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南海策略與川普的「小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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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的南海策略與川普的「小炸彈」

加藤嘉一 2016年4月6日

去年9月由國會通過的飽受爭議的日本新安保法上周正式生效。接下來，日本可以部分行使集體自衛權，以更緊密、廣泛地配合美國的全球軍事和安保戰略，實質上呼應了去年4月份安倍晉三首相訪美期間兩國政府達成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升級版。同一天，總算履行了在華盛頓對歐巴馬總統承諾的安倍首相在出席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時表示，「從此以後，在保衛日本的議題上，日美成為了可以相互協助的同盟關係，此舉可以說是加強同盟之間紐帶的證明。」

怎麼證明升級後的日美同盟紐帶，其背後安倍首相所持有的意圖、甚至野心又是什麼，這個問題既是國際輿論密切關注的焦點，也是影響日本未來走向的變數。剛生效的安保法案要求日方增加在日美安保分工與合作上的義務和負擔。例如，除了行使集體自衛權之外，日本自衛隊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支援美軍、平時就可以為美國艦艇提供防衛，該法案也賦予日本隨時派遣自衛隊、從後方支援他國軍隊的權利。

問題是怎麼行使這些權利。其國內議程將充滿變數和曲折。畢竟，去年以來安保法案的審議和通過的過程引起了來自在野黨、輿論、知識分子、普通百姓等集體抗議。3月27日由民主黨和維新黨合并成立的最大在野黨——日本民進黨也明確表示，「如此行使集體自衛權是違法」。

那麼，正如參與對外決策的若干日本官員對我說的那樣，安倍首相一定會謹慎對待並行使該法案，主要是考慮到國內「和平勢力」的廣泛存在。不過，與此同時，安倍首相也一定會借用升級了的日美安保機制，一方面牽制中國的崛起，尤其在南海的建設和擴張行為，另一方面本着「積極和平主義」這一安倍首相信奉的戰略理念試圖不斷提高日本自身的影響力和行動力，儘力追求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潛在目標。這也是安倍首相利用美國的外壓在國內通過安保法案，使得集體自衛權的行使變為「合法」的動機所在。

很巧，安保法案生效前夕，有一顆有可能左右未來日美同盟走向與內涵的「小炸彈」籠罩了日本輿論。共和黨總統初選領跑者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如果日本和韓國不更多地負擔美國駐軍的食宿開支，那麼他願意從日韓撤軍。「也不是開開心心地撤出來，但是我會撤出」，他說。對於是否允許日本和韓國建立自己的核武庫來應對朝鮮和中國的威脅，而不是依賴美國的保護，他抱有一種開放的態度。

日本媒體紛紛報導了川普的言論，有報紙和評論員強烈譴責了他的言論。而同時，日本一些更鷹派的公眾人物抓住川普發表這番言論的機會，提出放鬆憲法對軍力限制的問題，這也是安倍晉三首相一直的主張。3月28日，代表日本政府發言的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招待會上針對川普對《紐約時報》的回答回應說，「不管誰當總統，以日美安保體製作為核心的日美同盟將是我國外交的基軸，為了亞太和世界的繁榮與安全，將跟美國緊密合作」，他也強調了日本繼續堅持「非核三原則」（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這一基本政策，實際上否認了日本成為核武國家的可能。

川普對於日美防衛指針的升級究竟了解多少，我個人持有懷疑態度。因為，剛剛生效的法案的確就是要求日方增加在日美安保分工與合作上的義務和負擔。例如，2016至2020年，在駐日美軍經費上日方所負擔的費用為9465億日元（約500億人民幣），比2011至2015年的費用增加了133億日元（約7億人民幣）。雖然增幅不那麼明顯，但考慮到駐日美軍經費問題在日本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沖繩人民的反對，這種增加仍應被視為日方進一步重視日美同盟的信號。日方負擔更多駐日美軍開支，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範圍與力度的擴大，這些與川普「日方應該做更多」的主張似乎都是相吻合的。

不過，毋庸置疑，川普所提出的設想遠遠超過了安倍政權所要實現的遠景和所能承受的範圍。那麼，從菅義偉的聲明不難看出，日本政府正在密切觀察美國大選對未來日美安保機制所帶來的影響，基本立場是堅定的，即在升級後的機制內不斷鞏固同盟關係，至於川普言論，則採取關注卻不理睬的態度。

安倍首相去年11月19日在菲律賓與歐巴馬總統會面時有一番言論，深刻體現了他在謹慎對待與積極行動，利用（日美同盟）成分與潛在（正常國家）目標之間的搖擺。安倍首相主張，「我們反對試圖改變現狀的一切行為」，並明確支持了美國在南海海域推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但至於日本會不會向南海海域派遣自衛隊這一高度敏感的問題，他表示「我們一邊注視它對日本安全保障所帶來的影響，一邊探討要不要派遣」。

我判斷，在涉及中美之間地域競爭和戰略博弈的南海問題上，安倍首相必將積極配合美國，公開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不斷牽制中國，雖然他也會儘可能謹慎發言，不過多刺激中國，比如避免指名譴責等。因為，在他眼裡，這樣配合美國符合新安保法案精神，能夠一步步靠近成為「正常國家」的目標。這無疑是1960年在遭遇國內嚴重反對與抗議的情況下成立日美安保體制的岸信介前首相之外孫安倍晉三的政治信條。

另外，安倍首相之所以如此執着於談論南海問題，也是因為在他眼裡這樣做實際上可以在東海問題這一直接影響日本國家利益的議題上向中方施加輿論壓力。他或許認為，使中國在海洋政策上自我剋制和不搞擴張需要國際社會比較一致的輿論和壓力。

最緊密關註上述動態的第三國無疑是中國。畢竟，中國始終把日美同盟視為牽制、甚至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安排，何況，這次是該同盟明顯得到了強化。

3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日本新安保法案正式生效，以及其對日中關係的影響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日本實施新安保法是戰後日本軍事安全政策的重大調整，引發外界對日本是否要改變和平發展道路的質疑，日本國內對新安保法也有強烈反對意見」；「日本某些勢力一直試圖通過製造所謂『中國威脅』推進國內政治議程，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日中關係現狀與走向所持有的三點認知和立場。其一，高度警惕安保法案及其背後的軍事政策的調整，擔憂它有可能損害中國利益，尤其是在安全領域的利益；其二，承認日本戰後至今走的是和平道路，日本國內也有和平勢力：其三，認為該法案主要是針對中國崛起，接下來警惕的是「修憲」議程。

在曲折中發展的日中關係面前，中國政府既重視，又警惕，但歸根結底還是不信任對方。這也體現在3月24日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的中國外長王毅和該論壇理事長、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會面時的中國官方表述。同日，中國外交部官網刊登的標題是「王毅應約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福田康夫」。

回顧一下近期的日中首腦外交，據中國官媒的報導，2014年11月在北京、2015年4月在雅加達，習近平是「應約」會見安倍晉三；2015年11月在首爾，李克強是「應約」會見安倍晉三。「應約」兩字的意思很清楚，即中方領導人是在日方的請求下答應會見日方領導人；其含義更清楚，即中方領導人本來不想和日方領導人會面，日方的政策和態度無法滿足中方的意願，時機和條件不成熟。

中方對日方的「不信任」集中表現在今年兩會外長記者招待會上。王毅回答日本記者關於日中關係提問說，「因為日本政府和領導人，一方面不斷地聲稱要改善日中關係，一方面又不斷到處給中國找麻煩。這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雙面人』的做法」。

「到處給中國麻煩」此句意味深長。不過，縱觀最近有關亞太局勢和日中關係的動態，最讓中方感到「麻煩」的應該是上述討論的安倍首相關於南海問題的言行。最近中國輿論上經常出現「日本插手南海問題」類的調子，我跟中國官員、官媒員工、知識分子等交流的過程中也感覺到中方對該言論產生的不滿。例如，去年11月，安倍首相出席東盟+3首腦會議時深入談論了南海問題，提出了領土爭端當事國之間和平解決的三原則：（1）基於國際法進行主張，（2）不依靠實力威壓，（3）徹底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紛爭。雖然安倍首相始終沒有明示他要牽制的是誰，但可想而知，指的是中國。

3月14日，日中外長之間終於通了電話。自從今年1月朝鮮實施核試驗起，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始終呼籲外長之間的電話會議，中方卻始終不呼應。「王毅對岸田主張『希望日本為改善兩國關係作出建設性努力』，其目的是譴責圍繞南海問題批評中國的日本」，《日本經濟新聞》3月17日這樣寫道。該報導另外透露，王毅在電話會議中接受了岸田文雄在4月訪華的意願。

岸田文雄能否訪華將取決於日中當局如何展開有效的溝通。據共同社3月31日報導，兩國政府為岸田4月底訪華正在最後協調，屆時南海問題將成為焦點。顯而易見，在與日本這一「非當事國」的外長的會談上，中國是不願意集中討論南海問題的。中方正在密切關注4月10日日本政府在廣島主辦的G7外長會議上會不會「炒」南海問題。如果會，岸田訪華一事有可能變得困難，至少複雜。

「安倍首相很清楚中方對我們提出的兩國高層對話保持警惕、甚至拒絕的原因在於他圍繞南海問題的言論。但他是不會退讓的，要堅決反對改變現狀，主張航行自由。寧願日中高層會談無法實現，也不願意在南海問題上做出讓步，這是安倍首相的立場」，一名要求我匿名引用，在日本政府內負責外事的高官對我說。看似「溫和」的岸田文雄顯然正在沿着安倍首相的思路處理南海問題。

與岸田訪華相比，在外交議程上來說，更加值得關注的是今年下半年有可能實現兩次的日中首腦會談能否落到實處。一次是中國在杭州主辦的G20首腦峰會上；另一次是今年將輪到日本主辦的中日韓首腦會議上。

安倍首相率領下的日本政府肯定會積極推動兩國之間的任何高層對話和首腦會談。能否實現兩次首腦會談（哪怕在第三國、「應約」式的）將取決於中方如何解讀安倍首相的政策，尤其是他在南海問題上的公開言論和戰略意圖，尤其是在日本安保法案已經正式生效，將以更廣泛、緊密配合美國戰略的新形勢下。倘若中方認定安倍首相利用日美新安保體制繼續「給中國找麻煩」，就有可能不見，即使見，很有可能也是小心翼翼的應約會見，而不可能宣揚日中關係所取得的成果和面向未來的樂觀前景。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方正在最密切關注的，還是今年5月底日本在自己主辦的G7首腦峰會上的表現。具體地說，就是要看安倍首相會不會利用這一多邊平台，以發揮主席國的「特權」，拉攏其他先進西方國家的方式，公開指責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擴張行為和軍事活動，並把它寫進作為會議成果的共同聲明裡。

「中國尤其警惕在我國不在的情況下，安倍首相指名譴責中國，假如此事發生在G7首腦會議上，事情就嚴重了」，一名參與對日外交事務的中國外交官對我說。從目前的安倍-岸田陣營的狀態看，日本政府很有可能利用G7平台、從配合美國和提升自己的角度，對海洋安全、航行自由等議題表示重大關切，至於會不會具體指責或明確暗示中國的行為，仍有變數。然而，兩國外交當局之間的溝通與協商恐怕難以改變安倍首相的思路與言行，雖然它也有可能起到使其言論慎重一些、其行動克制一些的微作用。

總之，我判斷，展望2016年的日中關係，日方的「積極」與中方的「不信任」這一不對稱結構不會發生變化，即使兩國首腦在一些場合「應約」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