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做生意更做新聞
瑪格麗特·沙利文
2013年12月10日
對於一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共產主義國家，一個不保護媒體權利、對意志頑強的報道施以責罰的國家，美國的主要新聞媒體該如何報道？
激烈強硬？小心翼翼？無所畏懼？你爭我奪？
這個國家就是中國。這些新聞機構包括《紐約時報》以及它幾個實力最接近的競爭者。上述問題正在這些新聞機構高層的編輯和管理人員腦海裏盤旋。中國市場有利可圖，對它們的盈利能力至關重要；另一方面，中國的新聞價值又很高——兩者並非一回事。這個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全球第一人口大國正在發生飛速的變革，有許多重要的消息需要報道。
問題的答案正在報紙頭版、網站、新聞采編室的人員任免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體現出來。
看看都發生了什麼吧：
去年，《紐約時報》發表了張大衛(David Barboza)撰寫的關於中國統治者家族擁有大量財富的報道。這篇文章贏得了普利策獎——也促使中國政府在中國境內封鎖《紐約時報》的網站，這個網站是它作為一家跨國公司的增長的重要部分，到目前為止已經令紐約時報公司損失了大約300萬美元的營收。
幾天後，彭博社通過其新聞道德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前院長湯姆·戈德斯坦(Tom Goldstein)向我發出了書面投訴。戈德斯坦稱這篇報道有失公平，而且不準確。他批評《紐約時報》談論未發表文章中的新聞是「蓄意傷害競爭對手」。
在我開始和彭博以及《紐約時報》的記者談話以調查這樁投訴之後，彭博推遲並隨後取消了我原本和溫以樂約定好的採訪。一名公關代表告訴我，《紐約時報》11月25日的一篇跟進報道——從更大的視角看待彭博的企業使命——「精確得多」，因此採訪已經沒有必要。
彭博堅持說，關於中國的曝光報道只不過是還沒準備好發表，因此《紐約時報》最初的報道是不準確的，這個說法偏離了主題。《紐約時報》這篇報道的核心與媒體在中國的自我審查有關：一家美國新聞媒體的高管告訴記者，報道之所以被撤回，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可能導致他們的機構被踢出這個國家。《紐約時報》的國際編輯周看(Joseph
Kahn)告訴我，溫以樂在電話會議上對記者發表了講話，這是「可以核實的」。還有一些記者，其中有時報內部人士，也有外界的記者，都提到那次電話會議是有錄音的。
我相信《紐約時報》的文章從根本上是經得起推敲的——而且無疑是令人大開眼界的。儘管如此，人們還是有理由質疑，把一篇以競爭對手的新聞決策為主題的文章放在《紐約時報》頭版上是否明智。
《財富》(Fortune)雜誌上周報道，就在《紐約時報》報道了這篇引發爭議並且仍然沒有發表的文章之後不久，中國政府闖進了彭博新聞社在上海和北京的辦公室進行突擊檢查。據《財富》報道，中國官員還要求溫以樂道歉。溫以樂已經將彭博新聞社打造成了一家頂級新聞機構，在中國已經發表了一些非常優秀的報道。彭博在公開場合仍然表示，這篇文章被擱置是為了進一步的報道，不是被徹底棄用。該文的記者之一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被停職；後來離開了公司。如果傅才德不久之後加入了《紐約時報》的報道隊伍，大家應該不會感到意外。
美國媒體的駐華記者在續簽居留簽證問題上遇到了麻煩，或許很快會被迫離境。《紐約時報》執行主編吉爾·阿布拉姆松(Jill Abramson)稱，以往的「年度小事」已成為「一大憂患」。「我擔心，我們將不再能夠向我們的讀者提供未加約束的新聞報道。」
時報公司有十多位從事中國報道的人員擁有中國政府頒發的《紐約時報》記者資質，其中包括一名攝影師和一名攝像師。除了在上海的張大衛，其餘的人都在北京。《紐約時報》還在香港有一個編輯部門及數名記者。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路透社(Reuters)的中文網站最近被封，彭博則已經被封許久。中國官方下令部分企業停止購買彭博的數據終端機——該公司特有的商業模式的核心——之後，公司在中國這一主要潛在市場的銷售出現放緩。
簡而言之，不管是做新聞還是做基於新聞的生意，都是風險巨大，處境艱難。
從新聞的角度看，《紐約時報》存在一項優勢：它仍是罕有的由家族擁有的新聞機構。正如阿布拉姆松稱指出的，在刊發有關中國的批評性報道時，出版人小亞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不會退縮」。
在《紐約時報》11月25日 發表的文章中，《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北京分社前社長麥健陸(James
McGregor)作出了直白的評論：
「事情似乎越來越明顯，作為一個媒體公司，你在中國面臨著一個選擇：要麼做新聞，要麼做生意，但你很難兩樣都做。」
迄今為止，《紐約時報》在繼續「做新聞」——競爭對手們也在做，只是程度各有不同。這是值得的，也是困難的，而且很可能會變得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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