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是一個未發生的歷史轉折點
紀思道 2014年06月05日
編輯助理納塔莉·基特羅艾弗(Natalie
Kitroeff)請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回憶自己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報道經歷（25年前那裡曾是中國民主抗議活動的現場）並思考他現在會有什麼不同的做法，中國及他自己的世界觀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改變，抑或沒有變化。
問：我們剛剛度過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及屠殺事件的25周年紀念日。在最近的一篇專欄文章中，你回憶了自己與妻子伍潔芳(Sheryl WuDunn)一起報道天安門事件的經歷，你們憑藉相關報道獲得了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現在的中國已經截然不同，你覺得那個時刻是造就當今中國的轉折點嗎？
答：它是一個未能實現的轉折點。趙紫陽、鮑彤、胡啟立、朱厚澤等改革派的共產黨領導人曾設想，推動中國進行政治及經濟改革，以此回應民主抗議活動。他們認為，中國會朝著台灣、韓國的方向發展，享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他們遭到罷黜，強硬派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獲勝。因此，中國在經濟上繁榮發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處在1978年鄧小平給它設定的軌道上。
答：如果當時在中國能夠使用Twitter、Facebook、Google
Plus和Instagram，那會非常棒。當然，如果現在能在中國使用這些社交媒體也很不錯。在本世紀的頭一個十年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曾逐步放鬆對網絡的控制，但如今，新皇習近平正在加緊管控。因此，中國讀者無法看到這篇文章。
問：你指出，中國的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天安門事件。中國是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文化失憶了嗎？如果是的話，原因是什麼呢？
答：要控制民眾，就要控制他們的表述方式。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做得非常成功。在漢語中，提到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時，除了解放一詞，幾乎沒有其他說法。毛澤東時代的饑荒——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被稱為三年災害，儘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產黨造成的災難。1989年六四屠殺事件已經被從歷史記載中刪除。但這種做法也只能到這一步：真相在不斷擴散。共產黨已經無法隱瞞令人震驚的腐敗行為，人們普遍對腐敗現象感到憤怒。
問：你還提到，參加八九運動的中國抗議者堅稱，他們不只要填飽肚子，還要享有權利。你覺得中國資本主義的繁榮是否帶來了太多「糧食」，以致於他們已經忘記權利？
答：一直以來，雙方達成了一個未被言明的交易：我們提高你們的生活水準，作為交換，你們不要抱怨缺乏政治權力。問題是，在提高生活水準，創建中產階級，使人們接受教育，建立國際交往時，你還創造了人們對政治參與的需求。這正是弗朗哥(Franco)時期的西班牙、皮諾切特(Pinochet)時期的智利、全鬥煥(Chun Doo-hwan)時期的韓國經歷的過程，這也是它們如今成為民主國家的原因。
問：自2001年，也就是9·11事件發生的那一年以來，你一直擔任專欄作家。你覺得自己是獨特歷史階段的見證者嗎？
答：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獨特階段，但這是一個如此動蕩的時期。在此期間，能夠發揮記者的作用，進行報道，是一種榮幸。」
問：你經常到一些危險的地方進行報道。你曾有過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的時候嗎？
答：很多時候會擔心。在一些旅途中，我大部分時間都非常緊張，有種揪心的感覺。最令我痛苦的經歷是去剛果報道內戰。首先飛機墜毀了。然後，我妨礙到某個軍閥的士兵殺害胡圖人，被他們在叢林中追了一路。在這個過程中，我感染了一種最致命的瘧疾病。在那以後，我妻子幾乎給我拴上了腳鐐。
問：當你報道最緊要的問題——戰爭、人權災難、全球健康危機或任何不公正現象時，你想達到什麼目的？
答：我認為自己在提供照明，而不是在供熱。所以，我希望能使人注意到世界上的問題或不公正現象，引起人們的關注。我想把緊急事件提上議事日程，這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問：在你看來，你的哪篇專欄影響最大？
答：我關於熱點問題的文章沒有太大影響。在伊拉克戰爭開始之前六個月，我一直（包括從伊拉克）撰文解釋入侵伊拉克的愚蠢之處，但沒有說服任何人，其中包括其他自由派人士，乃至我所在報紙的社論版。我還寫了大量關於槍支暴力的文章，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改變了任何人的想法，使他們支持槍支管制。但是可能會產生更大影響的是指出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然後讓人們對它進行思考——包括白宮人士。所以，我認為我關於達爾富爾(Darfur)的專欄，在引起人們對那裡的危機的關注以及支持提供援助的舉措方面產生了一定影響。我認為我關於產科瘺管病的文章使這個問題的被關注度大大提高，而且還為它籌措了更多的資金。我還認為我關於國內外為了性交易進行的婦女拐賣的文章使人們對這種現代形式的奴役（極端情況下）有了更多瞭解。
問：你在當專欄作家期間，有沒有犯過什麼錯？有沒有什麼專欄是讓你後悔的？
答：我在許多問題上都犯過錯。我後悔寫了關於史蒂夫·哈特菲爾(Steve Hatfill)的文章，他是炭疽熱一案中的「嫌疑人」。近日，有人對反對人口販賣的柬埔寨活動人士索馬裏·瑪姆(Somaly Mam)的背景故事提出了質疑。我並不瞭解真相，如果我知道這些疑問的存在，我就不會去寫關於她的文章。我寫了一些關於伊戰的文章，有些針對它的批評是對的；我曾警告人們，這種戰爭會促使阿拉伯人奮起反抗，但事實證明這個想法完全錯誤——在那個時候！我曾寫過很多文章說布殊總統的伊拉克「增兵」行動沒用，而事實上它起了很大作用。我還寫文章說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也沒用，但這些制裁確實起了作用。
有時，我在提到一些自己強烈反對的人時，語氣會不自覺地帶有惡意，我也對此感到懊悔。在專欄中抨擊和嘲笑當權者（尤其是布殊執政時期的共和黨）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對有時控制了自己的刻薄想法也感到後悔。
問：長期對人類苦難進行報道會令你沮喪嗎？它是否會影響你的樂觀情緒？
答：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過報道悲慘的事情其實能讓你對人類更加樂觀。事實上，當你與最邪惡的罪惡力量肩並肩時，你也會發現最偉大的利他主義和高貴品質。我記得曾經在剛果採訪過一名應該對大規模強姦及謀殺負責的軍閥，他突顯了人類作惡的能量。但是，我還遇到了一名小小的波蘭修女，她靠著自己給飢餓的人們提供食物、養育孤兒，並通過協商來讓那名軍閥不去胡作非為。她用勇氣、正義和高尚來回應邪惡，表現了自己的人道主義精神。與那個軍閥相比，她的行為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事實上，從飽受戰爭折磨的剛果回來後，我對人類的能力有了更好的感覺，當面臨考驗時，很多人會做正確的事。
翻譯：陳柳、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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