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俺幾乎不敢相信，唯物共產的中國社會，居然還相信著「叫魂術」。若因古中華的迷信所導致，那也罷，但至今卻還被北京中共爺們所靈活運用著，且以中華民族主義樣式呈現。
如此一來，中華民族主義必定成為形而上的宗教了。怎說？
只要檢視任何特定觀念是否是一種“文化建構”，其“真實性”並不完全取決於物理意義上的可驗證性。只要當事人信以為真，這種觀念就會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巨大的力量。近代歷史上曾有人篤信
“刀槍不入” 的中國神功，而就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我們也曾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科學奇蹟。
孔飛力已逝，當今中國「叫魂」術未斷絕
KIKI ZHAO 2016年3月2日
Associated Press
1966年8月29日，揮舞着毛澤東語錄的紅衛兵在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前示威。在孔飛力作品《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譯本的後記中，歷史學家劉昶把18世紀的那場歇斯底里大爆發，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進行了類比。
北京——專制統治者怎樣踐踏法律？官僚體系如何操縱統治者？政府如何包容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上的邊緣人？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他寫的一本關於18世紀中國的著作中，把這些列為值得探討的問題，寫入了其中文翻譯版的序言。82歲的孔飛力在上個月過世之後，這些問題又被再次提出，在一些人看來，它們與當今政局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
在哈佛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書中，孔飛力講述了妖術施法者的流言引發的群體性歇斯底里，進而揭示了這個國家的內部運作機制，流言說施法者會斬斷男人的辮子，盜走他們的靈魂。乾隆皇帝認為這對他的統治構成了潛在威脅，於是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來平息社會動蕩。官員們急於表現自己的忠誠，用酷刑逼迫平民招供。普通人被恐懼感籠罩，對社會中的邊緣人發起了猛烈攻擊。
「這本書確實是寫到了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這本書的譯者之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劉昶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為了生存競爭，人們通過犧牲別人來增進自己的利益。」
「冤冤相報就此成為最普遍的社會進攻方式，」宋志標寫道。「叫魂術何曾斷絕？」
在這條帖子的最後，這名網友引用了書中的一句話，即使在今天，讓普通民眾享有權利，「仍是一個還未實現的諾言」。
《叫魂》的中譯本1999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在中國出版。
「一直都賣的很好，」該出版社的總編輯黃韜說。「孔先生去世的消息出來後，很多書店給我們打電話，因為他們的庫存很快就賣沒了。」
「這本書我們一共賣了大概十幾萬冊，銷量一直很好很穩定，」黃韜在接受採訪時說。「書剛面市沒有一下就變成暢銷書，但過了幾年，人們就開始理解它的價值。」
類似的學術書籍銷量通常在幾萬冊上下，他說。
歷史學家劉昶解釋了這本書的人氣：「儘管是一本歷史著作，但是有生動的情節，有懸念，讀起來非常引人入勝。所以一般讀者，只要有高中文化水平，都能讀懂。」
他說，這本書讀起來像是「偵探小說」，同時又對中國社會與政治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中國大學的很多歷史教授都布置學生閱讀這本書，他說。
在2011年版中文翻譯版的後記中，劉昶寫道，孔飛力講述的歇斯底里在中國一再複發。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劉昶寫道。這是指文化大革命，那時公眾互相指責對方背叛毛澤東，數十萬人被迫承認犯下政治罪行，死去的人至少數以萬計。
「任何一個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在讀到孔飛力的這些描述時都會有某些似曾相似的感慨，」劉昶寫道。
華東師範大學的另一名歷史教授劉擎（但與同事劉昶並非親屬），曾在2012年為這本書寫了一篇書評。他認為，1768的妖術大恐慌並非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歐洲在中世紀晚期曾對女巫大加殘殺，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也曾對「共黨分子」進行過迫害。不過劉擎仍表示，在中國，類似的事情還在發生。
「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刻，中國幾十個城市正在爆發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抗議，」他寫道。「有一部分竟然演變為針對中國同胞的人身與財產的『打、砸、燒』暴力，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劉擎認為，這種行為就像妖術大恐慌一樣「蒙昧荒誕」。
有些評論者表示，乾隆皇帝對妖術大恐慌的反應與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現象很類似。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書評 叫魂，群體性瘋狂如何可能
劉擎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9月19日
“叫魂”是一種妖術，據說可以通過施法於受害者的姓名、毛髮或衣物來竊取他們的靈魂精氣，為己所用。盜來的靈魂會有奇異的效能（如用於加強建築物的強度），而被盜去了靈魂的人則會“失魂落魄”，乃至喪命。
1768年正當所謂“乾隆盛世”，關於這種妖術的流言在民間盛傳。年初始於浙江地區，幾個月間迅速蔓延，波及十二個大省（其人口總和超過兩億），爆發了一場公眾大恐慌。平民百姓人人自危，想方設法對付妖術；乾隆帝獲知後斷定背後暗藏着謀反的政治陰謀，隨即發詔書在全國的清剿妖術；而各級官府起初企圖息事寧人，爾後奉旨竭力追查妖案，捉拿“妖人”與“妖黨”。這場群體性瘋狂充斥着誤會、怨恨、誣告、陷害和報復，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奪取了許多人的生命。最後，因為叫魂案無一可以作坐實，這場歇斯底里的大規模清剿運動也終結於不了了之。
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孔飛力(Philip
A. Kuhn)重新挖掘這段陳年往事，通過翔實的史料考據與社會政治學的分析寫就《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書。1990年發表之後很快成為海外漢學界的一部名著。由陳兼與劉昶合作翻譯的中文本於1999年首次出版。2012年4月上海三聯書店推出了新版中譯本（新增長達30頁的“翻譯札記與若干斷想”），初印六千冊，兩個月後就加印3萬冊，相關的書評紛紛見諸公共媒體。一部史學著作成為暢銷書，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聯想到劉昶提到的一個細節就更令人玩味——孔飛力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這本書也是寫今天的中國，中國人看得懂嗎？”（劉昶當即答道“當然看得懂”）。這樣一部史學著作為何在今天會引起公眾的興趣？作者提到的“也是寫今天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意思？
初看起來，250年多前的這場妖術鬧劇完全匪夷所思，與當今科學發達、思想昌明的社會似乎毫不相干。但藉助歷史之鑒，我們得以勘察那些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驅之不散。一旦它們在特定的時機中匯合起來，大規模的歇斯底里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
首先，相信鬼神、妖術，以及身體與靈魂可以分離，這些特定的“超驗觀念”在叫魂案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位鄰居突然死去，有一個異鄉人曾在此路過，要在這兩件事情之間建立“叫魂至死”的因果關係，必須依賴一種特定的文化觀念。在今人看來，這種觀念完全虛構，是不可理喻的迷信，因此叫魂之類的群體性瘋狂只可能發生在愚昧的古代社會。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任何特定的觀念都是一種“文化建構”，其“真實性”並不完全取決於物理意義上的可驗證性。只要當事人信以為真，這種觀念就會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巨大的力量。近代歷史上曾有人篤信“刀槍不入”的中國神功，而就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我們也曾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科學奇蹟。
文化觀念本身，無論多麼離奇怪誕，也只是群體性瘋狂的必要（卻非充分）條件。使瘋狂成為可能的另一個要素是失常的社會心理，尤其是過度的恐懼、義憤和仇恨。而社會心理又是社會現實狀況的產物。孔飛力指出，叫魂案發生在近代中國的前夜，“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怨怨相報為形式的敵意”。在這個“被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中，“人們會對自己能夠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在孔飛力的筆下，這是一個“鍍金的盛世”，潛藏着敵意與恐懼的社會心理。民眾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與財產而擔驚受怕，時而將攻擊用作防衛的手段，於是“任何人——無論貴賤——都可以指稱別人為叫魂犯”。官僚為保全職位與晉陞而憂心忡忡，竭盡全力揣摩與迎合上司的意圖。而乾隆帝則恐懼妖術背後的有“漢化”謀反的陰謀。
除了文化觀念與社會心理的條件之外，群體性瘋狂大規模的急劇爆發還需要另一個要素：非常規的政治機制。正是因為乾隆疑慮大清王朝對於漢人的正當性，他對“妖術”竊取髮辮極為敏感，從中聞出了“謀反”的氣息，隨即將妖術定位“政治罪”。他以此打破官僚系統的常規治理程序，啟動了“政治清剿”的非常機制。但這種非常時刻創造出無序競爭與操縱利用的空間：“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它則是一種樂趣。”
但這一切並不是古代中國人所有，也不能簡單歸咎於愚昧無知“國民性”。群體性瘋狂是特定的文化觀念，社會心理與政治機制在特定條件下發生的協同效應。綜觀歷史，在西方有歐洲中世紀晚期對女巫的殘殺，有美國麥卡錫主義對“共黨分子”的迫害；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遠有“義和團運動”近有“文化大革命”。這些歷史事件當然有其更複雜的面向，但其中都涉及群體性歇斯底里的現象，它們都以特定的“迷信”或意識形態為前提，都被恐懼與義憤的社會心理所推動，也都在啟動了非常規的政治機制之後突發蔓延。
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刻，中國幾十個城市正在爆發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抗議。“愛國保釣”本來是正當的公民行動。然而，在反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抗議活動中，有一部分竟然演變為針對中國同胞的人身與財產的“打、砸、燒”暴力，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實際上，這種暴力仍然依據特定的觀念建構——將“使用日貨”與“賣國行徑”相等同，這種“邏輯關聯”與叫魂致命的觀念相比，或許少了舊日的“迷信”，卻同樣蒙昧荒誕。而促發這些瘋狂舉動的社會心理是越來越嚴重的不滿、鬱悶、恐懼和義憤，滋生於一個缺乏平等、正義和法治的社會環境。這些暴戾之氣只有借用愛國這個安全而正當的名義才得以宣洩。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缺失環節”(Missing Link)令人玩味。中國法律明文規定，舉行任何遊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請並獲得批准（實際上被批准的情況極為罕見）。在這樣一個國度中，竟然有幾十個城市同時爆發相當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如果沒有一種超越常規治理的特殊政治機制在起作用，這一切是難以想像的（儘管目前還很難辨析這一機制究竟是什麼）。
250多年過去了，遙看《叫魂》所講述的那段群體性瘋狂事件，我們或許會以文明的驕傲鄙薄古人的矇昧無知。但未來的中國歷史學家若是回望我們時代種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不知道是否也會生髮出相似的感慨？
劉擎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與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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