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國算命的沈大偉- 簡介其著作《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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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國算命的沈大偉- 簡介其著作《中國的未來》

2017年5月24日04:52  初曉

華盛頓— 

說沈大偉會算命當然是句玩笑話。他是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在他的著作中用觀點和論據來預測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不過，他在書中承認：預測中國的未來不僅吃力不討好，而且在個人的學術研究上也很有風險。自從1989年之後，預測中國會陷入危機和混亂、共產黨會倒台的論點滿天飛，但是後來都被事實證明是錯的。相反，中國從九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用了短短二十幾年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許會在不遠的將來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經濟老大。這種事實和預測的巨大反差使得預測中國的未來變得令人生畏，也使得目前在美國出版的專門預測中國未來的論著並不多見，所以沈大偉教授在2016年出版的《中國的未來》 ( China's Future ) by David Shambaugh就比較引人注目。

在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領域，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名字耳熟能詳。他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研究專長是中國的內政、外交、安全和軍事等領域。從1984年開始，他一共出版了20本研究中國的專著，其中有幾本還被中國大陸翻譯出版。沈教授在書齋中的研究成果，一般民眾可能知道的不多，但是有篇文章卻讓他出了名——2015年3月6號，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標題聳人聽聞，內容也引起不少爭議。沈教授從五個方面說明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開始倒計時：中國的黨國體制已經衰敗脆弱不堪，而習近平的鐵腕治國祇會讓這個體制不堪重負，最終會把中國帶向崩潰的邊緣。這五個證據有的是沈教授對中國富人移民海外的觀察，有的是他到北京參加一次研討會的印象。從這五個有限的方面就得出這個驚人的結論，會不會失之輕率？要知道，2015年正是中國的國力如日中天的時候啊！

《中國的未來》這本書並不像《中國即將崩潰》那樣聳動和悲觀，論據和事實也要充分得多，但是研究方法卻是一樣的——沈大偉是一個政治決定論者，他認為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制度造成的。除非改變政治制度，否則中國絕無光明的未來。那麼沈教授是如何從中國鮮麗強大的外面下面看出中共的體制會出現致命裂縫，為什麼要在現在預測中國的未來呢？作者在書中解釋說：因為中國已經處於一個轉型的十字路口上。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左）在華盛頓智庫威爾遜學者中心為新書《中國的未來》簽名。（2016年3月24日，美國之音斯洋拍攝）

沈大偉描繪的當下中國局勢只有兩句話——政治收緊，經濟下滑。從2009年開始逐漸增強的政治高壓到習近平上台後變成全面嚴控的局面，而經濟形勢則從胡溫時代兩位數的增長速度掉落到了需要保七保八的地步。用前總理溫家寶的話說，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中國亟需轉變發展模式，從用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變成消費創新型經濟，避免掉入“中產階級陷阱”。沈大偉認為：經濟的發展決定著中國的未來，而決定經濟發展的關鍵則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從改革開放興起三十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助推器變成了現在與將來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因為中國領導人正試圖用一個陳舊落後的政治機器來創造一個現代化的經濟。沈大偉在書中寫道：中國未來的經濟需要一個與過去不同的黨國體制：它不再是行政命令式的、中央集權式的、榨取剝奪式的獨裁體制，而是一個靈活反應型的、包容性型的、輔助促進性型的、妥協型的和透明公開的國家體制。

為了說明中國政治體制的失靈，沈大偉列舉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的改革措施名存實亡的例子。在2013年11月舉行的三中全會上，習近平躊躇滿志地推出了洋洋大觀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計劃，但是這些改革措施在推出後大都沒了下文。據一些駐紮在北京的外國機構（美中商會、美國商會、歐洲商會等）在2015年的觀察記錄，在多達三百多項的改革措施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得到落實。沈大偉認為這些深化改革計劃被束之高閣的三個原因是：1） 這些政策和措施本身十分模糊不具體。2）中共掀起的反腐運動使得中國的干部隊伍不願意為改革出力。3）一些利益集團（特別是國企）的強烈抵制。當然，習近平的任期還有五年的時間，現在說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深化改革措施完全失敗還為時過早。但是以習近平上台後集權之速，手中權力之大尚且不能推進自己的改革大計，不也正說明中國的政治體制出了問題嗎？

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的未來離不開世界大勢。在預測中國的未來之前，沈大偉首先展望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他引用了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了到2030年全世界會出現四個“大趨勢”：

1.個人權利的增加———貧困率下降、中產階級壯大、教育機會的改善、新型通訊方式和先進製造業技術的普及、健康照顧的改進等。

2.國際事務中權力的分散——美國相對新強權的衰落、國際霸權的消失、世界更加多極。

3.人口結構的變化——全球人口老齡化將抵銷經濟成長、全球城市化和人口流動將增加。

4.對資源的需求將顯著增長——人類對食品、水和能源的需求將會增加大約35%-50%。氣候變化將加劇現有的天氣模式：澇的更澇，旱的更旱。

從這些大趨勢中可以看到，中共未來的統治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那就是中國人民自主意識的高漲和發展經濟與環境資源人口的矛盾。沈大偉列舉了一些美國社會政治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威權體制政權如果要想把經濟轉變為真正具有附加價值的現代經濟，就必須把“攫取式”的國家體制轉變為“包容式”的體制。但是，這種政權本能地不具備促進“後攫取式”經濟以及滿足富裕起來的公民日益高漲的要求的能力。這種經濟和政治的現實都會迫使威權主義政權作出“適應”的改變。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要走那條道路呢？

沈大偉在他的書中為中國勾勒了四條路徑:

1.新極權主義道路(Neo-Totalitarianism)。這是一條企圖倒退到毛澤東時代的道路。由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不穩定和各種弊病，黨內的保守派想要關閉對外開放的大門，並且出台一系列嚴酷的壓制政策，對改革開放的成果進行反攻倒算,從而造成全社會萬馬齊喑的局面。具體很像六四事件後到鄧小平南巡前中國社會的情形(1989-1992)。

2.強硬威權主義道路(Hard Authoritarianism)。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從2008年以來一直在走、而且很可能還要繼續走下去的道路。這種政治高壓+經濟改革的做法可能會適得其反：經濟改革成果有限，經濟發展繼續停滯，從而社會問題加劇。中國會陷入“中產階級陷阱”而無力自拔，最終會使執政黨陷入長期的政治衰退。

3.柔性威權主義道路(Soft Authoritarianism)。中共仍然走一黨體制的威權主義道路，但是在公民生活和政治體制方面很大程度地放鬆控制，包括新聞媒體、非政府組織、知識分子、教育、執不同政見等等。這些鬆綁政策都將為經濟實行真正的轉型創造必要的條件，從而達到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和經濟的局部轉型。這種局面就像1998年-2008年的中國。

4.半民主道路(Semi-Democracy)。這就是典型的新加坡模式：一黨長期執政，但仍然是舉行定期選舉的多黨體制。有一個國會，司法獨立，開放然而有限制的媒體，消除了腐敗的法治社會，活躍的非政府組織，完全開放的市場經濟，對公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權進行保護等等。

在這四條道路中，沈大偉認為中國不太可能會走“新極權主義”道路和“半民主”道路。首先，私營經濟成分在中國社會已經開花結果，新極權主義分子要想消滅或者限制這些經濟成分勢必會遭到全社會的強烈抵抗以及黨內改革派人士的反對。中國對外開放的的大門是很難再關上的。同樣，中國一時半會也不會走上“半民主”道路，因為中國共產黨很難會容忍真正的政治變革。而且，“半民主”的道路需要中國在“柔性威權主義”道路上走過很長的時間後才會出現。但是沈大偉又沒有完全排除中國會走這兩條道路的可能性。當中共不能突破改革的限制，中國陷入“轉型陷阱”出現嚴重危機的時候，任何情況都可能會發生。

中國的未來很可能會在“強硬威權主義”道路和“柔性威權主義”道路之間進行選擇。沈大偉分析，中國繼續走“強硬威權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很高，因為過去10年來中國一直在走這條道路。中共依賴慣性也會走下去。沈大偉用一個詞彙來形容這種慣性，叫“道路依賴”(path dependent)，用中國俗語說就是“輕車熟路”。走熟路不會有什麼風險，所以這可能是中共領導層最容易和最合乎邏輯的選擇。但是長期的低速發展（沈大偉預計中國經濟在2020年以前會保持4%-5%的發展速度）和有限的改革，會使中國無力突破轉型陷阱，導致社會問題慢慢惡化。

在沈大偉看來，目前中國最應該走的道路就是“柔性威權主義”道路，只有這條道路才會為經濟、社會和政體三方面完成有質量的改革和轉型鋪平道路。

中國是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從外部觀察中國事務必然會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複雜與混亂。但是沈大偉的《中國的未來》一書牢牢抓住一個綱：那就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中國的未來其實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控制是“收”還是“放”之間。沈大偉預言，中國在“強硬威權主義”道路和“柔性威權主義”道路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刻馬上就會到來——今年秋季召開的中共19大。

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