wooldridge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隱藏在上海市郊，靠近籠罩在霧霾中的內環路，它的外觀看起來似乎有著某種軍用目的。這個巨大的建築群四周全是圍欄，沿著圍欄爬滿了捲曲的刀片形防護刺網，警衛守在門口站崗。但從一條名為前程路的街道開車駛進院區，你就會進入到一個看起來像經過諾博士(Dr. No)重新設計過的神似哈佛大學(Harvard)的地方。

在校園中央，豎立著一座巨大的、鮮紅色的雕塑，形似一張桌子，在它旁邊是一個同樣比例大小、猩紅色的墨水瓶雕塑。其四周環繞著湖水和樹木，還有幾家圖書館、一個體育運動中心和一群低矮的棕色宿舍樓，所有的設計看起來都像翻開的書本。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將這裏稱為“校園”，但由於該機構紀律過於嚴明、等級過於分明並且太有條不紊，因此它並不像個大學。當地人的叫法則更為貼切：他們稱它為“幹部培訓學校”。這是一個有志於主宰世界的機構。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的學員是中國未來的領導人。這些看似彰顯了平等主義的寢室區實則掩蓋了嚴格的等級秩序：學校為從北京來的高級訪客準備的可是套房。該校的教學大綱則回避了支持技術統治論的意識形態。一名教師稱，最常見的兩個問題是：哪種治國之道最佳？它又是否能適用於中國？

如今，中國學生和官員湧向世界各地——從智利到瑞典——向他們學習成功的治國模式。中國浦東幹部學院的工作人員會提醒你，在大約1,300年前，帝制時期的中國就在搜尋最有才幹的年輕人、讓他們成為公務員。數百年來，這些官員運作著全世界最先進的政府——直到歐洲人和美洲人先後將其趕超。長期以來，擁有更好的政府一直都是西方國家的巨大優勢之一。而現在，中國人想把“最佳政府”這個頭銜奪回來。

對於中國在此方面的努力，西方決策者的看法應該如同20世紀90年代西方商人對中國工廠的感慨：既敬畏又恐懼。就像深謀遠慮地復制翻新資本主義一樣，中國現在也正在嘗試復制翻新政府執政的藝術。唯一不同的一點倒是讓人寒心：許多中國人認為，他們從西方政府身上可以學習借鑒的東西要遠遠少於他們從西方資本主義身上學到的東西。他們走訪了矽谷和華爾街，卻並未造訪華盛頓特區。

西方世界之所以能領先於“其他國家”，是因為它創建了一個永久的競爭來提高改善它的政府機制，尤其是它引領了四次偉大的革命。第一次是發生在16與17世紀的那場革命。當時，歐洲各國君主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而隨著西班牙、英格蘭和法國在全球展開競爭，他們也完善了自身的治國之道，但這樣的方式是閉關自守的中國永遠不會借鑒的。

發生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的第二次大革命則高舉“自由與高效”的旗幟。之前貴族任免的政治體系被精簡、任人唯賢的精英統治所取代，國家專注於提供像學校和員警這樣的服務。在英國繁盛的維多利亞時代，這個當時全球國力最強盛的國家將其稅收從1816年的8,000萬英鎊減至1860年的不到6,000萬英鎊——同期該國人口數量還增長了50%。

在第三次革命中，這種克制但強盛的國家形象被一掃而光。在20世紀，西方政府向人們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幫助：第一次出現的醫保與失業救濟，最終形成的大學教育以及被林頓‧約翰遜總統(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稱為“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時代。盡管遭遇過反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紀80年代由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與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發起的1/2革命——但越傳越廣的福利國家模式仍是西方社會的主導模式。

在美國，政府支出從1913年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5%增長到1937的19.7%，1960年為27%，2000年增至34%，到2011年已占到該國GDP的42%。選民則繼續要求更多的服務，而所有黨派的政治家都在縱容滿足他們的要求——左翼黨修建了醫院和學校，右翼黨則新建了監獄、軍隊和警力，每個人都創建了五彩紙屑般繁復的規則。

在所有這三次革命中，西方國家都是一馬當先。但如今，中國的雄心昭然於世，新興世界也渴望再次參與競爭。

為什麼不呢？在過去的兩年中，當美國政治體系因為奧巴馬醫改(Obamacare)而分崩離析之時，中國卻擴大了養老金的覆蓋面，使新加入的2.4億農村人口受益。相比美國，新加坡猶如彈丸之地，但在李光耀(Lee Kwan Yew)專制領導下的新加坡卻提供了更為優質的教育與醫保。如果你想找尋醫保的未來，那印度將會給出一部分答案：他們正在嘗試將大規模生產的技術運用到醫院身上。此外，巴西的有條件現金轉移也成為未來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最起碼，西方國家在治國理念上不再占據壟斷地位。

但西方世界的理念尚未枯竭——尚未而已。正如經濟學家赫伯‧斯坦恩(Herb Stein)曾經挖苦地指出：“無法永遠繼續下去的事物終將停止。”這句話也適用於西方國家臃腫的政府。西方世界的下一個10年將被“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國家”這樣的爭議所籠罩——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個原因是，西方選民的諸多需求使國家負擔過重，所以他們對成效感到厭惡。美國國會經常只有10%的議案通過率。在英國，托利黨黨員的人數從1950年的300萬人減至如今的12.3萬人，如果該黨是家私有企業的話，這樣的表現可能已將其逼上破產的境地。對此，選民們很是沮喪。

其次，政府面臨破產。自1960年以來，美國政府只出現過五次財政盈餘的狀況。而從1974至1975年以來，法國沒有出現過一次盈餘。如今，照顧老齡化人群的人口挑戰甚至將左翼黨派都推向了艱難選擇的邊緣——他們到底想要保住什麼？救助誰？

第三個原因相對而言更為積極。政府可以進行改革，但只有在西方政客和全體選民決定了他們希望政府做什麼之後，它才能著手改革。

我們自己的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少做點。負荷過重的現代國家對民主是一種威脅：利維坦式國家承擔的責任越多，它的執行效果就越差，公民也就越生氣。這樣的國家對自由也是一種威脅：當一個國家會將你產出的一切東西拿走一半並對日常生活中最點滴的細枝末節都要管頭管尾時，它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統治者，而非公僕。所以最好少做點兒事——但要做得更精細一些。

你可能不同意這個說法，但這正是西方國家必須開始討論的更重要的話題，上面的幾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革新改造國家的大型競爭正在上演，而中國人的優勢在於，他們明白，如果輸了的話，會有怎樣的後果。

（編者按：John Micklethwait與Adrian Wooldridge是《第四次革命：重塑國家的全球競爭》(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一書的合著作者，該書剛剛由企鵝出版社(Penguin Press)出版發行。John Micklethwait是《經濟學人》(Economist)的總編輯，Adrian Wooldridge是該雜志的管理學編輯、《經濟學人》熊彼得專欄(Schumpeter column)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