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5日 星期三

深刻反思一戰教訓



(Ajin 開口)
看底下報導前,先澄清幾個名詞:
綏靖政策:為保持和平局面而向潛在的敵人做出讓步的政策。19389月慕尼克危機期間,美國對納粹德國奉行綏靖政策。
慕尼克協定(英語:Munich Agreement;捷克語:Mnichovská zrada;德語:Münchner Abkommen1938929930)是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四國首腦──張伯倫(首相)、達拉第(總理)、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國的慕尼黑召開的會議。英法為避免戰爭爆發,簽署慕尼克協定而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是一項綏靖政策。

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曾聲稱,蘇德台地區是他對西方的最後一次領土要求。張伯倫對此毫不懷疑,回到倫敦下飛機的時,還興高采烈地聲稱,他帶回來「一代人的和平」。希特勒卻食言,在19393月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 摘自維基 )

值得試問的是:美國目前在東亞對中國領土領海主張的政策與1938年的綏靖政策有多大不同?




深刻反思一戰教訓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反思歷史能否幫助我們更好地處理當下面臨的問題?如果能的話,今年的一戰爆發百年紀念活動,可能為全世界帶來一項巨大的福祉——促使當代政治家更多地反思薩拉熱窩事件,少花些時間擔心“慕尼克危機”。
當然,“薩拉熱窩事件”和“慕尼克危機”分別是指一戰和二戰爆發前的兩場外交危機。然而,這兩起事件一直被用來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外交事務處理方法的依據。如果領袖們警告人們要嚴防“慕尼克危機重演”,那麼他們幾乎絕對是在主張對挑釁行為採取強硬手段——通常是通過訴諸軍事手段。但如果領袖們提到“薩拉熱窩”,那他們就是在提醒人們要嚴防戰爭爆發。
史學家通常認為,在1938年慕尼克危機中,英國和法國對希特勒(Hitler)的姑息是個嚴重的錯誤,這種綏靖行為導致了大戰的爆發。相形之下,1914年夏天,奧地利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後引發的一連串事件,讓大多數歷史學家感到震驚——他們驚異於歐洲居然那麼毫無顧忌地就滑向了戰爭。在講述一戰爆發的引人入勝的新書《戰爭終結和平》(The War that Ended Peace)中,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哀歎道:“1914年世界政壇的所有關鍵人物中,沒有一個稱得上是偉大和富有遠見的領袖,沒有一個有勇氣挺身而出,抵擋住把世界推向戰爭深淵的壓力。”
或許是因為二戰距離今天更近,自1945年以來主導西方思維的是“慕尼克”。去年夏天,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裏(John Kerry)就採用了“慕尼克”思維。他說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一事無異於一場“當代慕尼克危機”,並呼籲西方對阿薩德(Assad)政權發動導彈打擊,以必要地展示決心。
事實上,“慕尼克”思維曾在無數事件中導致西方領袖做出錯誤決策,但這看上去並未影響這種思維的流行。1956年,時任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他曾明確反對最初的《慕尼克協定》)以綏靖政策曾導致希特勒崛起為由,與埃及總統納賽爾(Nasser)針鋒相對,並派遣英軍參與了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美國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也以防止慕尼克危機重演為由,繼續積極介入越戰。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支持者也以同樣理由,呼籲對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採取軍事行動。在所有這些例子中,西方都毫不手軟、堅決果斷地使用了武力。但事後看來,這些衝突都是大錯特錯的。
相形之下,在1963年,古巴導彈危機幾乎讓美國和蘇聯發動核戰爭之際,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沒有像顧問們強烈建議的那樣採取軍事行動。甘迺迪參加過二戰,也經歷過慕尼克危機。但在做出決定的那一刻,盤旋在他腦海中的或許正是薩拉熱窩事件。麥克米倫指出,在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前不久,甘迺迪在讀的一本書是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講述一戰的經典之作。
環顧當今世界,薩拉熱窩事件重演的危險,看上去比慕尼克危機重演的危險更迫在眉睫。沒有哪位獨裁者威脅要橫行國際——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野心似乎只局限於在敘利亞繼續執政。但如同1914年前不斷崛起的德國與周邊鄰國發生對抗一樣,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國也與多個鄰國——特別是日本——發生了爭端。
昔日戰爭的慘痛記憶損害中日關係,正如一個世紀前,普法戰爭(1870-1871年)的記憶讓德國與法國積怨難消。1914年,當時的傳統世界霸主英國之所以被捲入戰爭,正是因為它與崛起中的德國互為對手、並且與法俄結為了盟友。如今的危險是,因為擔心中國的崛起,與日本結盟的美國可能被捲入亞洲的衝突。
1914年,各國領袖迫切地想要展示強大力量、保護自己的“榮譽”(用當今的說法就是“信譽”),因而無法從衝突的邊緣抽身後退。假如中日緊張關係再次升溫,反思薩拉熱窩危機,或許能讓當今的領袖避免落入同樣的陷阱。可惜,當今許多政治領袖在和對手國打交道時仍然懷著“慕尼克心態”。在東中國海問題上,中國和日本都將不甘“示弱”,雙方都不打算退後一步。美國也擔心,如果不拿出強硬姿態,將有損於它的“信譽”。奧巴馬(Obama)政府的一名高官去年曾對我解釋說,儘管他覺得中方反對美國海軍在靠近中國海岸的海域巡航可以理解,但美國無法停止這類巡邏,因為這會顯得軟弱。
這是4歲孩子在集體遊戲中的邏輯,大人常鼓勵他們不要這樣想。但遺憾的是,這種邏輯似乎仍在主導著人們處理國際事務的思維方式。
要改變這種根深蒂固的“慕尼克心態”,需要真正轉變思維方式。今年應當會有許多關於一戰的紀念活動,如果能促使世界各國領袖採取更溫和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對手國,這些活動或許就能達到這個目的。一戰爆發一百周年紀念正處於一個重要時刻——眼下東亞局勢趨於緊張、中東衝突也在擴散。希望這波紀念活動能為全世界帶來一些福祉。
譯者/吳蔚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發表意見者,請留稱呼。用匿名不留稱呼者,一律自動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