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到底是幹什麽的？

（Ajin 開口）

Economist翻成經濟學家，實在有點不倫不類。比較合適應該稱為經濟師，或經濟分析師。翻成經濟學家好似一定是教授級的大師，有點擔當不起。事實上Economist 就有如Accountant或Psychologist, Psychiatrist 一樣是一種專業的職業訓練。

不管叫啥，先從俺親身經驗聽聽一般人對這個職業的看法。

飛機上，坐在旁邊的傢伙和俺聊起來了:

問：「幹那行的？」      答：「Economist!」
問：「喔，那下個禮拜的股票，道瓊指數，你的看法怎樣？」
答：「你需要賭才知道！」

問：「幹那行的？」      答：「Economist!」
問：「喔，那你一定賺很多錢囉？」
答：「我們應該是在經濟艙吧！」

問：「幹那行的？」      答：「Economist!」
問：「丟 FXXK，你們這群人搞啥，把我的股票泡湯了！」
答：「幹這行只知道一件事，股票買不得！」

問：「幹那行的？」      答：「Economist!」
問：「喔，那是作啥？」
答：「抽籤，擲筊，算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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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到底是幹什麽的？

哈福德：凱恩斯曾經感嘆：期待有那麽一天，經濟學家能夠成為“像牙醫那樣謙卑、能幹的人”。

更新於2017年2月2日 05:48 英國《金融時報》 蒂姆•哈福德

長大以後，我應該成為什麽樣的經濟學家？在今年伊始的幾周時間里，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令人尷尬。

英國央行(BoE)首席經濟學家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因將經濟學家比作天氣預報員而登上新聞頭條。唉，這不是一個恭維經濟學家的對比：霍爾丹提到了1987年10月邁克爾•菲什(Michael Fish)在英國電視台黃金時間做出的聲名狼藉的預測，他不假思索讓觀眾放心，不會有什麽颶風，因此“不必擔憂”。之後，一場暴風雨導致英國18人、法國4人死亡。

但如果經濟學家真的像天氣預報員，那麽教訓是，他們應該繼續努力預測。氣象學家的工作不好幹，但他們幹得很好——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每天50萬次天氣測量和強大的超級計算機模擬。或許經濟預測也應該效仿這種方法。就目前而言，許多嚴肅經濟學家認為，只有傻子和騙子才會進行經濟預測，真正的經濟學家的工作完全不同。

那麽經濟學家的工作到底是什麽？經濟思想史家貝亞特麗斯•謝里耶(Beatrice Cherrier)指出，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在為這個問題尋找一種理想的比喻。在19世紀，經濟學一部分是科學、一部分是倫理學，還有一部分是人文科學。後來，經濟學家喜歡自比為物理學家，借用了物理學的行話、方法論和數學。隨著原子分裂後物理學成為一門令人敬畏的學科，經濟學家必定也想要尋求同樣質量的洞見，更別提聲望和資金了。

經濟學是否真的因借鑒物理學觀念而變得更強依然存在爭議。一些評論人士稱，經濟學家應該擁抱心理學觀念。其他人幹脆說，經濟學家借用了不適當的物理學理論，而如果他們使用更現代的技術工具，他們就會取得更好的結果。

還有一種觀點是，經濟學應該是解決問題的實踐型學科。按照這個邏輯，最著名的提議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隨口說的一句話：期待有那麽一天，經濟學家將是“像牙醫那樣的謙卑、能幹的人”。

對我來說，謙卑和能幹聽起來還不錯，而且從其他方面來說牙科似乎也是個不錯的榜樣。牙醫不會預測今後十年裡你可能有多少齲齒問題；他們告訴你要用牙線，而且別喝碳酸飲料。牙醫知道，他們的工作不是預測，而是預防或解決問題。
(Ajin 註：經濟預防 - - 所以不要買股票！)

但英國皇家文藝學會(RSA)的項目總監托尼•格裡納姆(Tony Greenham)最近宣稱，凱恩斯完全錯了。他說，牙醫建立在客觀科學基礎之上，但經濟學不是：經濟分析應該包含打破思想流派，在隨後必須投票做出選擇的公眾面前辯論觀點。格裡納姆當然有一定道理。經濟學永遠不會成為硬科學，因此始終存在辯論的空間。大多數經濟決策會產生贏家和輸家，每一方都有權發出自己的聲音。

然而，如果牙科提供了一種具有實際操作性的循證方法來解決問題，我不確定格裡納姆建議經濟學家不要採用這種方法是否明智——除非真的沒有任何希望。

數位領先經濟學家都說，經濟學應該更貼近實踐。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爾•羅斯(Al Roth)表示，經濟學家應該像工程師一樣。羅斯設計了讓學生與學校、以及腎臟捐獻者與接受者相匹配的體系。他的觀點是，在設計此類體系的時候，僅勾畫出框架還不夠——對物理學家或經濟理論家而言做到這樣或許就夠了——還需要把細節填充完整。

與此同時，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最近在芝加哥發表了享有盛名的“埃利演講”(Ely Lecture)。迪弗洛雖然過於年輕而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但在經濟學界很受看重。她認為，經濟學家應該像管道工那樣工作，或者至少“我們中應該有一些人花部分時間做部分那樣的工作”。

對迪弗洛來說，管道工的工作比工程還要實際：管道工不僅必須安裝系統，而且還必須隨時觀察，在出現明顯泄露和堵塞的時候進行修補和疏通。在理論上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可能在實踐中微不足道，反之亦然。

因此或許我應該是氣象學家、牙醫、工程師或者是管道工——或者像其他人建議的那樣，應該是心理學家、流行病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或者數據科學家？當然，關於經濟學美妙又討厭的事情是，當我們努力理解身邊令人目眩的經濟互動的時候，所有這些方法（以及其他方法）都能提供一些啟發。難怪經濟學如此有趣，又如此難做好。

在我考慮所有這些職業建議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比爾•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菲利普斯1914年出生於新西蘭一個農民家庭。他通過函授學習了工程學，挖過金礦，捕過鱷魚，還是戰爭英雄。他研究了社會學，但後來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當了經濟學教授。他撰寫了或許是有史以來被引用最廣的宏觀經濟論文，文章描述了“菲利普斯曲線”。他學了多種語言，後來又痴迷上復雜的動態系統和中國經濟。他還創建了首個展現英國經濟的計算機模型。那是一臺液壓計算機——一個利用管道工程設計的平衡系統。

這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譯者/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