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台灣的族群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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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台灣的族群傷痕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張鐵志：台灣九零年代族群政治衝突的根源是，本省族群是被殖民的悲哀，外省族群是流亡的悲哀，雙方對彼此缺乏體認與理解。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張鐵志

一名洪姓女子以公民記者身份采訪一位老榮民，卻不斷辱罵該老兵是“中國難民”，對台灣沒貢獻，應該要滾回中國大陸。視頻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

洪姓女子的作法當然被譴責，洪秀柱與蔡英文也都發文譴責──雖然她所犯的錯和受到的批評是不成比例，畢竟她不是川普，不是一個掌權者，但這個事件折射出隱沒在台灣政治歷史中的族群傷痕、誤解，以及我們走了多遠。

不少人認為，台灣以前都沒有省籍或者族群矛盾，直到民進黨開始操弄族群，才有族群矛盾。

這不是事實。

戰後台灣本省、外省族群的人際交往和通婚，以及國民黨強烈建構“中國人/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使得族群間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沒有明顯衝突，也沒有成為政治問題──在威權時代這當然不可能成為公共議題。然而，一方面，“二二八”之後有著被掩蓋的嚴重傷痕，另一方面，在許多領域的資源分配上確實有嚴重的省籍不平等。例如在文化上，以國語為主的政策在教育和主流文化建制內嚴重打壓、歧視其他族群的語言和文化；在政治上，外省人掌握了中央政府和國會的主要位置和政治資源，造成實際上的“少數族群統治”。七十年代開始的黨外運動開始提出這些挑戰，讓國民黨意識到省籍矛盾對政權鞏固的危機，因此開始拔擢本省籍知識分子，緩步推動政權的本土化。

黨外運動推動的本土化，是台灣民主化背後的重要動力，但本土化或者民族主義也可能意含一種本質性的界定，壓抑內部的異質與多元。台灣的民主化歷程中，有這種危險，但總是避免了陷入深淵。

在九十年代，本土化逐漸成為新的時代精神，外省族群則越來越有相對弱勢的焦慮感，九零年代前期成為台灣族群政治衝突的高峰，包括國民黨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新黨成立、以及94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劍拔弩張。

在這段期間，藍綠（那時還不用這個標簽）的政治人物和媒體名嘴的確經常使用強烈語言，綠營控訴省籍不平等，強調台灣人要出頭天，藍營政客則制造外省族群對於本土化、對民進黨掌握權力的恐懼與焦慮；最經典的例子是在1994年台北市長電視競選辯論會上，趙少康用激情的語言說一旦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

不過，在那之後，台灣族群政治的衝突開始緩和化。一方面，公民社會的力量會去抗衡族群政治的激烈化；另一方面，挑戰原來族群政治的民進黨也因為選舉邏輯，將衝突性路線轉向中間路線（當然個別人物或外圍力量仍然會有激烈語言）。例如，90年代前期的族群政治嚴重化後，社會開始提出新的論述“四大族群”， 1995年，民進黨更提出要和新黨“大和解”，並且提出“大聯合政府”的主張；1999年，民進黨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另一次危機，是陳水扁執政第二任時，因為貪腐危機，試圖動員深綠力量鞏固權力，而一群長期支持黨外運動與民進黨的學者提出“七一五宣言”，要求陳水扁辭職。這是公民社會的力量。

在這本土化過程中，具有強烈藍綠意識形態認同的不同族群，都自認有某種悲哀。外省族群不只感受到失去了政治代理人，更深感失去他們以往熟悉的、主導這個島嶼的種種文化符號與像征：總統（李、扁）熟練的語言是他們陌生的日語和台語；政府把資源聚焦在台灣，而不再是遙遠的中國；他們對台灣並不陌生，但如今談論台灣的方式卻是他們所陌生的；而少數政治人物和媒體名嘴，不斷把本土化或是去威權化措施（如去蔣）描述為族群鬥爭。對強烈認同本土的本省族群來說，在政治上當然不是弱勢，文化上也取得正當性與更多資源，但歷史遺留下的霸權文化仍然存在，所以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相對弱勢或者非主流──這是九零年代族群政治衝突的根源：本省族群是被殖民者的悲哀，外省族群則是流亡者的悲哀，而雙方對於彼此的悲哀缺乏更深刻的體認與理解。

這些多少是屬於九十年代的歷史場景。但不少人仍被困在那個歷史的傷痕中，洪素珠們擁抱著舊時代的仇恨，知名主持人李艷秋最近公開質疑蔡英文這個“文化台獨”為何支持端午節，顯然也是放不下妒恨，但此刻的台灣，本土化與台灣意識已是社會主流共識，尤其是對年輕世代而言；而不同族群的生命經驗、政治態度、歷史記憶雖然仍有不同，但已不太會出現激情式的衝突。這個島嶼雖然傷痕累累，但我們正不斷努力學習如何以善意彼此相處。

台灣，已經走到下一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