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偉：習近平治下中國政治改革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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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偉：習近平治下中國政治改革無望

張彥 2016年5月31日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撰寫或編輯了逾30本有關中國的書籍。這些著作的主題涵蓋軍事、外交關係、中國共產黨和對中國領導層的描繪。他最新的作品是《中國的未來》(China』s Future)，雖然篇幅不長，但大膽地分析了可能會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一些事件。在接受採訪時，他談到了中國內部的弱點，它與其他列寧主義政權的相似之處，以及美國決策者和分析人士對中國日益失望的原因。

問：自拿破崙以來，世界上便充斥着有關中國的預測。還需要再多一個嗎？

答：沒人擁有能準確無誤地預測未來的水晶球，但研究中國的專家應該至少試着解析和理解其中的態勢。在中國發展的這個關鍵節點上，這點尤其重要。裡面存在太多的不確定性，還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戰。

問：你認為列寧主義政黨無法長期掌權，可以這麼講嗎？看起來它們似乎要麼像蘇聯一樣通過高壓政策維持權力，因此踏上窮途末路，要麼像台灣一樣，走向開明，進行徹底的變革。

答：我認為從歷史上看，相比自由國家，列寧主義政權擁有的合法性更少、力量更弱、壽命更短。此外，就像你指出的，唯一像今天的中國一樣實現新工業化經濟的列寧式政權是80年代的台灣。台灣在政治上實現了自由化和民主化——就像韓國和亞洲其他的昔日威權政權一樣——令它的經濟到達了十分發達的水平。這恰好就是中國今天面臨的挑戰：要麼實現政治自由化，成為發達經濟體；要麼停留在「強硬的威權主義」，陷入經濟停滯。

問：這意味着外界不需要太過擔心中國的崛起？或許只需要在軍事和外交上保持一點警覺，提防冒險主義，而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從長遠看會自行消亡？

答：是的。我在上一本書[《中國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中講過，中國是一個「不完全大國」——國力在很多方面有欠缺。那本書是從外部審視中國，而這本新書是主要從內部着眼。在仔細探究了中國的權力來源之後，我發現它存在多方面的問題，而非優勢。結果就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對「中國崛起」這種表述一直不太能接受，因為我覺得它錯誤地誇大了中國的力量，淡化了它的薄弱之處。

問：中國共產黨似乎對蘇聯的歷史有深刻的認識，起初也試圖通過改革來避免陷入停滯和衰落。這個改革的時期從何時開始，又在何時結束？

答：我在這本書中提到，也在之前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中講過，對於列寧主義政權而言，政治衰落是一個不可避免而又曠日持久的過程。蘇聯的衰落持續了27年時間，自勃列日涅夫1964年推翻赫魯曉夫開始，直到1991年才最終完全崩塌。赫魯曉夫一直在努力改革史達林制度，但勃列日涅夫將國家重新拉回了漫長的官僚主義僵滯狀態。等到戈爾巴喬夫試圖重啟改革，已經太晚了。

鄧小平明白這一點，這是他、趙紫陽、胡耀邦在80年代試圖解決的問題。然後到1998年，改革派才再度有所作為——這段時期持續了十年，至2008-09年，中國又拋棄了相對的自由化。自那之後，收縮速度加快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即將崩潰。不過它的確意味着中國相對而言正陷入停滯。

問：所以改革的這個階段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結束了？如果是這樣，他為何常常被描繪成可怕的角色？

答：這個過程肯定在習近平2012年出任最高領導人之前就開始了。當然，他也屬於在2008-09年決定終結十年受控政治開放進程的那個最高領導層。不過，自2012年之後，我們看到習近平的確在各個領域的各個層面上加強了控制，將權力集中於他個人。

問：早先你曾指出，習近平不太可能是一個改革者。是什麼讓你得出這樣的結論？

答：相比對習近平個人的了解，這更多地與我對中國官僚政治的了解有關。不過我也感覺到習近平本人並沒有自由派的基因，感覺到他的智識和政治取向是趨向更早的年代，而非面向21世紀。在中國觀察人士的圈子裡，流傳着這樣一種理論：習近平是在走向開放之前先進行嚴厲打擊。我不認同這種說法。在黨的機器和政府機關裡肯定存在不少受挫的改革者。但習近平及其領導層依然深覺不安，堅信開放必然導致體制走向滅亡。

問：美國的中國觀察人士似乎普遍對中國產生了一種失望情緒。

答：中國並沒有像很多人預料的那樣，成為一個自由的中國。這些人為之做出了太多和太久的努力。可以說，自80年代以來，這樣的中國前景一直是美國制定政策潛在的關鍵假定。它聽起來有點簡單化，或許還很天真，但美國朝這個方向努力了幾十年。

最近出現的失望情緒也存在其他許多原因：海外企業界正在經歷各種問題，中國在擴張自己的軍事實力、建人工島並將南海軍事化，還有它的外交爭端，嚴厲打擊非政府組織和宗教活動，向香港施壓，以及其他不好的趨勢。所有這一切，再加上政權的專製取向，導致美國的一些人士對中國產生了真切的失望情緒。

問：自1979年以來，你每年都會來中國。你覺得中國現在這個階段最像過去的哪個時期？

答：在過去的37年裡，我在不間斷地親身感受中國，也在那裡住過幾段時間。其中有不少是非常不錯的時期，尤其是80年代。中國現在的狀況顯然和1989-92年間比較像，也就是天安門事件[1989年軍隊鎮壓北京的抗議活動]之後。只不過不比當時那麼糟糕。我那時就住在北京。整座城市處在戒嚴狀態，壓抑的情況比現在嚴重得多。但中國正在朝那個方向發展。

問：那我們也能期待中國出現比較大的改革推動力嗎，就像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那樣令經濟自由化復甦？

答：這正是中國現在需要的，但我不覺得會出現這種情況。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拿出的宏大改革計劃基本上夭折了。原因不一而足。和1992年不同的是，如今的當權者不能簡單地撥動開關，開啟新一輪的經濟改革，而是需要配套政治改革——重大、持續的政治改革和自由化。除非共產黨這樣做——我覺得只要習近平還在位，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否則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實質性經濟改革就永遠無法實現。

有關中國未來的關鍵變量是政治問題。共產黨必須明白如何分享權力，這樣才能維持它的權力。政治霸權肯定會帶來相對的經濟停滯，導致社會壓力日益嚴重，政權和制度加速衰落。

張彥(Ian Johnson)是《紐約時報》記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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