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能否徹底“去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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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能否徹底“去中國化”？（上）

2017年5月10日03:36

朱諾

時隔6年，再次來到越南，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了解越南近現代“去中國化”的脈絡及其影響。

即使作為一名普通的觀光遊客，浮光掠影地四下走走，你也會輕易感受到越南曾經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之深廣：街頭老建築上的漢字門匾，寺廟廊柱上對仗工整的楹聯，公園裡最受人們喜愛的休閒遊戲是“楚河漢界”的中國象棋，婚禮慶典上家家必掛的紅雙喜，升學考試前或大學畢業季，學子們祈求保佑或慶祝留影的首選地是有著濃郁中國特色的孔廟……

河內的一處佛教寺廟，寺廟的名稱和楹聯已經由拉丁化的越南文字替代了過去的漢字。（美國之音朱諾拍攝，2017年4月4日）

然而，深入觀察之後你會發現，越南“去中國化”的痕跡也比比皆是：一些寺廟的漢字名稱被拉丁化的越南“國語”字母覆蓋，甚至有些地方的楹聯都已經“拉丁化”，從上至下書寫的拉丁字對聯給人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在越南的博物館裡，對於抗法、抗美等近代戰爭的描述中，幾乎隻字不提來自中國的援助；街頭到處是以“越南製造”、“日本製造”、“韓國製造”、“美國製造”、甚至“加拿大製造”為店名的專賣店，卻看不到一家標名“中國製造”的商家牌子，儘管中國已經是越南最大的商品進口國。

關於越南“去中國化”的系統性研究著作並不多見，在我能找到的幾篇論述文章中，作者們對於越南“去中國化”的起源和發展莫衷一是，對於其動機的分析也略顯簡單。而這，也正是促使我前來越南一探究竟的原因。

越南文字“拉丁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佈》一書中曾經寫道：“博物館和博物館化的想像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我一直以為，若想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或者更確切地說，若想了解一個國家如何引導國民看待自己的歷史，參觀一下這個國家的歷史博物館是最好的方式。

河內的“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是一座具有鮮明殖民地特色的法式建築，這裡曾經是著名的“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EFEO）”的考古研究所。這所學院對東南亞、東亞和南亞的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做出過重大貢獻，其中最具口碑的是對柬埔寨吳哥窟的研究和對遠東漢學以及敦煌學的研究成果。法國遠東學院還曾發明過一套拉丁化的漢語拼音文字，一度在法語和其他拉丁語國家被廣泛應用。

遠東學院設計這套拼音字母的初衷大概和16世紀葡萄牙傳教士發明拉丁化越南語文字沒有什麼兩樣，就是為了方便西方人學習漢語或越南語，方便傳教和日常溝通。不過，隨著越南全境淪為法國殖民地，而中國並未被徹底殖民，這兩種拉丁化的文字便有了不同的命運。在中國官方推廣的漢語拼音成為聯合國承認的國際標準拼音之後，遠東學院的漢語拼音與英國人的威妥瑪式拼音以及其他幾種拼音一樣，漸漸失去了其國際地位，不再被人使用。而法國殖民者於19世紀大力推進拉丁化越南文（國語字）的使用，漸漸使之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官方文字。法國人這麼做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讓越南的精英階層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割斷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繫。所以，一些學者將法國統治期間越南文字的拉丁化作為越南“去中國化”的開始。

不過，即使在殖民時期，漢字和喃字（在漢字基礎上越南化的文字）也並未從越南人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在很多領域中，漢字與國語字是並用的。漢字完全被取代是在1945年胡志明領導的北越政權建立後，成為了官方推廣的“掃盲運動”的犧牲品。越南政府對外宣稱，之所以推廣國語字而不是漢字，是因為拉丁化的國語簡單易學。然而，實際上，無論是當年越共的領導層還是越南社會的精英人士都十分清楚，徹底擺脫中國幾千年來的影響，廢除漢字是“去中國化”的核心步驟。

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敘事

河內的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內，文字介紹和實物解說大多由越南文和英文組成，少數“敏感內容”則只有越南文介紹。儘管這些註釋所使用的文字中沒有中文，但館中展示的很多歷史文獻和實物都是以漢字呈現的，尤其是古代史部分。

按照中國史學界的說法，越南的歷史可以粗略地分為五個時期：1，史前和傳說時期；2，北屬時期，即越南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的那段時期，從秦將趙佗平定百越並在今廣東番禺建立南越國開始，到公元938年五代十國時越南吳權擊敗南漢軍隊建立獨立的吳朝為止；3，獨立國家時期，從938年到1884年法國全面殖民越南為止，這一時期，越南一直是中國歷屆王朝的藩屬國，其間包括明朝將越南收歸明屬的20年；4，法國殖民時期；5，二戰後再獨立時期。

歷史的記錄由於敘事主體的不同而相異，這並不難理解。在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中，上述的第一個時期以東山文化為代表被大書特書，而第二個時期被一筆帶過。實際上，僅有的關於第二個時期的介紹，是一張貫穿這一時期的“抗擊侵略者”圖表，表中全部是越南文。不過，仔細閱讀，可以從中看出一些“敏感內容”：抗擊東漢、抗擊兩晉、抗擊南朝、抗擊唐軍，等等。這些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中被定義為“地方民變”或“作亂”的歷史事件，在這裡統統被視為“抵抗外族侵略者”的義舉。

博物館對第三個時期的介紹頗為詳細，但其敘事的主線沒有變，貫穿著抗宋、抗元、抗明、抗清等“抗擊北方侵略者”的主題，而隻字未提宗主和藩屬的關係。其中比較有趣的一段是關於那20年明屬時期，按照越南後黎朝的官方史書《大越史記全書》記載，明朝初年，越南陳朝出現外戚胡氏篡權的事件，明朝派兵南下主持公道，滅掉胡氏後，“明詔遍求陳氏子孫立為國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為胡氏滅盡，無可繼承陳後，請安南國本交州，願復古郡縣，與民更新。”意思是，當地“官吏耆老”告知，陳氏王族已經被趕盡殺絕，沒有後人了，要求明朝收回安南國（越南）的稱號，恢復從前中原王朝的“郡縣”待遇。這段歷史，在越南國家博物館中也被以“明朝入侵，犯下滔天罪行”來介紹的。

自詡“中華正統”

儘管歷史博物館中的敘事充斥著“抗北”情緒，但是，從展覽所呈現的越南歷史脈絡中，很難說歷代越南王朝有一個主動“去中國化”的過程。實際上，在蒙元、滿清入主中原的時代，越南王朝的文書中曾將北方統治者稱為“蒙韃”，“清夷”，而自詡為“中華正統”。在展廳中一份越南末代阮氏王朝的皇帝冊封一位抗清將領的錦緞詔書中，竟有“建功萬里壯長城”的字樣。

封建時代晚期，越南致力於領土擴張，逐步佔領了湄公河三角洲原屬柬埔寨的大片土地。在強制同化高棉人的過程中，越南更是強迫“高蠻”（高棉人）穿漢服、習漢字，阮朝的官方史書《大南實錄》記載：“……耳濡目染，漸入漢風；若加之政教，用夏變夷，想不出數十年，可使與漢民無異。”在這裡，阮氏王朝以“漢”、“夏”、“漢民”自稱，彰顯自己是中華文化的嫡係正統。

歷史專欄作家郭曄旻曾在澎湃新聞網的“私家歷史”頻道撰文描述越南封建王朝的治國之道：“以邊藩自立的大越國儘管遠離中原王朝統治的中心，卻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國文化、經濟、政治制度。李朝（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兩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還有太師、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職。李朝建立之初就修文廟以供奉孔子和周公，師法唐宋的科舉制度……”

這種複制中國製度的方式一直延續到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的前夕。1000多年的直屬統治，再加上900多年的全方位移植，越南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實在是太深遠了（比朝鮮、日本要深廣得多）。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這樣論述：“雖然統治河內和順化（阮氏王朝的首都）的王朝數世紀以來都能捍衛其獨立不受北京侵犯，他們終究還是通過刻意模仿中國人的官僚集團來進行統治。國家機關經由以儒家經典為主題的筆試'科舉'來甄拔人才；王朝的文書是以漢字書寫的；而在文化上，統治階級中國化的程度也很深。”

安德森隨後分析道，1895年之後，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後來的孫中山等人的著作傳入越南，使得“越南與中國間的長期關係更帶上了不受（殖民政府）歡迎的性質”，因此，科舉制度於1915年左右被廢止，代之以法語為主的殖民地教育體系。此外，拉丁化的越南國語“被刻意地提倡，以便使新一代被殖民的越南人因無法接觸到王朝時代的文獻與古代文學而斷絕與中國—— 可能也包括越南本地的過去—— 的聯繫。”

按照安德森的分析，對於越南本土精英階層來說，法國人強制性“去中國化”並非越南人的本意，而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那麼，在越南人趕走法國殖民者之後（尤其是在中國軍隊的幫助下），越南完全有可能回到“中國化”的傳統道路上去，這不僅可以強化越南與中國“友好鄰邦”之間的關係，也能夠讓越南人重拾與自己祖先的聯繫。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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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能否徹底“去中國化”？（下）

2017年5月10日06:29

朱諾

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敘事到1945年嘎然而止，越南歷史的下一個時期只能從馬路對面的另一家—— “越南革命博物館”中去了解。革命博物館展出的是從越南民族主義覺醒到越共成立，直到奠邊府戰役越南將法國殖民者趕走從而實現獨立為止，基本上算是越共的早期發展史，其中充斥了大量帶神話色彩的宣傳，這並不難理解。

民族國家建構的前提

與國家歷史博物館中的展品明顯不同的是，革命博物館中幾乎沒有漢字，甚至幾乎沒有“中國”的字樣。在這裡，越南抗法獨立運動完全是越南人自己實現的，中國的援助隻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9月2日，在河內巴亭廣場，胡志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這位出身於儒學世家、漢語功底深厚的領導人當眾宣讀的《獨立宣言》，是用拉丁化的越南國語撰寫的。而其後不久，1946年，國語作為正式的官方文字，被寫進了越南憲法。

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並未著眼於越南“去中國化”的歷史，不過，書中有專門的章節論述了二戰之後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的覺醒和民族國家建構的途徑。其中，尋找民族的身份認同是民族國家建構的必要步驟，是實現“想像的共同體”的邏輯基礎，而這一尋找過程必須是主動的、清醒的。

對於越南獨立後的領導層來說，回歸“中國化”絕對不是建立認同感的正確道路，相反，“去中國化”則是民族國家建構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越南若想成為一個獨立的現代國家，“去中國化”是基礎，是核心，是一項長期的使命。這與日本、朝鮮等先前中華文化圈國家“去中國化”的認知基本一致，儘管越南“去中國化”需要的時間更長，對於中越兩國來說，這個過程也會更加痛苦。

越南領導層的意願

二戰結束後，20萬中國國民黨軍隊進入越南，使用的名義是前來接受佔越日軍的投降。不久，法國軍隊也登陸越南，要求恢復戰前的殖民地宗主權。蔣介石以法國退還在中國境內的租界等財產作為國軍從越南撤兵的交換條件，在當時的越共領導人當中，大多數人反對將越南交還給法國殖民者，而胡志明卻在協議上簽了字。於是才有了後來美國記者、歷史學家斯坦利·卡爾諾（Stanley Karnow）在其著作中記錄的一段胡志明的名言：

“你們這些傻瓜！ 你們難道不明白讓中國人留下來意味著什麼嗎？ 你們不記得歷史了嗎？ 中國人上一次來，他們呆了一千年。法國人是外來者，他們已經很虛弱了，殖民主義正在死亡，白人在亞洲完蛋了。但是，如果中國人留下來，他們就永遠不會走了。對我來說，我寧願再聞5年法國人的屎，也不願在後半輩子吃中國人的屎。”

胡志明的這段話在中文世界裡有不同的譯本，措辭或許略有差異，但意思大致如此。儘管夏威夷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連姆·凱利（Liam Kelley）後來曾質疑卡爾諾引用胡志明這段話的出處，但是，聯繫中共一些領導人的回憶錄、胡志明在60年代關於援越“中國軍隊的傲慢表現就像歷史上經常入侵越南的中國軍隊一樣”之類的言論、以及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敘事、抹殺中國對越南趕走殖民主義者的幫助，則越南領導層強烈的“去中國化”傾向確實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出生於昆明、從小家中僱有越南保姆的安德森雖然沒有深入探討越南與中國的關係，但他卻說，正是1979年那場中越戰爭，“直接引發我寫作了《想像的共同體》 ”。在當時全世界都認為，那場戰爭的原因是共產主義世界的派系鬥爭（蘇越一派，中柬一派）所引起，或是中美俄大國角力的地緣政治衝突，而安德森則清楚地看到其背後更深層的歷史原因—— 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地緣政治的民族主義。

越南能否徹底“去中國化”？

近些年，由於中越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衝突，以及1979年那場戰爭之後遺留的傷痛，一些分析人士認為，越南或將加大“去中國化”的力度。2010年，越南在中國影視基地拍攝的一部古裝電視劇因“太過中國化”而遭到當局禁播，2014年，越南文化部發出公函，建議各地“不擺設、不使用、不供奉不符合越南淳風美俗的塑像、產品、靈物以及怪異的物品”。據稱，這些物品所指的主要是指從中國進口的“中國化”的石獅子。

然而，越南試圖在文化上“去中國化”的努力看似收效不大，畢竟，2000多年的文化浸潤奠定了越南本身的文化根基，徹底“去中國化”相當於割裂自己的歷史。在如今的越南，儒、釋、道三教都有各自的土壤，而這三教的傳播都來自中國，它們的信眾仍然佔越南宗教人口的絕大多數。

經濟上，幾乎沒有人相信越南在短期內能夠擺脫對中國的依賴。儘管在越南政府內部，有關“力爭經濟去中國化”的討論時有耳聞，但越南的製造業只是中國主導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其產品又需要中國作為理想的進口國，經濟上擺脫中國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

越南最有可能實現“去中國化”的領域是政治體制上的。儘管越南現在的政治體制很難說是從中國複製而來，但每次中越之間的衝突幾乎都是以“顧全兩黨、兩國政府之間的情誼”為理由來淡化或化解的。雖然很多媒體都曾以“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比中國快”等類似的標題做過報導，但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或者說，越南政體改革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突破。

2014年8月，彭博通訊社（Bloomberg）曾經報導稱，包括前駐華大使在內的越南共產黨61名成員在一封公開信中敦促政府說，領導人應該“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法治國家”，允許更大的政治言論自由，“擺脫”對中國的依賴。報導還稱，包括前政府官員在內的一些人擬定了一份憲法草案，要求開展“政治競爭”。儘管最近一次領導人的選舉結果並沒有表明越南政府有“擺脫中國”的跡象，但這種問題能夠在公開信中討論，足以顯示出越南政壇相當一部分人的意願。

無論在領土爭端問題上，還是在經濟上，越南都試圖靠向西方，甚至一度考慮過與曾經的敵對國家—— 美國—— 建立軍事聯盟，但是，意識形態的障礙難以逾越。越南若想進一步加深與西方的關係以抗衡中國，其前提必須是在政治上走向更進一步的開放，放棄一黨專制，在政治體制上與中國徹底割裂。這一步，雖然不像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那麼艱難，卻也不是輕易能夠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