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 香港困局考問英國道義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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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9月03日 06:47 AM

香港困局考問英國道義責任

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前英國殖民地香港具有一個自由社會的所有屬性，唯一的例外是香港市民缺乏選擇由誰管治自己的能力。這個特別行政區最新的政治痙攣是由全國人大提議的選舉安排引起的，這一安排將阻止民主派和中國可能不認同的其他派別人士競選行政長官，參加一場全體市民投票的選舉。

這種審核在一定程度上與伊朗的制度相同。這個計畫（或其修改後的版本）遲早將提交香港立法會投票表決，我希望各方能夠找到一個妥協方案。香港市民仍然是非常溫和、負責任的。釀成我們近期見證的那種大規模示威的，並不是民主，而恰恰是對民主的拒絕。

我已經表達了我認同香港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Andrew Li Kwok-nang)的看法。他寫道，北京方面對於香港司法體系地位的觀點，令人擔憂司法獨立，進而擔憂法治的完好性。但在我結束自己末任香港總督任期、離開香港以來的17年裏，我一直試圖避免捲入有關香港民主的辯論，以免我的介入使問題複雜化。

這一次，我的意見主要不是針對北京，也不是針對香港的民主派。一名前香港總督可以更合理地做的事，是邀請各方拷問英國的榮譽感。在部長級官員們的議程上有那麼多困難得令人震驚的國際問題之際，提醒他們英國對香港的情況負有道義責任，可能不受這些官員們的歡迎。

《中英聯合聲明》保證了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的50年生活方式不變；英國據此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承諾被列入一份在聯合國備案的國際條約。正如歷屆英國政府都認可的，英國在確保中國尊重其承諾方面負有持續的“道德和政治義務”。

當中國官員抨擊英國議員和其他人就香港事態發表評論時，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英國也負有50年的條約義務，反映出我國在過去說過的話、作出過的承諾。未能履行我方的承諾顯然將是不光彩的。

20世紀80和90年代，英國議會被告知，民主架構的發展支撐著香港的穩定、繁榮和有限自治。沒有人預料到，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30年後的今天，一個公平的選舉制度仍然是不可企及的。

我假定，英國政府遲早將對北京的計畫發表評論。這將不是一種挑釁，而是一種責任。沒有人能真的相信，這將產生商業方面的後果，或者說，在我們的榮譽命懸一線的情況下，這樣的後果應該是壓倒一切的考慮因素。香港的福祉，香港擁有與經濟自由相稱的政治體制——這些對我們事關重大。我希望這些問題將在不危及香港未來的情況下得到解決。

中國的崛起迄今對世界是一大利好。中國不是一個威脅。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崛起尚未伴隨中國軟實力的增強。北京方面把握香港抱負的方式顯然將影響這一點。

然而，我的主要訴求是針對英國議會，而不是中國的。在我離開香港之前，我曾走訪香港一間精神病院，一個病人禮貌地問我，一個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民主國家的國家，怎麼能在既不徵求市民意見、又不給他們留下民主前景以捍衛自己未來的情況下，把他所在的城市交給政府體制非常不同的另一個國家？當時我的一個助手說，怪事，住在精神病院的一個男子居然提出了香港最清醒的問題。

但是，我們確實向他作出了民主承諾。我們應該繼續以高超的外交手腕強調這一點。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又有誰會這麼做呢？

注：作者曾在1992年至1997年擔任香港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