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呈現微量的漸進變化 （3 of 4） 台海兩岸互動的新時勢與新思維

台海呈現微量的漸進變化 （3 o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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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3月16日 07:02 AM

台海兩岸互動的新時勢與新思維

張中衡 為FT中文網撰稿

台海問題糾合了歷史與現實、統一與分裂、國家戰略與地緣政治等一系列復雜層面，是一個極容易暴露智商學養，也極需要展示政治智慧的領域。塵埃落定的大選結果不止昭示了島內政治和社會力量的此消彼長，更代表了一種世代的更替和理念的深刻變遷。如今，兩岸互動的傳統平台國共兩黨關系退居其次，維系統一的傳統力量台灣統派群體日漸式微，兩岸政治的新生勢力台灣青年一代已銳意進場。當此之際，兩岸新一輪互動如何開啟？古人雲，識時務者為俊傑，筆者不才，願為有識者論之。

一、拋棄陳舊的“法統觀念”，將中國還原為一個地域和文化範疇

“法統”者，一脈相傳之正統也。作為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一般用來指政權之正當傳承。這種傳承的正當性在歷代統治者眼裡有特別的意義，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具體形式規儀上便是分外隆重的“封禪”大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史記·封禪書》）“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五經通義》）。顯然，這種法統觀，源自“君權神授”的政治理念。

近代以來，隨著天命神話的消退和法治觀念的興起，它又被賦予了新的涵義，那就是“統治權力在法律來源上的正當性” 。比如台灣就堅持認為，它的“法統”上承辛亥革命後的南京臨時政府和1925年於廣東成立的國民政府，是根據1912年民國參議會制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31年國民會議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和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而產生的。

正統同時意味著唯一，“天無二日，地無二君”，為此繼起的新王對前代務求滅除，蒙元之於趙宋，滿清之於朱明皆是如此。戰後國共兩黨在勝負已分，乾坤已定，雙方皆無力再戰的情況下，一方仍念念不忘光復大陸，一方仍朝夕准備解放台灣，且皆以“大業”視之，這不能不說是這種潛意識的法統觀念沈浸其中。熱戰不成，外交爭奪，海外個別小國借此兩邊下注，敲詐勒索無所不用其極，竟成國際奇觀。

而在今天，主流的“政治合法性”認知已經發生深刻變遷，舊有的“法統”之爭已經毫無意義，念茲在茲，大可不必。對台灣人來說，民主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正統”一語不僅毫無正面價值，反讓人們聯想起以往的黑暗記憶。既然大陸早已不再提“解放台灣”的口號，台灣也不再做“光復大陸”的迷夢，“中國”作為統治空間、政治認同的依據也已光彩不再，兩岸何須再爭“中國”之名分？至於國際邦交，從來都是唯利是圖，所謂名分，不過自我感覺而已，在外國人眼裡意義不大，徒受他人掣肘，反失大國威儀。何況法統之屬，原本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大陸是中國，台灣亦是中國，大陸是祖國，台灣亦是祖國。中國這個概念原本一就是個地理和文化範疇，只因昔日兩黨之爭才被抹上了特別的政治色彩。劫波渡盡，中國這個億萬華人共有的家園，也該恢復其本來面目了。

也許有人會認為此議純屬多此一舉，因為“九二共識”中的“各自表達”早已解決了這個難題，只要回到“九二共識”就沒有問題。竊以為即使回到“九二共識”，問題依然存在。“各自表達”看似高明，實則曖昧，“周子瑜事件”為什麼會因一個莫名其妙的因素而引發如此不可理喻的後果？除了個別人的肆意炒作之外，恰是因為這種曖昧表達所導致的兩岸民眾在中國認知上的巨大落差，為其提供了發酵空間和傳播能量。

二、變革落伍的“統戰思維”，展開平等真誠的思想文化交流

一個人容易為自己的成功所累，一個政黨也是如此，“統戰”作為中共黨爭的“三大法寶”之一，在歷史上確實發揮過特殊作用，但時代已經不同了，凡事都要與時俱進。民主政治在台灣已相當成熟，國家政治已非一人一黨之事，而成為一種群體行為，為求勝選，政黨必須畏懼民意。現代性政黨內部也不是個別黨魁和少數大佬所能完全左右的，黨魁也須時刻面對黨內同志的督察，傳統統戰手法已經利害相雜，甚至未得其利反受其害。

君子之交，貴在誠心正意。人是理念動物，先入為主的道德說教和功利性的糖衣炮彈是不受歡迎的，唯有基於平等和尊重的思想和文化交流才能拉近距離，溝通理念，增進情感，對青年一代來說更是如此。這在兩岸的“服貿事件”中體現的一覽無余。過去三十年來，在籠絡台灣民心方面，大陸始終不得其門而入，近年來好不容易找到“經濟牌”這一竅門，終因“服貿事件”而破功，原因何在？有人也許會覺得，這是台灣青年年輕幼稚，受人蠱惑，不識抬舉，殊不知青年一代的這種“不識抬舉”本身恰恰才正是問題的所在。誠如候選人之一宋楚瑜在選後感言中的忠告：兩岸的距離，不是海峽，而是民心。

三、消除無謂的“恐獨焦慮”，以同理心感受島內民眾的真情實感

如果任由“台獨”發展，台灣有沒有可能獨立？當然有，但台灣自身不可能真正獨立，因為台灣一島不可能擺脫中美兩大“力量極”的雙重鉗制。

事實上，獨立在台灣從來都只是一個被操縱的議題，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並且是一個伴隨民粹情緒的退潮而日漸冷卻的議題。我們看到，整個大選期間，對兩岸關系蔡英文只有四個字：維持現狀，具體內容卻不置一言，為此甚至不惜被人譏之為“空心菜”。顯然，民進黨方面在有意回避和淡化這一議題，相反國民黨方面推出的洪秀柱卻緊追不放，舊事重提，冷飯熱炒，不能不說是本輪大選的一大敗筆。

也許有人會認定，蔡英文的這種含糊其辭實際另有用心，因為民進黨是把“台灣建國”寫進黨章的。這是事實，但一個政黨的現實政策同其宣傳綱領未必是一回事。政黨要有理想，就像店家要有招牌一樣，但很多時候它僅僅是個招牌而已。如果追根溯源，民進黨原本和台獨並沒有什麼關系，只是在與國民黨角逐的過程中，糾合和吸納了眾多深綠力量。在我看來，民進黨能夠以執政黨地位整合深綠未必是壞事，相反，任由這部分人在主流政黨之外才會使局勢更復雜。

盡管如此，可以預見，獨立思潮在島內仍將頗有市場。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傾向於將其看成一個歷史和人文現像，而非純粹的政治。如果放到更大的歷史時空之中，就會更容易看清這一脈絡。

台灣開埠四百年，最早入主這片土地的卻是歐洲殖民者，隨後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來此經營，直到清初施琅攻島成功，並入一統。然不幸於1895年，清廷甲午戰敗，台灣連同其生民又被割讓日本。故國已去可奈何？台灣人不得不著和服，說日語，做日本人。50年後中國又勝，日本駐台總督安藤利吉在國民政府代表陳儀面前簽署降書，台灣再歸中國，並在幾年後以彈丸之地承接戰敗來此的兩百余萬國民黨軍民。此後作為兩蔣統治下的“反共基地”，台灣長期處在以戡亂為名的高壓統治之下。1971年大陸重返聯合國，台灣代表被無情驅逐，隨後中美建交，台灣成為真正的孤島。從“前清遺族”到“殖民屬民”，從“反共基地”到“亞細亞的孤兒”，殖民之辱，壓迫之痛，何其悲悵？何其無助？此地此民何曾有過喘息，何曾有過出口？

在這個過程中，台灣承受了反復的文化衝擊，有來自大陸的中華傳統，也有外來的東洋、西洋文明，可嘆的是，如同每年太平洋突入其境暴烈肆虐的台風一樣，它們都是攜政治之強權以不容置疑、不可拒絕的方式加諸其身的。文化的進入與政治的壓迫一體兩面，台灣不可能沒有抵抗，這種抵抗自然會以尋求自身的獨特性為基調。總之，台獨思潮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而這個背景一開始又跟今日大陸基本無關。

抵抗的代價是殘酷的，在日本殖民時代，反抗就等於滅族，在國民黨戡亂時期，反抗同樣意味著死亡。其實，在海峽的另一面，大陸近代以來所遭受的苦難又何嘗不是血淚斑駁，痛徹心腑？那些一聽到“台灣人”三個字就暴跳如雷的人，對海峽對岸的同胞何不能存一份“基於理解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已經修改法律，撤銷對台獨言論的犯罪指控——同時撤銷的還有對鼓吹共產主義的指控。我認為這是一種開明，同時也相信歷史終將證明，這種寬容是一種難得的政治智慧。

四、嚴控隨意的武統宣傳，以寬容和智慧掌控台海復雜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多個政權並峙的局面，最終必是其一以武力兼並剪除其他而成一統。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也付出了極大代價。秦的統一帶來東方六國多元社會文化的焚滅，蒙元滿清的入主則導致中華文明的停滯，甚至帶來了生靈塗炭屍骨相枕的歷史性倒退。

何以至此？只因歷代統治者不是只知攻城掠地、拓土開疆，就是只知固守一隅、割地為王，專恃武功，動則興兵，從未將百姓福祉意願放在頭等重要位置。21世紀的今天，中華民族應該有能力選擇更好的手段和方式，正如60多年前《新華日報》社論中所提出：“中國需要的統一，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是和平的統一，民主的統一，而不是武力的統一，專制的統一。”即便暫時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武力也應是最後的底牌，而不應是動輒展示的衝動。無論如何，每一個中國人都應明白和切記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台海決不是展示鐵血的舞台，因為它是中國的內海。

隨意展示自己的底牌並不高明，公開的武統宣傳更是一種輕率之舉。我不反對武力威懾，但公開的威懾等於公開的羞辱和挑釁，沒有人願意在這種游戲中屈服。在兩岸已有足夠對話渠道的情況下，任由個別名聲不佳的所謂“鷹派”人物發表此類言論實無必要，這看似收放自如，實則和任由一些三流藝人操弄的“反獨大業”一樣極不嚴肅，在敏感脆弱的兩岸關系上捅下大簍子，還洋洋自得而不自知。

要知道，“台獨”勢力不會無知到坐等導彈飛機打來，真要宣布獨立一定會選擇特別時機，也一定會求得美日的協助。美國固然不會為了遷就台灣而對抗大陸，卻完全可以為了對抗大陸而拉攏台灣，此局若成，縱有絕世雄才也不是那麼好應付，兩岸鷸蚌相爭，美日漁翁得利的民族大悲劇恐怕難以避免。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求仁得仁，求戰得戰，為淵驅魚，終非王者之道，再不能任由一些不三不四之人亂吹口哨了。

兩千多年前的孟子與齊宣王有一段精彩的對白：“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孟子·梁惠王下》）這不是老生常談的陳詞濫調，而是古老恆新的民族智慧，相信對今天的兩岸仍有借鑒。

五、充實統一構想，以“共和”理念涵蓋凝聚台海兩岸

對於“統一”，大陸盡釋善意，提出在此前提之下什麼都可以談，但台灣方面卻始終並不領情，原因何在？因為恰恰對什麼是“統一”這個最重要的前提並沒有說清楚。

任何事情都需要條件，統一也不例外，我們不能抽像的談論統一，至少應該對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有一個清晰的設計說明。“一國兩制”的提法固然新穎，卻總是難以令人信服。“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韓非子·顯學》），系統是統一的，任何社會制度都是一套嚴整自洽的體系，一國如何兩制？反之亦然。一個鍋裡不可能同時煮出兩種稀飯，否則當年兩黨何須爭得個你死我活？資本主義是包括自由民主在內的一整套制度體系，並不是大陸“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那麼簡單，這在今天已經是一個非常顯明的道理。

古人雲：“道不同，不相謀”，因為同祖同宗，就得湊在一起過日子，天底下並沒有這樣的道理。即使經濟層面的合作也只是統一的正向推動而不是決定因素，統一最終還是要靠價值理念和制度體系的融合——這種融合，已經超出傳統意義上的政權統一，竊以為與“共和”二字倒是甚為貼切。

“共和”與以往的統一有什麼區別呢？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大一統”基於皇權理念，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統一的依托和目的全在於至高無上的“皇權”。這一觀念在中國浸染已久，“王臣意識”的代入感依然普遍存在於國民潛意識之中，但它雖然已經不合時宜。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興起，統一又具有了新的內涵，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被視作一個民族集合體。但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這顯然也是異數。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內外之別、華夷之辨並不拘泥於血統、族裔，而在於文化。而“共和”就是一種既不同於昔日王朝帝制，也不同於西方民族國家（聯邦），它基於共同文化類屬和相同價值理念，超脫於黨派和地域之爭，兼具現代性和民族性的國家統一形式。

如此議可成，兩岸暫可在“中華共和國”這一共同框架之下，分占“民主共和”與“人民共和”之兩端，既追先王之道，又合今日之實，各得其所，不亦善哉？

六、結語

天下無全勝之局，炎黃一體、四海一家的闊大場景固然是令人神往，思想文化的變革和制度的演進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價值理念和制度體系還將存在巨大落差，硬性統一對雙方既有格局都將是一種劇烈衝擊。“維持現狀”既是各方反復博弈的結果，也是現階段最好的歷史安排。統一之路依然道阻且長，惟願兩岸能夠以共和為念，仁者取仁，智者求智，樂天保國，不強為天下難。但歷史不會止步，它一定會為自己開辟前行的道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假以時日，歷史一定會有更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