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紅”們與戴立忍們
“過去我參與公民運動是社會參與，並非起於政治行動，更無關於特定政黨的支持，那是對於弱勢或不公不義事件的發聲，也是透過社會參與的公民責任。”
“平和地參加游行，保護你所相信的價值，在當時已經是生活在臺北的一部份。”
這兩段話來自戴立忍三千字的道歉文。我為他必須以一篇長文徹底交代自己各種社會與政治參與感到哀傷與感慨，我也不確知是否他所有的交代都是他誠實的想法，但我知道，這兩段話是他真真確確的信念。
而這也正是他或其他許多台灣與香港人（乃至不少大陸自由派）與大、中學“粉紅”們最大的價值差異。
在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眼中，對國家表達愛的方式，是先建構起一個虛假的國家利益（等於黨的利益），虛幻的祖國概念，然後去攻擊他們認為不利於國家利益的對象，去批評他們認為不是“完全只有一顆中國心”的人。他們並不知道，另一種愛國的方式是去批評與抗議你的政府，是去為這個社會弱勢的群體發聲，是去改變這個社會的制度，讓人們可以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這種愛是對土地與人民的同胞的愛，而不是對抽象的所謂國家（等於統治者）的愛。
他們並不知道異議既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甚至是公民精神。
所以他們認為太陽花是台獨——參與者有不同立場，有人反對程序黑箱，也有人抱著對公共事務關註的公民精神，當然也有人是因為台灣獨立。
所以，他們認為何韻詩的占中行動是“港獨”——但事實上那是為了香港普選，亦即香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且她或大部分港人是接受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如果真的有的話。
很顯然，這種價值的巨大差異，“一元的黨國至上理念vs.多元的公民參與精神”，正是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的根源之一，並且弔詭的是，也正是這種差異讓更多人支持“台獨”和“港獨”。
然而，這種憤青民族主義的趨勢，在中國似乎越來越強大，影響越來越深遠。
“不管導演還是整個團隊，完全只有一顆中國心。我們為自己的祖國自豪。”
“藝術家無邊際，但藝術家要有情感和態度……服務於他的人民！尤其在國家和民族大義上不得半點虛假，也不容許任何模棱兩可。”
這段“沒有別的愛”劇組的宣言，彷佛是這個時代藝術（其實是“娛樂”）與政治的新宣言，一個指向未來的譬喻。
今年正好是《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出版二十周年。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的憤青民族主義開始爆發，到了2008年的奧運前進入新的高潮。2008年到12年，中國進入微博時代，一個準網絡公共領域出現，人們在這里圍觀中國內部的各種公共事件，從官民矛盾到貧富不均，從各種強拆到溫州動車事件，內部的火燒不完，民族主義憤青沒太多機會指責外國。
但2012年之後，公共領域和公知倏地消失，政府強化對內控制與對外權力擴張，愛國主義憤青從原本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失落者，又加入了九零後消費主義世代的“小粉紅”。
他們為港台人士與中國大陸的交流也造成嚴重影響，成為兩岸互動中新的“中國因素”。
2000年時，張惠妹因為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唱國歌而被禁止去大陸演出，其後也有不少人因為各種理由被官方禁止去大陸。但在過去幾年，發動壓制的機器不再是官方，而是“小粉紅”們（和曾經的黃安），他們在網絡上捕風捉影地指控某些藝人是“台獨”和“港獨”，要他們滾出大陸，並且給商業單位施壓。
就在“戴立忍事件”爆發那幾天，何韻詩號召小店鋪與個人贊助她去紅勘體育館演唱——以往香港歌手去紅館都是有大的商業贊助，但參與民主運動的何韻詩幾乎得不到任何和中國有關的企業的支持，於是她只能去尋找本地公民社會的支持，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在台灣或香港，戴立忍與何韻詩的公民參與，反映出的是過去幾年，許多人“平和地參加游行，保護你所相信的價值”，才慢慢建立起一個多元而強韌的公民社會，因而可以成為現在支持何韻詩的力量。
這是台港和中國大陸走過軌跡的巨大差異。如果中國繼續被這種狹隘盲目的民族主義遮蔽了內部任何異質性，那麽台灣和香港只會和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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