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23日 06:15 AM
中國的“大統戰”應回歸人民主權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笑蜀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繼“改革”、“法治”、“反腐”之後，“大統戰”成了習近平時代新的關鍵詞。上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高調推出“大統一戰線”戰略，主張以黨外知識分子尤其以留學人員、新媒體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為重點統戰對像，與他們“聯誼交友，尋求最大公約數”。各級統戰部門紛紛向黨外知識分子伸出橄欖枝，統戰“大躍進”熱火朝天。
但矛盾的是，就在統戰會議召開前不足一個月，即4月24日，媒體曝光傳知行研究所創始人郭玉閃和行政主管何正軍被移送審查起訴。統戰會議召開前兩天，即5月16日，媒體又曝光知名律師浦志強被起訴。兩案都為中外矚目。傳知行案被控“非法經營”，但其印刷品僅限贈閱，內容都是自己的研究報告，無涉“經營”，遑論“非法經營”。浦志強被控“煽動民族仇恨”，也不能令人信服，因其“罪證”不過微博上的幾十個帖子，帖子的內容都是為邊疆少數民族伸張權利，有助於民族和解。只要對法治稍有尊重，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清白的。但他們無一例外地遭構陷。而依據“大統戰”口徑，他們不僅屬於黨外知識分子，而且屬於“新媒體人士”，本應是“大統戰”的重點對像。
如此冰火兩重天，反映了當下一個詭異的趨勢：十八大以來，無論“改革”、“法治”、“反腐”怎樣高唱入雲，都不能遏制迫害，都不能終結“維穩”，都不能緩解與日俱增的社會緊張。今天高唱的“大統戰”，仍未走出這怪圈。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
無論是過往的“改革”、“法治”、“反腐”，還是今天的“大統戰”，它們的背後都貫穿一個共同的邏輯：保江山、固統治。改革是保江山固統治的改革；法治是保江山固統治的法治；反腐是保江山固統治的反腐；今天的“大統戰”，同樣是保江山固統治的“大統戰”。迫害和維穩雖然看起來跟“改革”、“法治”、“反腐”、“大統戰”衝突，但在保江山固統治的邏輯上一致，因而並不妨礙它們的並用。
保江山固統治是綱，其他都是目；保江山固統治是本，其他都是用；一切為了保江山固統治，一如習近平2013年7月12日在西柏坡宣示的：“要使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答案昭然若揭：問題出在哪？就出在江山意識和統治階級意識。倒退到改革開放之前，江山意識和統治階級意識有其必然性。但改革開放後尤其冷戰結束後，傳統意識形態走到了盡頭。即便是今天很多肉食者，對傳統意識形態的忠誠也早已掃地以盡。江山意識和統治階級意識是傳統意識形態的靈魂，是典型的叢林遺產，跟冷戰之後風起雲湧的公民社會全球化和人權全球化進程格格不入，早就該拋棄了。
其實冷戰結束之初即1990年代，因應時勢之變，中共高層已經有人主張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但這主張到今天也沒有落實。中共今天固然已告別了革命黨，告別了過去的革命理想；但並沒有從革命黨轉型為現代意義的執政黨，而是從革命黨演變成了一切目的只在於掌權、只在於統治的黨，我稱之為統治黨。
統治黨與現代意義的執政黨之最大分別，在其與人民主權的關系。常常有人說長期一黨執政並非中國獨有，其他國家如日本、印度都有長期一黨執政。這結論似是而非。日本、印度的長期一黨執政，跟中國不可同日而語。因為他們都是憲政條件下的長期一黨執政，執政黨僅掌握治權，僅以其專業團隊和得到人民認可的社會政策從事公共治理，說到底無非職業經理人的角色，不可能占有甚至壟斷產權，不可能升格為主權者。憲政條件下江山不可私有，主權不可讓渡，只有人民才是唯一的主權者。
這正是憲政的關鍵所在，即精確區分主權與治權。憲政即限政。所限者何？最重要的限制就是主權上的限制：無論誰當權，其權力都限於治權範圍，絕不可以對主權有非分之想，絕不可以僭越人民主權，否則即為叛亂，會付出最高代價。即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一方面保證人民主權不可侵犯，保證治權始終在人民主權約束之下；一方面保證執政者在治權範圍的足夠權威，保證治權的合理配置與運行。對這種政治模式，林肯的概括最為精當，叫做民有、民治、民享。民有即主權意義上的民有；民治即經過人民同意而治理；民享，即治理和發展的成果全社會分享。
但非憲政條件下的中國，主權治權從無精確區分，而是長期混沌。混沌最經典的體現即為憲法序言對中共領導權的宣示。這裡所謂“領導”，是一個極含混的概念，到底是主權意義上的領導，還是治權意義上的領導？憲法未予任何界定。如果是主權意義的，顯然是對人民主權的否定和僭越，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公開衝突。如果是治權意義的，則與憲法功能不相干，因為憲法主要是規定人民的權利與義務，規定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以及規定基本國策。至於治權歸屬本非憲法主題，另有法定的選舉程序來規範。
憲法關於主權歸屬的混沌與矛盾，導致實際政治生活中主權歸屬的混沌與矛盾。如果中共作為現代意義的執政黨，只擁有治權，那麼它可以組閣，可以主導公共治理，但它必須對憲法和法律負責，必須對全國人大負責。但實際情況相反，不是中共對憲法和法律負責，而是它決定立法；不是它對全國人大負責，而是全國人大必須向它負責，必須無條件服從它的“建議”。此種完全區別於憲政體制之黨國體制，要害是對寫入憲法的人民主權原則的破壞：黨在法之上，黨在國之上，歸根結底，黨才是最高主權者。憲法載明的主權者即人民成了虛擬的主權者，成了無權者。
顯然，這不可能是現代意義的執政，只能是統治。中共因而不可能是現代意義的執政黨，只能是統治黨。它並非只掌握區區治權，而是以最高主權者身份，坐擁天下，主權治權熔於一爐統而治之。始有五十年代儲安平“黨天下”之說。
此種黨國體制，需要以戰時或准戰時狀態為其存續理由，所以能在冷戰中崛起。但冷戰一旦終結，國家一旦開啟正常化進程，它就必然面臨還權於民的問題。這是冷戰之後，黨國體制——不僅是共產黨的黨國體制，也包括其他形式的黨國體制——在世界範圍坍塌的原因。它經不起冷戰之後風起雲湧的公民社會全球化和人權全球化的衝擊。中國也不例外，曾經被認為是合理的黨國體制，也開始遭遇追問；人民的主權意識不再沉睡，對人民主權的擠壓不再能夠容忍。
這是2000年代初興起的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的全部起源。對此中共高層也不是全無應對。胡錦濤上任初有過“新三民主義”之說，即“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系，權為民所謀。”但謹小慎微的胡回避了最敏感的問題即權力來源問題。習近平填補了這空白，2010年9月1日，習在中央黨校秋季開學典禮講話時，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此前中共元老朱厚澤曾批評胡氏“新三民主義”忽略“權為民所授”；習氏“權為民所賦”，似與朱氏“權為民所授”異曲同工。但2011年中國所謂“茉莉花革命”之後，無論“權為民所賦”還是“權為民所授”都被凍結了，這無疑因為北非之變令中共談虎色變。
但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有自己的節奏，不可能都按統治者的意圖起舞。隨著中產階級的崛起、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尤其社交媒體的普及，中國的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非但沒有因為當局的恐懼而中止，反而不斷擴大。它不是要推翻誰打倒誰，不是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主權者要求歸位，要求落實“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一言以蔽之，人民要求成為真正的主權者。
人民主權體現為具體的公民政治權利。近年來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及公民運動，都圍繞公民權利展開，大致講無非四端：其一是人大代表選舉權，如2011年各地人大代表獨立競選；其二是公共事務參與權尤其環保參與權；其三是經濟社會領域的自治權；其四是對政府之監督批評權。這其實是中國版的民權運動，不僅自然法上屬於天經地義，成文法上也持之有據，因中國政府早已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中國自己的憲法，對此都有明確規定。
但即便如此，一場大衝突仍不可免。十八大之後，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成了維穩打擊的首要目標，以致傳知行研究所的郭玉閃和何正軍、知名律師浦志強皆不能幸免。無論警方對郭玉閃等的起訴意見書還是檢方對浦志強的起訴書，都印證傳知行及浦志強行使的無非是公共事務參與權和對政府之監督批評權，但都為當局所不容。而在此之前，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敦促全國人大批准國際人權公約聯署發起人郭飛雄，也鋃鐺入獄。甚至只是公車舉牌抗議性騷擾的五位女權活動人士，也遭警方圍獵而一度失去自由。
這場博弈之激烈，於此可見。表面看是維穩與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的博弈，實質是江山意識或統治階級意識與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的博弈。只要固守江山意識或統治階級意識，就不可能同意主權在民，就不可能以平常心面對維權運動和公民運動。有一個說辭叫做“中共不可替代”。這用到主權意義上很荒誕，主權不可讓渡也不可代表，被虛置的人民主權必須歸還人民，本不存在所謂替代問題。
至於治權意義上的所謂替代則是杞人憂天，因為公共治理需要專業與經驗，中共固然重心都在統治不在治理，但其他社會力量因缺乏參與公共治理的機會，相比而言治理經驗更不足，一段時間內中共的治權還不至遭遇致命挑戰。現在遭遇的挑戰不是治權意義的，而是主權意義的。這挑戰其實是被動反應。過去主權或民權遭遇壓制而無反應，是因為主權或民權意識一直沉睡，是缺少生命跡像的不正常狀態。現在主權或民權遭遇壓制有了反應，有了反彈，有了抗爭，是主權或民權意識覺醒的像征，社會恢復生命活力的像征，也是社會逐步走向正常的像征。這符合轉型的必然趨勢，更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
政黨的奮鬥目標都是執政。從中共的立場講，期望長期執政的心態本無可厚非。問題是今天的執政只能是現代意義的執政，現代意義的執政即是憲政條件下的執政：執政黨必須對憲法和法律負責而不能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執政黨必須對國家負責而不能凌駕於國家之上，執政黨掌握的治權必須對人民主權負責、受人民主權約束，不能主權治權熔於一爐統而治之。
這即是說，中共如果還想有未來時代的入門券，僅僅像今天這樣推出“大統戰”是不夠的，因為“大統戰”仍基於江山意識和統治階級意識，仍“一切操之於我”，仍屬於階級鬥爭話語。與其“大統戰”，不如回到習近平2010年提出的“權為民所賦”，不如回到1990年代中共提出的命題，向真正的執政黨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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