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女科學家這麼少？
科學EILEEN POLLACK2014年02月24日
去年夏天，耶魯大學(Yale)研究者發表了一項研究：對於具有同等資歷的年輕男性和女性科學家，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學者都更傾向於選擇男性科學家。面對著成就相同的假想申請者的簡歷材料，六大研究機構的教授明顯更願意為男性申請者提供工作。即便他們願意招收那名女性，提供給她的年薪也平均比提供給男性的低4000美元。更有意思的是，女性學者與其男性同僚偏見一致。
這項新研究為女性在科學界長久以來一直受到的偏見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在美國，僅僅五分之一的物理學博士學位元授予女性，而其中只有一半是美國人。全美所有的物理教授中，女性僅佔14%。黑人與拉丁裔就更少了。基本上一年裡，只有13名非裔和20名拉丁裔美國人——男女都包括——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元。這其實一點不難理解：很多少數人種上高中時就在科學類學科上遠遠落後，並且，他們在接受教育的每個階段所受到的偏見也早有廣泛記錄。但是，在就業前景、個人聲譽、智力刺激和收入等方面形勢一片大好的STEM領域裡（STEM即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到底是什麼讓女性從業者如此之少呢？
1978年，我畢業於耶魯大學物理學專業。作為耶魯頭兩個取得物理學學士學位元的女生之一，這個問題深深困擾著我。我在一所鄉下的公立學校上中學，在那裡，一些物理和微積分的尖子課是不允許我上的。因為校長這麼說：「女孩永遠都不會去搞科學和數學的。」既憤懣又無聊，我開始閱讀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學習資料，還拿起書本自學微積分。剛進耶魯時，我遠沒有準備好。和我一起上物理學緒論的男生在高中都接受過嚴格得多的數學和科學的訓練。教授快速地講述課程資料，男生們打著哈欠，而我卻越來越焦慮自己懂的如此至少。我是整個教室裏唯一的女生，我一直在鬥爭到底要不要舉手問問題、讓自己遭到嘲笑——結果就是我更加聽不懂老師講的東西，遠遠落在其他人後面。
而最後，我以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會會員的最高榮譽畢業，在系裡連續三個學期的量子力學考試及引力物理學這門研究生課程中出類拔萃，同時我還自學了耶魯大學大型計算機程式。但是我沒有選擇物理作為我的職業。四年結束時，我早已疲憊於為了趕上其他同學而長時間孤獨地埋頭苦學、隱藏內心的不安、在男生們合作解決作業題時獨自奮鬥；早已厭倦了為了讓自己被看作是科學家而穿成一種樣子、為了展示女性風采又穿成另一種樣子；儘管也有我想交往的男生沒被我的專業嚇跑，但大多數確實被嚇跑了。
不過，我沒有投身於物理學的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曾有一位教授，連指導我畢業設計的導師都沒有，鼓勵我讀研究生。顯然這是認為我天資不夠，無法在物理學領域取得成功。我把畢業論文的初稿放在導師辦公室門口，羞澀地偷偷跑掉。沒能實現夢想的傷痛讓我把教科書、實驗報告和作業題統統鎖在了我父親的軍用提箱裏，永遠與物理和數學分道揚鑣。
直到2005年，當哈佛(Harvard)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場午餐時間的演講裏問到「為什麼很多女性都不在自然科學領域爭取終身 教授職位」時，我才覺得必須要打開那個箱子了。我自青少年時期就認識薩默斯，他曾是我高中辯論隊的裁判，給我留下了「尊重聰慧女性」的印象。除了其他相關理由，他還提出了一種解釋：男性與女性在科學與數學的最高端領域有天賦差異。我本以為他提這個問題是真心想知道答案，結果聽到他推測「女性教授少可能是因為男女生物學上的差距」，我心中一驚。然而，當我讀到針對他這個觀點的激烈評論時，我意識到，即便是我自己，也不能確定為什麼那麼多女性在獲得物理和數學高等學位之前就放棄了。我決定聯繫我以前的同學和 教授，重審女性在STEM領域的表現，回到耶魯，看看我畢業後事情是否有任何改變。我想知道我為什麼背離了自己的夢想，為什麼如此多的女性仍在背離她們的夢想。
當然，從很多方面來看，大環境對想學習科學和數學的女性已變得越來越友好。當年我在紐約州北部上的高中現已無需女生自學微積分，物理學也由一位元有魅力的年輕女教師講授。2010年的秋天，我第一次回到耶魯，每個人都在誇耀物理學和物理相關專業的本科生中有30%到40%都是女生。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女孩子所在系的系主任由傑出的女天體物理學家梅格·厄裏(Meg Urry)擔任。她在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空間研究中心讀了博士後，還曾為哈勃空間望遠鏡工作過，2001年被耶魯大學聘請為終身 教授。（那時，整個系一個女教授都沒有。）
近幾年，厄裏一直致力於用實實在在的數據和自己的個人經歷改變同事中「為什麼從事科學的女性那麼少」的觀念。她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表文章回擊薩默斯的觀點，她表示自己逐漸意識到女性相繼離開專業崗位並非她們天賦不夠，而是被長期的「不受重視、心情不爽、通往成功的道路遍佈路障」給打擊的。
儘管厄裏在她的專欄裏坦率寫到，年輕時她曾把自己在獲聘與升職上屢遭失敗看作是自己不夠優秀的證據，但現在任何一個見過她的人都難以想像她也會不自信。她總掛著一種揶揄般的微笑、眼睛閃閃發亮、有著不留情面的幽默感。不止一個——足足有五個人曾向我描述，厄裏是校園裡最忙的女性。
我們見面之前，厄裏認為她系裡的女生也會感受到厄裏和我過去經過的掙紮，但系裡的保障系統足以保護她們不產生我們那種自我懷疑。比如，在物理系第二位元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教授邦妮·弗萊明(Bonnie Fleming)的指導下，學生們為耶魯物理學本科女生辦起了不定期會議。除此之外，厄裏覺得，既然有這麼多女生在耶魯學習物理，而且又有這麼多名列前茅，教授不可能沒發覺她們的能力不輸男性。我提到下午有個茶會，屆時我將採訪一些對科學與性別感興趣的女生，厄裏說她會盡量參加。
主持茶會的是裘蒂絲·克勞斯(Judith
Krauss)教授（她是護理學院的前院長，現在是西利曼學院[Silliman
College]院長，我本科時就住在西利曼），她提醒我說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學生感興趣參加的。而當80位年輕女性（和3位好奇的男性）擠進屋裡時，克勞斯和我都震驚了。厄裏急匆匆趕到，幸運地找到了一個座位。
學生們七嘴八舌地分享自己的故事。一位元女生在高中修大學物理時，驚慌失措地發現班裡一共就3個女孩子；更糟的是，另外兩位後來退課了。另一個女生說她從一開始就是唯一一個修大學物理的女生。同學無情地嘲笑她：「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學不了物理。」她希望老師能終止這種嘲弄，可他沒有。
另一名女生插進來說，她的老師才是嘲笑者中最過分的。一次物理課上，老師宣佈：男生的成績按「男生正態分佈」給，女生按「女生正態分佈」給。當問及理由，老師解釋說他無法合理地期望一個女生能在物理上與男生按統一標準競爭。
聽眾中，對大家討論的事情不明就裡的要麼是高中在女校讀的，要麼是生長在國外的。（與我在茶會及其他場合交談過的女同性戀科學家對於課堂上和實驗室的性別觀念問題持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其中許多困擾都與普通女性一樣。）有一名學生——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說她一到校就註冊了很多高級課程，選最難的數學課時一點都沒猶豫。可當她發現自己是班裡唯一的女生，第一堂課就跟不上時，她動搖了。她問教授：「我該留下麼？」「如果你沒有信心留下」——她學著他諷刺的腔調——「那你就別修這課了」。
茶會結束後，十幾名女生留下來繼續討論。「我們組的男生從不認真對待我說的話，」一個天體物理專業的女生抱怨說，「我不想表現得爭強好勝，必須這樣麼？我生來不是這 種人。讀研究生就一定要好鬥嗎？以後一輩子都要這樣？」另一個說她不喜歡和姐姐一起去俱樂部時被介紹說是天體物理專業的。「我在桌下踢她。我討厭酒吧或派對裏的人知道我讀物理專業。他們知道的那一瞬間，男孩子都扭頭走了。」還有一名女生提起，就算是耶魯的男生也不願意跟學物理的女生約會，她很擔心自己在4年裏將一次約會都沒有。
學生離開後，我問厄裏她是否也跟我一樣吃驚。「比你更吃驚，」她說——畢竟，她是這些女生中大多數人的系主任。
此後兩年裏，我又從密歇根、紐約州北部和康涅狄格州的年輕女性口中聽到類似的故事。我真失望，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經歷的文化和心理上的影響因素不僅延續至當今社會——一個告訴女性什麼都不能阻止她們在一切領域成功的社會——似乎還更甚於過去。細究的話，「做傳統溫柔女性」的壓力倒是比我年輕時更大了。
要想找到美國人對科學、特別是對從事科學的女性的刻板印象，你只需看一集廣受歡迎的電視劇《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就行了。劇中角色包括一夥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笨拙又可愛的男性物理學家和他們的鄰居佩妮(Penny)，一個有魅力的金髮女郎，來洛杉磯實現她的演員夢。儘管劇裏出現了兩位女科學家，可是其中一個，伯納黛特(Bernadette)，說話聲音尖銳刺耳，足以震碎試管。在她努力取得微生物學博士學位時，並不是在實驗室工作——像任何一個真正的博士研究生一樣，而是與佩妮一起當服務員。而另一位，由馬伊姆·拜力克(Mayim Bialik)出演的艾米(Amy)是名神經生物學家，她與孩子氣但聰明絕頂的物理學家謝爾頓(Sheldon)發展出曖昧關係。拜力克本人確實擁有神經生物學博士學位，在生活中也絕不像劇中所飾的人物那般矮胖邋遢。誠然，《生活大爆炸》是個情景喜劇，每個角色都是誇張的。但是，有哪個正常的年輕人願意踏進充斥著謝爾頓、霍華德(Howard)和拉傑(Raj)這種怪胎的屋子？又有哪個正常的年輕姑娘願意把自己想像成寒酸、社交低能的艾米，而非時髦、愉快、數學盲加科學盲的佩妮？
雖然美國人想當然地把科學家和土包子劃等號，但在其他文化中，擁有數學天賦通常被看做是一個人反應快、有創意的證明。2008年，美國數學學會(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調查了一系列旨在發掘優秀人才的國際著名數學大賽參賽情況。數據顯示：美國選手幾乎全是移民來的孩子，且很少有女選手。例如，1959年到2008年，保加利亞送出21名女生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而美國自1974年第一次參加該競賽起至2008年，一共才送出3名女生；1998年以前居然一個女性都沒有。這項調查的作者稱，美國本土學生無論男女堅決不參加數學俱樂部和數學競賽，因為「只有亞洲人和書獃子」才會自願去搞數學。「換句話說，美國初中和高中的普遍觀點是，喜歡學數學是很土的；這樣做會被其他人排擠。」結果，有天賦的——甚至天賦勝於男生的女生，通常都會為了合群而掩蓋數學才能。
上述調查結果同樣適用於科學類學科。厄裏告訴我，在她過去工作過的空間望遠鏡局裡，義大利和法國女性「穿得特別漂亮，是美國人會說露得太多的那種。你能見到法國女人穿著短裙和網襪；這對她們而言太正常了。那些國家的男人似乎能夠把人的性別身份與學術身份分開對待。美國男人好像無法把女性既做女人又做科學家來欣賞；只能二選一。」
毋庸置疑的是，在科學和數學領域中，男女地位差別並非基因導致，而是文化驅使。80年代初，一大批美國初中生參加了美國高考(SAT)中的數學考試。那些分數超過700的學生中，男女比例13：1。不過就算在初中就能取得700甚至更高的分數，也並不代表該生在更高的數學領域上擁有真正的創造性和能力。而且這些全都是美國學生。數學界曾對國際比賽中成績最優秀的學生進行研究，通過分析身處其他文化中的年輕女性表現來分析其天賦。這項研究的結論？在科學領域階梯最高層鮮有女性，「主要歸因於時代、國家和種族群體的可變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一些賞識並培育擁有極高數學天賦女性的國家，其女性科學家的比例要遠高於別國。」此外，現在在SAT數學考試中分數超過700的學生裏，男女比例僅為3：1了。如果女生如此受制於生理局限，那她們又怎能在短期內穩步提高成績呢？
小學裡，男孩和女孩在數學和科學上的表現旗鼓相當。上高中前，當無論對於男女這些學科都開始變難的時候，差異顯現了。儘管從1987年到1997年間，在高中修物理課的女生比例從39%上升到47%，可直到2000年也再沒有增加。而且如果你觀察大學物理課、而不是高中物理的選課情況；以及大學物理課的成績、而非出勤率，你會發現形勢更加嚴峻。大學微積分選課情況稍好，計算機學科簡直慘不忍睹。可能男生比女生更喜歡物理和計算機。但另一個同樣可能的解釋是：男生總是被鼓勵要在困難的、不受歡迎的學科上堅持下去；而女生，不管她多聰明，退掉門物理課或不認真對待大學物理考試都不會受到太多來自家長、老師和輔導員的批評。
人們早就瞭解，文化信號能夠影響一個學生在考試中的表現。在那份多次被引用的1999年的研究中，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些數學背景和能力都差不多的學生被分為兩組。第一組學生被告知男性比女性在數學測試中表現更出色；而第二組被擔保說不管他們之前聽到過什麼，男女其實沒有差別。兩組學生都參加了同一項數學測驗，第一組男生比女生高出20多分，而第二組男生只比女生高2分。
甚至有可能，數學和科學的天賦無法用考試成績鑒別。遍佈高等工程、計算機、數學和物理學領域的美國白人男性，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SAT數學考試中取得650分以上的成績，而大於三分之一的人低於550分。在中等層次領域中，努力、決心與鼓勵似乎和單純的天賦同樣重要。甚至在最高層次領域裡，考試成績也貌似沒什麼關係。大家都知道，理乍得·費曼(Richard Feynman)的智商才125，並不很出挑。
女性是否走上科學的征途，最強有力的影響因素也許是其他人是否鼓勵她。我在耶魯的第一年，物理期中考試得了32分，父母直催我換專業。他們所希望的就是我能養活自己直到結婚，然後讓丈夫養活。學物理，不像是能達到這個目標。
我走上Science Hill去找授課教授邁克爾·澤勒(Michael Zeller)簽退課表。我乘電梯來到澤勒教授那層，穿過牆壁上排列著清一色男教授照片、貼著我根本看不懂題目的講座通知的走廊。我敲開教授的門，費了好大勁才結結巴巴地告訴他我期中考了32分，需要他幫我簽退課表。
「為什麼？」他問。他自己兩門物理課都得了D，還不是期中考，而是整個課程。這故事聽著很像一個和藹的 教授為了讓他最笨的學生感覺自己不那麼傻而編出來的。他的情況是，那兩個D顯然是發揮失常。而我的情況是，32分就意味著我根本學不了物理。
「就在你自己那道遊，」他說。他看出了我的困惑，告訴我說他曾是斯坦福(Stanford)游泳隊一員。他的動作和別人一樣棒，可總是遊不過別人。「澤勒，」教練說，「你的問題是老看其他人遊得怎麼樣。就看你自己那條泳道，遊出你最快速度，你就能贏。」
我估摸著他說這番話的意思是不會給我簽退課表。
「你能行的，」他說，「堅持下去。」
我繼續上那門課。一週一周過去，我努力解決作業題，直到它們看起來不是那麼高深莫測。現在，我越仔細重溫我4英寸厚的大一物理教程，就會發現越多的用彗星一樣的感嘆號標註的公式和用爆炸新星一樣的粉紅色星號劃出的理論精髓。書中的注釋將我帶回曾經的年代：我坐在擁擠的宿舍裏，忽然明白了某些支配物體相互作用的原理——不管是地球上或是幾光年以外，我驚訝於如此廣大複雜的體系竟能濃縮成我在書中劃出的公式。還有什麼能比掌握了一種全新看世界的方法、掌握了比現實還真的現實更加激動人心的呢？
學期結束我得了B；第二個學期我得了A。在大四開始前，我已躋身班級前列，還擁有最多的科研經驗。然而，沒有一個教授問我想不想上研究生。當我羞澀地向澤勒 教授提起我的夢想是進普林斯頓(Princeton)做研究最後成為一名理論物理學家時，他搖搖頭說，你想去普林斯頓，那就把你的自負裝進兜裏。因為那裡的男生特別聰明、特別有競爭力，你的自負會被碾碎的。他的話讓我覺得自己不夠聰明、競爭力不足，沒資格申請。
指導我做畢業設計的數學教授也沒有敦促我去讀博士學位。我9個月來沒有參加過派對、經常晚飯不吃、睡眠不足，就為弄明白為什麼波——聲音、光還有其他的波——在一切奇數維空間裏是以球面形式傳播，就像氣球的球皮；而在一切偶數維空間中就像一個實心的保齡球那樣傳播。當我最終找到答案時，我滿懷勝利之情敲開了導師的門。可我記得他一句也沒誇我。我迫切地想問問，是不是我解決了這個問題就證明我的能力足夠強，以後能成為理論物理學家。但我知道如果我有必要問這個問題的話，我就不夠強。
多年以後，我再聯繫那位 教授——數學家羅傑·豪(Roger Howe)，他熱情洋溢地回答說很願意找個時間和我一起談談女性在科學與數學中的問題。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裏見了面，走廊的牆上貼了一大幅知名數學教授的海報（全是男性），這座樓的頂層女洗手間旁邊，倒是有人釘了張小一些的海報：知名女數學家。我在豪手下學習時，他是耶魯最年輕的全職 教授，他現在還是顯得格外年輕。他建議我們買個三明治吃。在我們等候上餐之時，我告訴他我沒有上研究生的一個原因是我把自己和他做了番比較，從而判斷出自己天資不足。畢竟，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決了他讓我挑戰的那道題。
他似乎沒明白：「但是你做出來了。」
「是，」我說，「最後我終於明白怎麼回事了，可我花了那麼長時間。」
「事情就是這樣啊，」他說，「直到做出來的時候才明白，然後你就奇怪怎麼早沒明白。」
但我必須退掉實分析課。
豪聳了聳肩說，有很多「數學性格」，不同數學家在不同方面拿手。
我問他是否注意到解決數學問題時男生和女生的方式有所不同，他們是否有不同的「數學性格」。沒有，他回答。然後又說，他無法鑽到學生腦袋裡面去。他有兩個女學生在進修數學，兩人都挺不錯。
我又問，為什麼直到現在耶魯的數學教授裏還是沒有女性。沒有拿到終身教職的女性——豪糾正我。就在最近，系裡投票表決是否雇聘一名以終身 教授為職業目標的女性。（她沒有拿到終身教職，但是這一年系裡確實招了另一名資深女教授。）我說，可還是很少啊。他朝遠處望去：「我猜是因為還沒有哪個女性的成果讓我感到興奮吧。」我看著他仔細考慮著答案，用我曾見過的，假想手中握著一個N維環形時的樣子。「也許女性是偏見受害者，」他終於回答到。不久以前，他另一所學校的同事向他坦白，當他們剛開始研究數學時，有兩個人在同一領域——一男一女，同事想當然地認為男性在數學上佔據優勢，可結果是那名女性的工作更出色。
最終，我直白地問他覺得我當時的題做得怎麼樣。比起他指導的其他本科生課題，我怎麼樣。
他挑起了眉毛，表現出一種數學家感到困惑的樣子。實際上，他整個職業生涯中也不過指導過兩三個本科生課題。「本科生獨立做數學課題是極其罕見的，」他說：「這樣看來，我不得不說你的工作是傑出的。」
「傑出？」我重複。那他為什麼從沒告訴過我？
我問他有沒有特別鼓勵過某個本科生攻讀博士學位，因為畢竟他現在主管本科生——他吃了一驚。他說他不曾鼓勵過任何一個人繼續數學研究。「這是非常艱難的，」他告訴我，「你必須樂在其中。做一名數學家壓力太大了。這種生活、文化環境，太難了。」
我告訴梅格·厄裏，豪還有許多其他教授說他們不鼓勵任何人走上物理或數學之路，因為這條路太難走了，厄裏不屑地一笑：「快算了吧！他們自己說了算、報酬豐厚、喜歡幹他們那行，為什麼不鼓勵別人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她給過很多校友講座，說「總有女性對我講你剛才講過的那番話：我想當物理學家，但沒人鼓勵我，即便只有一個人跟我說『你能行的』」。厄裏笑道：「女人需要更多的正向推動，男人則需要更多負面推動。男人們過分地高估自己的學習能力和掙錢能力。女人卻說『哎，我不夠好，我掙不了很多錢，你隨便給我什麼我都覺得不錯』。」
有個學生對厄裏說，她懷疑自己是否夠格上研究生。該生在耶魯的物理系——幾乎是全美最嚴格的物理系——幾乎拿了全A，厄裏問她為什麼。「像她那樣的女孩也不認為自己夠優秀，我反倒為一大堆平均分是B的男生寫過推薦信。」厄裏的意思不是說獲得博士學位是很輕鬆的事情。「那是個磨礪的過程。如果一名年輕女性問『讀博士是什麼樣的呢？』我會回答：『當然，簡單的事情多了去了。』但這並不代表我不鼓勵她試一試。做我這行，你不必非得是個天才不可。我跟我導師說我以後想做什麼時，他說：『哦，梅格，想成為天文物理學家，你得是個天才才行。』我可是他們物理專業最棒的學生。他的意思就是說我不是天才，我不夠好。難道，所有那些理論物理學家都是費曼、愛因斯坦麼？我可不這麼看。」
不久前，我在坎布裏奇的一家越南餐館會見了5名年輕的耶魯女校友。其中3人正在哈佛讀研究生——兩人學物理，一人學天文；另外兩名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海洋學。她們中無一人表現出在研究生院奮鬥的焦慮，但每個人都表示，她們時常擔心將來有了孩子以後在教學與科研上的表現會怎樣。
「就因為這個，社會失去了那麼多的女性物理學家，」一個人說。
「是啊，想把孩子送到麻省理工的託兒所都很困難，」另一個說。
「女人和男人一樣願意為工作犧牲，」第三個人說，「但我們不願意比男人乾的還多——科研、教學、外加帶孩子和做家務。」
大多數年輕女性沒有意識到的是——厄裏說——科研工作其實比很多行業為女性學者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她在戈達德宇宙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工作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未來成為她丈夫的人。「我們的關係絕對平等，」她告訴我，「他帶孩子的時候並不講他是在幫我。」沒人會聲稱一邊努力從事物理研究一邊養孩子是件輕鬆的事情。但既要照顧家庭又要做醫生或律師也不容易，可那也沒有阻止女性前赴後繼成為醫生和律師。厄裏認為，女人離開科學領域往往用照顧家庭作為藉口，而實際上她們是被打擊到臨界點了。
所有博士都面臨著長期艱苦的跋涉：競爭初級職位、寫資金申請、還要做足夠的研究以獲得終身教職。儘管女性在獲取終身教職的漫漫征途上必須比男性同僚跳過更高的路障，可她們經常意識不到這樣的差異存在。
90年代中期，麻省理工的3名資深女性教授開始懷疑，她們的事業發展被類似邊緣化的模式阻礙。她們向系主任提出這個看法，系主任任命6名資深女教授和3名資深男教授成立委員會，就此問題展開調查。委員會經過調研得出結論：麻省理工的女性科學家所感受到的『邊緣化』通常與「男女教授在工資、可利用空間、獎勵、資源和外界資助的回應方面的差別」有關。不論女性教員的成就是否與同事相當，她們得到的上述一切總是少一些。」系主任同意委員會的結論。不過，雖然委員會的報告是這麼寫的，但行政人員否認「因女性教員受到性別偏見而出現了任何問題」的說法。有些人爭辯說麻省理工整體的『陽剛之氣』是首因，對此人們無能為力。」換句話講，女性之所以沒能成為科學家，是因為科學——是雄性。
委員會最重大的發現是：20世紀末女性科學家受到的歧視，與民權法和平權法案解決的更露骨的性別歧視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同樣真實。就像其中一位進行此研究的教授南茜·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在某網絡論壇中說的：「我發現，即便女人獲得了諾貝爾獎，仍然有人馬上跳出來說她不應該得這個獎，或者其實這項發現是屬於某個男性的，或者最重要的結果是由某個男性獲得，或者這個女人其實沒那麼聰明。這就是2011年性別歧視的形式。」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麻省理工的發現可以被稱作「歧視」。阿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Alaska)心理系榮退 教授裘蒂絲·克萊因菲爾德(Judith
Kleinfeld)認為，麻省理工的研究不具有說服力，因為所研究的教授人數太少，學校官方也拒絕開放數據。即使女性教授被區別對待、被搞得不自在了，她們的被邊緣化也許是系裡內部鬥爭、性格衝突和讓男性教員自我感覺更良好些的「錯誤印象」的結果。「受歧視根本不是什麼證據，主觀感覺而已，」克萊因菲爾德笑道。
然而更廣泛的研究顯示：受歧視的感覺通常與資源分配不均密切相關。2012年2月，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發佈了一項調查結果，調查對象包括130個國家的1.5萬名男性與女性物理學家。在研究者排除了性別以外一切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幾乎所有國家的女性科學家都比男性獲得更少的資金、實驗室空間、後勤資源、購買儀器和出差的補助。研究者總結：「實際上，在未來某一時刻，女性物理學家會佔據多數，但她們仍會在事業發展中遭受由往往察覺不到的偏見所帶來的的困擾。」
喬·漢德爾斯曼(Jo
Handelsman)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土壤中的微生物和昆蟲的腸道。但從90年代早期開始，她同時投身於推動女性和少數群體參與科學的運動。儘管她早就懷疑在那種廣為存在的微妙的性別偏見也適用於科學家群體，只苦於一直沒有數據支持。「人們說，『哦，這個問題也許在中西部或者南方存在吧，不過新英格蘭可沒有，我們系可沒有——這兒剛畢業了一個女學生呢。』他們還會說，『也就經濟領域才有這個問題。』」男科學家告訴漢德爾斯曼：「我實驗室裏有女生！她們比男生還聰明！」「他們提的都是個人經驗，」她說，「樣本量為1。」她笑道：「科學家也能這麼不科學。」
2010年，漢德爾斯曼與當時在耶魯做博士後的科琳娜·莫斯-拉庫辛(Corinne
Moss-Racusin)聯手啟動了一項研究，直接證明瞭美國教授的性別歧視問題。研究涵蓋物理、化學和生物三個科學領域，涉及跨全國的6大研究機構。
莫斯-拉庫辛與心理系、精神醫學系和管理學系的合作者們設計了一項研究：把兩份一模一樣的簡歷發給男教授和女 教授。簡歷的封頁上聲明該年輕申請人最近剛取得本科學位，現在要找一份實驗室秘書的工作。127名教授中一半人接到了「約翰(John)」的簡歷，而另一半接到了「珍妮佛(Jennifer)」的簡歷。簡歷中，兩名申請人的能力都足以勝任這項工作（還另附了給予支持的推薦信與合作的文章），但不是極其具有說服力——申請人的平均績點都只有3.2，且都退過一門科學類課程。每個教授都被要求給約翰或珍妮佛打分，把申請者的競爭力、可僱傭性、可愛程度以及教授有多願意指導該學生用1到7分來衡量。之後，教授需給出薪水範圍。
結果令人震驚。無論研究對象的年齡、性別、研究方向或資歷，約翰比珍妮佛在除「可愛程度」外的其他所有方面都平均多得半分；珍妮佛只在「可愛程度」上多得半分。此外，平均提供給約翰的年薪是30238美元，而珍妮佛只有26508美元。漢德爾斯曼告訴我，任何時候，她和莫斯-拉庫辛給心理學家們展示這份數據圖，「我們都聽到一片倒抽冷氣的聲音，差別竟如此之巨。」
所有年齡段的資深女教授都與男 教授抱有同樣嚴重的性別歧視，我問漢德爾斯曼是否對此感到驚訝。她回答：沒有。她在其他調查中看過太多類似結果了。她同樣不感到奇怪的是：儘管大多數生物系裡的女性多一些，但她們在該領域和在物理、化學領域中受到的排擠程度相當。生物學家會接收女研究員，她說，但他們自出生那刻起就開始吸收各種形象與言論，最終還是形成了偏見。在某種程度上，漢德爾斯曼對於她所研究的女性持有與男性同樣的偏見是慶幸的。每當她做報告給出結論時，她說：「你能夠感受到屋裡的緊張氣氛緩和了。這時我就可以說，『我們都一樣，不僅是你，不全是那些壞男生乾的。』」
我還問了漢德爾斯曼怎麼看待我常聽到的反對意見：約翰這個名字聽起來比珍妮佛更強勢。她搖了搖頭說：「真不只是音節問題，相信我。有人研究過在調查問卷中哪些名字聽起來資質相當，大多數人都認為約翰和珍妮佛的名字給人感覺同樣可敬，同樣有實力。」教授們覺得珍妮佛比約翰更可愛這一點讓隱匿的偏見更為陰險了。研究人員清楚地表示，他們的結果與其他類似研究結果一致：人們形成偏見是因為長期暴露在「把女性描繪成實力弱的群體、同時又強調她們比男人更加溫柔可人」這樣一種無孔不入的文化定勢中。
如果把研究機構中潛在的偏見與許多年輕女科學家對自我能力的懷疑聯繫在一起，結果尤其令人不安。在漢德爾斯曼收集的所有數據中，她發現「教師輔導學生」這一項最為糟糕。「如果你把學生與教授之間所有的細微交流都加起來——課後向 教授提問、教授建議修哪門課、建議暑假的時候可以幹些什麼、他/她是否應該申請研究性課程、是否應該讀研究生等等所有一切學生用來衡量我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小互動，由此他們判斷是否應該繼續科研——你可能認為他們自己會知道，其實他們不知道，」漢德爾斯曼搖了搖頭，「輔導、建議、討論——比起男生得到的那些能使他們產生強烈歸屬感的反饋而言，女生得到的不過是些小打小鬧。」
一些批評意見指出：如果女性不選擇科學，那就沒有這麼多麻煩了。範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大衛·魯賓斯基(David Lubinski)和卡蜜拉·佩爾松·本博(Camilla
Persson Benbow)花了數十年時間研究了幾千名12歲的數學小天才。結論是，女孩子一開始就發育得更「全面」，更傾向與人、植物和動物——而不是東西——打交道。儘管更多的男孩子最終走進了數學和科學的世界，女性在另一些領域的高級學位或某些職位的高層也佔據了相似比例，如法律、醫藥和社會學科。在35歲左右，男性與女性似乎對他們的人生選擇差不多滿意，對自己有多成功的評價也差不多。
然而，我認為「女性在科學界佔據的席位少是因為她們明白自己會在『人的領域』裏更開心」這種看法真是大錯特錯。
問題是：很多女孩子——以及男孩子——在數學和科學以真正魅力示人之前就認為自己不喜歡這些東西，這個問題在數學與科學毫無想像力的教授方式下更加惡化。去年，總統科技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e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發出一項緊急提議：如果我們希望下個10年內，STEM領域的專家能比現在多100萬名，必須馬上採取根本性改革。
除了提高課程質量，我們還需保證不再因女孩們缺乏自信、對誰才應該從事科學事業存有誤解以及錯誤地評估自身才能，而在每個階段都丟失她們中的一些人。
儘管改革任務艱巨，但遠非不可行。演員丹妮卡·麥凱拉（Danica McKella，她出演過電影《兩小無猜》中的溫妮·庫珀，後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拿到數學本科學位）寫的《數學不討厭》(Math
Doesn』t Suck)一書，及其後續《親吻我的數學》(Kiss My Math)、《性感X：代數暴露》(Hot
X: Algebra Exposed)和《女孩曲線：幾何出現》(Girls
Get Curves: Geometry Takes Shape)可能比任何政府行為都更好地鼓勵了女孩子在數學之路上堅持下去。麥凱拉的數學書可能在迎合青春期女孩的典型喜好上有點兒過了（題目中常出現閨蜜、小珠子和芭比娃娃，而非棒球和賽車）。不過，書籍獲得的熱烈好評證明，修訂標準的數學和科學題目，反擊「男生不喜歡聰明女生」的觀點是有效的。
改革的關鍵是要說服教育者、研究者和學校管理者：擴大女性科學家群體，讓文化氛圍對女性更友好是不會降低學術標準的。如果社會需要一定數量的科學家，厄裏說，你可以只從男性群體中找，只是要向下層深挖很多；但如果你願意也在女性群體中尋找，那不必向下太多，就能找到處於行業頂端的女科學家。
另外，她補充道，她的同事們需要認識到女性可能比較晚才發掘出對科研的熱情。有研究證明，對科學的早期興趣與能力並不相關。你可以在繈褓裏就是個科學小狂人，但長大以後對研究並不在行——厄裏說——或許你很晚才步入科學界，但發展成了奇才。
一點訓練和自信就能彌補女孩子一開始在操作機械、工具和電子設備方面的劣勢。儘管男生在評測空間技能（這在實驗室工作和工程中很重要）的測試中屢屢擊敗女生，研究顯示空間感只是經驗累積而已。在馬薩諸塞州的歐林工學院(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學校管理者致力於確保女性學生佔總人數一半。所有進入歐林的學生都要求在第一學期上一門機械課。從事生物物理和性別與科學研究的葉夫根尼婭·紮斯塔夫卡(Yevgeniya Zastavker)教授說：「每個人在實驗室裏都直面性別差異。我們把學生分配成男女混搭小組，讓他們設計工具或產品。如果組裡的性別氛圍變得不和諧了，我們會進行幹預，早期的幹預能產生不可思議的巨大效果。」
回到耶魯，厄裏笑話我講述自己當年在實驗室裏多笨拙——把酸滴到長筒襪上，襪子溶解升騰起一股煙；被一個沒有接地的示波器電飛到屋子的另一端；重複不出密立根油滴實驗。即使是厄裏，在大學實驗室裏也是一塌糊塗。直到她參加了高級實驗課、花了幾個小時鑽研一份電路圖，然後發現同學們設計的實驗不正確時，她才意識到原來自己和別人懂得一樣多。
「我焊東西的時候想，嘿，我挺在行的啊，我瞭解原理。就跟手工藝一樣。我花了好多年的時間認識到我手工操作能力實際上很好。從前多年的縫紉、編織和設計讓我擁有了小的動作技巧。我們應該告訴年輕女性：『那些東西其實為你進入實驗室做好了準備。』」
隨著耶魯研究的公開，男性和女性科學家都應該瞭解到他們常常意識不到自己的偏見影響著自己每天的生活。密歇根大學「促進」項目(Advance)主管阿比蓋爾·斯圖爾特(Abigail Stewart)力求改善女性和少數群體教師的生活質量。她在郵件中對我說，漢德爾斯曼的研究撼動了很多科學家抱有的「自己一直致力於準確識別並培養學生的優勢」的堅定信念。「我們沒有如自己想像那般能夠認識並鼓勵學生的天賦（即便是一般的天賦，像研究裏說的），這樣的證據動搖了我們的信心，（我希望）這能使我們更加註意自己的局限性：在不經意之處挖掘天才。」
就像斯圖爾特一樣，厄裏認為漢德爾斯曼的研究也許能催化她多年以來迫切想實現的轉變。「我琢磨了很久，接受這種隱晦偏見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你覺得賽場是公平的，那麼你的任何舉措都在優待女性。但如果你知道女性是被低估了的，那你就必須做些什麼，否則你將會失去夠資格的人才。」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避免女人——和男人——成長在給他們灌輸「科學家是不合群的男性書獃子」的形象的社會裡。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副教授凱瑟琳·裏格爾-克拉姆(Catherine Riegle-Crumb)稱，高中物理課男女註冊情況的差別似乎和大範圍內哪些女性從事STEM領域研究有關聯。正等待參議院確定授予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科學副主管一職的漢德爾斯曼告訴我，她希望在耶魯教室的牆壁上看到女性科學家的壁畫。「比如，與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大壁畫一起擺在前面，沃森(Watson)和克裏克(Crick)的小壁畫跟在後面。」
好消息是，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承認女性受到歧視並啟動了試圖修補此問題的計劃，實質性的變化正緩慢而平穩地發生。我上耶魯時的物理本科生主管彼得·派克(Peter Parker)在多年後曾對厄裏說過，整個系的學生和 教授都是男性，他覺得很正常。而再後來，厄裏說，他高興地宣揚，物理系49名大三學生中有21名女生。不久前，羅傑·豪給我寫信講述他有個特別聰明的女學生，問我能不能聯繫她，給些建議和支持。在那3名資深女教師開始比較個人經驗並要求改變的19年後，麻省理工現在有了不少女性管理者；託兒所更加方便；女教授們現在覺得拿到終身教職之前生孩子也是不錯的；系主任和院長也更注重增加女性教授的人數。
厄裏今年夏天從耶魯的物理系系主任位置上退下來，很快將成為美國天文學會(American
Astronomical Society)主席。她想知道系裡對男女平等所做的努力會持續還是擱淺。一個秋日的星期五，她邀請我參加物理與天文係為歡迎研究生和 教授回到學校舉辦的野餐會。教授們端著塑膠杯子小啜著紅酒，與一夏天沒見面的同事聊天。飢餓的學生們在堆滿沙拉、燒烤、派、蛋糕和布朗尼的桌子上尋尋覓覓。這盤布朗尼是厄裏丈夫早上烤的，他發現厄裏睡過頭了。4名年輕女孩——一個黑人，兩個白人和一個澳大利亞來的亞洲人向我解描述她們是如何在這麼多女同學都放棄的情況下奮鬥至今的。
「哦，很簡單，」其中一個說，「我們就是那些不管不顧的女生。」
「不管什麼……？」
「不管別人想讓我們幹什麼。」
「或不幹什麼。」
「或者男人不跟你正經說話就因為你穿得像個女人。我覺得如果你因為我的外表而不把我的科研當回事，那是你有問題。」
「接受現實，」一人說，「研究生就是做苦役，不論男女。但如果班裡有足夠多的女生，大家就能互相幫助渡過難關。」
年輕的黑人姑娘告訴我，她本科是在一個傳統黑人學校上的，然後她讀了專門為少數人種設計、提高研究技能、培養一對一指導以幫助其過渡到博士學習的碩士研究生項目。她在耶魯的第一年太艱辛了，不過導師幫她渡過了這一關。她說：「就像我母親常教我的，成功是最好的報復。」
正如很多研究證明的：在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獲得成功，和性別根本沒什麼關係，完全取決於文化——當前的文化是：告訴女孩子學數學不夠酷，物理學得好等於找不到男朋友；教授極少鼓勵女學生繼續深造；在研究生院取得成功意味著孤立、競爭、在實驗室耗時良久；女性科學家比男性難找工作、掙得少、分配到的資源少。
然而，聽著4個年輕女孩嘲笑著曾讓那麼多女性氣餒的陳詞濫調與恐懼，我深受鼓舞。即便只有少數女性走到了這一步，她們也將是下一代人成長起來時看到女性科學家應有的樣子。
埃琳·波拉克(Eileen Pollack)在密歇根大學任創意寫作教授，是《Breaking and
Entering》和《In the Mouth》兩書作者。她正在撰寫一本有關科學界女性的著作。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10月6日 。
翻譯：孫舒雯
本文最初發表於
翻譯：孫舒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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