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

北京與香港:摸索的悖論




北京與香港:摸索的悖論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編者按】本月初,中國中央政府發佈針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這是香港自1997年回歸後的首次,在陸港兩地引發巨大爭議。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以自己對香港超過20年的近距離觀察,撰寫《香港觀察》系列,本文為第一篇。
最近這幾個月,堪稱是十幾年來香港政治氣氛最火熱濃烈的時段。剛舉辦的“6.22民間對政改的投票,據報導達70萬人大關。馬上就出臺的佔領中環行動,按組織者計畫,將在71舉行,為此香港警方已經備下臨時的巨型拘留中心。在這關鍵時刻的前夕,北京的中央政府在1997年後公佈了第一個香港問題《白皮書》,一石激起千層浪,巨浪還在滾滾而來。
《白皮書》一公佈,最新的香港大學針對港人身份認同感的民意測驗顯示,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創下香港回歸後的新低。從筆者的直接觀察來看,從1993年春我來到香港至今的這21年,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互動,負面趨勢曾未達到今天這樣嚴重的狀態。
幾年前應FT中文網的邀請開專欄,筆者就自我定位成中間論壇,這也是我觀察香港和內地關係的立場。比如說,我既不贊同內地對香港的恩主心態,也不贊同香港對內地的蝗蟲標籤。如今雙方都有不少人站在一個極端的角度看對方,越看越難看,而我則試圖解答:為什麼香港與大陸間這20多年的相互摸索,竟然摸出這麼一個糟糕的狀態?
這就要從一國兩制這個基本的框架說起。當初鄧小平為解決香港問題,定下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大框架。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內地(以下簡稱北京,因為實際上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雙方都處於摸索的狀態。用當年陳雲對中國經濟改革傳播最廣的說法來說,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北京和香港則是摸著對方相處
不能不承認,經過了20多年,雙方本以為會摸出一片新天地,結果卻是摸出一片大煩惱,雙方顯得越來越煩。是不是會(就是翻臉)的地步,這是許多人焦慮的大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雙方同文同種,為什麼對彼此的制度和社會趨勢的摸索又引發出如此不和諧的結果?
雙方高層都缺乏對他方制度的體驗
鄧小平定下的一國兩制是個粗線條的頂層設計,首先必須肯定的是,這方案原本是一個實事求是、寬容適度的過渡綱領。不過,對於中共幾代的高層領導群體而言,他們處理純粹的內政問題經驗豐富老道,而對處理香港這樣的非典型問題(它既非純粹內政、又非純粹外事)的經驗卻基本上是缺乏的,大姑娘坐轎子頭一回
因為他們的學習經驗、革命經驗和工作經驗(武裝鬥爭、治理中國)都讓他們熟稔處理內政的邏輯。這並不是說他們在內政問題上做得完美,而是說,僅從經驗主義角度來看,他們處理內政問題是擁有一個相對豐富和靈活的工具箱的。即便遇到什麼麻煩或犯了錯誤,都能找到辦法來應付,穩住局面。相反,他們從來就沒有過處理香港這樣非典型問題的背景和經驗。他們不知道在實際操作的層面上,讓一個在所有的制度方面、生活方式上和內地都不一樣的香港,如何真正成為中國的香港。但他們卻在努力,只不過是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在努力。
從北京方面來看,因為中共缺乏處理香港這樣非典型問題的背景經驗,加上鄧小平行事一貫舉重若輕,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大傘撐起來後,並沒有列出具體的政策細節,要靠次一級、次兩級的具體官員去摸索著執行。如今這些老一代的官員大部分已經退休或去世,接班繼承上來的官員們經驗未必更豐富,膽子和自信卻大了好幾倍,摸索的手法越來越不謹慎了。
而從香港方面來看,過去也一樣是在摸索。香港回歸後定下的是商人治港,處於過渡時期管治地位的特別行政區長官及高層工作人員,尤其是第一任的董建華和第二任的曾蔭權,其教育背景、工作經驗、政治和治理視野,也基本上沒有過與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黨政體制共事的經驗。
在雙方都欠缺經驗的摸索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初衷不差、結果不佳的情況。目前很多文件尚未解密,僅從公開的資料和現象來看,很多陰差陽錯事件的發生,也足以說明互相摸這一過程的深層困難。比如,1997年的中英之間香港主權交接儀式上,時任中國國家首腦的江澤民按照內地的傳統,正式發表講話時,間或停頓一下,等候下面的熱烈鼓掌,但這種來自蘇聯的講話期間不斷鼓掌的紅色傳統,並不為英國政治文化下訓練出來的官員所知曉。所以當時的中國首腦發言場面上出現了冷場,不順。由此可見,雙方的摸索要找到感覺,挺不容易。
民間的相互摸索和相互摩擦
這還是在政治高層之間的互動,要談到社會層面,就更加不易。民間不同於官方,不存在統一、高速、有資源保障的溝通管道。
僅以1997年香港回歸時兩邊民眾的反應為例。1995年底我去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特地計畫在19976-7月作跟蹤觀察。我先回到內地,當時香港回歸成為全國頭等大事,都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歷史轉捩點,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將香港回歸視作一洗鴉片戰爭的國恥的象徵。於是在內地宣傳部門的宣導下,舉國上下都播放影片《鴉片戰爭》,甚至出現了一票難求的情況。
但當我一跨過口岸進入香港,氣氛與內地天差地別。羅湖兩邊,內地像盛夏,香港卻像深秋。同時在香港放映的《鴉片戰爭》,觀眾寥寥無幾,社會上彌漫不安、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委屈的情緒,至今我記憶猶新。而且離八年前北京的那場悲劇不遠,香港還對此心有餘悸。當時內地的整體政治和經濟狀況都處於悲劇後的艱難恢復階段,富裕的香港面對經濟剛起步的大陸,恰好與兩地一冷一熱的民族主義氣氛形成巨大反差。
那期間讀香港的報刊,時不時的還有些難以入耳的評論,諸如此類:這些年來,北大人(指內地一方)對港人政治上步步逼近、強勢南下,在經濟文化上香港卻在北伐。香港的男人口袋裏裝滿了錢,正用自己的陽具征服北邊……”當時兩地的心態反差之巨,可見一斑。
當然,在過去的20多年中,兩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正面的互動也有感人的事例。一個例子是1998年中國大陸長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災,全香港賣小菜的低收入群體,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獻出來給大陸,這樣的作為並不是政府組織的,而是民眾自願的。第二個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當時全香港的人口670萬,他們貢獻了100億港幣(按照當時匯率約合114億元人民幣)給災區,大部分是納稅人的捐款。
另一個例子是2003非典SARS”時期的香港。非典SARS”是香港19世紀末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瘟疫(源頭來自廣東),造成299人死亡,整個香港從經濟到社會生活,一片淒慘。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開放陸客到港旅遊,香港因此受惠既快又廣。我記得,2003-2004年是香港社會層面對內地認同感、情感最親近的時候,確實有一家人的感覺。
然而把20多年來的兩邊互動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以上的正面事例還是太少了,想要找到一家人的感覺很難。互動並不愉悅,差距大,而且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認知差距還在拉大。關鍵何在?
互相,目標卻不是過同一條河
最根本的原因,是雙方的出發點非但不同,目標更是不同。如果目標一致,摸來摸去,最終總會走到一起來的。但如果目標不同,終有一天會撕破臉皮、惡言相向。當初摸石頭過河的目標是過河,目的地是對岸,但雙方的對岸在一開始,就不是一樣的。
在中國官方和內地許多老百姓的認知中,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代表的是香港從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回到中國大家庭;香港人最終要與其他省份的人一樣,生活在同樣的政治生態系統裏,與此同時意識形態部分也會趨同。說白了,這是一個政治整合(integration)過程。因此,中國官方的政策是保留香港在經濟上的充分自由,允許地方特色的存在,但在政治上要讓香港越來越靠近內地,政治整合趨向內地化。這是一國兩制的根本。
而在香港,有少數人,是非常瞭解港英政府與北京的談判細節的,但當時並沒有香港民間代表的參與。所以大部分港人認為,他們對自己的命運一直就沒有起碼的參與權。對於最初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年不變的大方案,大多數港人雖然並不以此為滿足,仍覺得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處理兩邊關係的彈性框架,在摸索中往前走。
只不過對大部分港人(尤其是香港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政治參與意識較強,他們雖然認同中國大家庭,但他們心目中一國兩制這條路的未來,並不是要讓香港越來越像上海,而是希望香港越來越像其他的國際化大都市,不但有自由,有財富,有法治,還有民主,分享著紐約、倫敦、悉尼、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的普世價值。
這就可以說明,當前為何會出現佔領中環這類行動倡議和其他的火熱情緒。因為近20年前港人回歸時所期盼的國際大都市的普遍價值——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他們至多只有一半,他們覺得已經等了近20年了,不應該老缺乏另一半。
因此,近20年裏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歸,在雙方都從具體層面上摸索如何相處的路徑的同時,卻越來越發現雙方不是要過同一條河。摸索來摸索去,都發現自己摸到了對方的問題所在,於是就有了很多摩擦。比如2003年,試圖在香港推出涉及國家安全的第23條立法,引爆了回歸後香港最大規模的50萬人上街遊行,直到香港保安局局長下臺才平息。今年71有多少人上街,馬上就能見分曉了。
這是我從美國到香港的21年裏,作為一個中間人士看到的最大悖論。倫敦花了150年時間,把香港變成了人人皆知的非政治化城市。而北京只用了不到15年的時間,就把香港變成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每年都有多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這是北京有意為之嗎?當然不是,北京絕對不願看到香港越來越政治化,而是希望它和當年在英國統治下那樣,大家只忙於賺錢、不問政治,結果卻適得其反。這不是最大的悖論,是什麼?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發表意見者,請留稱呼。用匿名不留稱呼者,一律自動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