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沉靜VS.中國的浮躁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張鐵志：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美好認知摻雜了想象，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美好認識也過度浪漫化。
最近，我的老友，中國知名作家王小峰發表了一篇文章“臺北散記”，引起不少回響。他當然不是第一個如此贊嘆台灣的人。此前，我們也看到許多中國大陸作家、媒體發表類似感嘆，且贊美台灣背後隱含著是對中國大陸的批評。
在沒來台灣前，王小峰問身邊朋友臺北什麽樣“他們說，一個小破地方，跟北京昌平差不多。但你們北京昌平有羅大佑、李壽全嗎，有楊德昌、侯孝賢嗎？連S.H.E.都沒有。”真的來之後，他說：“臺北是座不大的城市，在今天大陸人看來，可能不及一座二線城市，為什麽他們創造的流行文化影響大陸好幾代人，而大陸這邊，為什麽在最近這幾十年給地球上製造了那麽多文化垃圾？”
此文更被引述的句子是“如果說臺北城市細節是成熟少女的胸，那麽大陸的城市細節就是硅膠。”
我這個台灣人常不免感到這些文章對台灣有過多的美好想象，且兩岸基礎不盡相同，如他說，“1987年以前，台灣在戒嚴，1976年以前，大陸在階級鬥爭，其實環境都差不多惡劣。”但中國的“文革”時期其實比戒嚴惡劣太多。
不過，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麽在這個小島上可以培養出了影響好幾代華人的電影、音樂和文學，幾位導演更在世界電影史上留名？
答案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這座島嶼復雜的身世，多重殖民的歷史經驗既讓其不幸也讓其有了多重的滋養：日本的養份使得二零年代的台灣就有豐盛的文化思潮運動，49年之後來自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知識分子，以及五零年代之後冷戰結構下與美國的鏈接與滋養，都讓島嶼在那個黑暗時代能匯集這幾股洶涌的暗流，厚植了一個多層次的文化土壤。
然而，對許多人來說，台灣文化的黃金時代似乎是屬於上一個世紀的過去，不少台灣文化產業界人士更是對現狀感到焦慮，他們傾慕著中國大陸的各種創新與野蠻生長、龐大市場和滿地黃金，而台灣彷佛陷入沒有方向的困境，淪為一個擱淺的島嶼。
然而，如同中國大陸朋友看到台灣的美好是摻雜了許多想象和對自身的不滿，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美好認識也是過度浪漫化。
此刻的中國是一個野心時代，一個貪婪時代，也是一個極端浮躁的時代。電影產業產值不斷升高，但真正的好電影卻沒有幾部（因為都上不了院線），音樂節越來越熱鬧，但歌手越來越沒時間好好創作。更重要的是缺乏創作與思想的自由，讓這個看似龐大華麗的文化產業其實有著太多空虛與貧困。
此刻的台灣和中國大陸確實是極端的對比。
台灣當然沒有如此巨大的市場，亂竄的資金，高速的發展。那台灣有什麽？
一來如前所述，解嚴前已經累積了深厚的文化基礎，更具體來說，七十年代的回歸現實與鄉土浪潮，才直接培養了王小峰充滿情感的新電影和羅大佑。解嚴之後，其實是更多社會的力量被解放出來，更多創作者開始和新的社會力量結合，更多人去重新認識自己的土地或自己的故鄉，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去發展新的語言與創意，去訴說屬於他們的故事。
文化產業的靈魂首先是要有文化的厚度，而文化又是植根於生活。生活中所蘊藏的能量，是台灣最大的寶藏，所以中國大陸訪客在此刻的台灣看到人情的美好，感受到太平洋的風，認為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這是對他們沖擊最大的，是我們應該要去不斷挖掘的。因為好的文化創作就是要能與其所屬的時代與地方不斷對話。
三十年前臺灣之所以有羅大佑是因為他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是他對那個八十年代轉變中台灣的反思，因而創造出了經典。台灣新電影也是。而在這個時代，其實我們也看到新一代的優秀創作者。
例如台灣的“生祥樂隊”，今年的作品“圍莊”剛拿下臺灣金音獎年度專輯，而這張作品的確是這個時代整個華語世界最傑出的作品，而生祥樂隊就是完完全全在植根於這個土地的美麗與傷痛。
又如今年華語世界最好的電影之一是導演趙德胤的新片《再見瓦城》。這位在緬甸成長、在台灣受電影教育的導演，承襲了台灣新電影的精神，寫實地訴說屬於他家鄉的故事，誠摯動人而充滿力量。
個別創作者之外，再如台灣的簡單生活節，他們在台灣成立於2006年，企圖讓音樂節不只是音樂節，而是能捕捉台灣當代的青年文化。這幾年移植去上海，獲得廣大回響，其關鍵在於他們不只是一個沒有個性的音樂節，而是把他們過去在台灣累積的方法帶去大陸，去反映台灣和中國大陸當代青年文化。
這是台灣最難能可貴的資產。過去三十年的民主化和各種公民力量的出現，累積了豐厚的民間文化與價值，也沖擊了文化創作者的思維，讓他們學習如何去訴說自己的故事，去展現自己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創作者要能從當代生活去挖掘出人們的困境與夢想，希望與焦慮，這些既是屬於在地的，也是全球都面臨的情境。從自己的土地出發的作品，當然未必要局限於台灣市場。
關鍵是，相對於此刻壓抑但浮躁，富有和空虛的中國，台灣要把台灣的小、慢、沉靜化為優勢，找到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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