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中國奇跡的遺留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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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1日 07:05 AM

留守兒童：中國奇跡的遺留難題

英國《金融時報》 楊蓓蓓 中國陝西報道

他們的父母加入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自發的勞動力遷徙大潮，而他們卻被留在中國各地荒涼的村莊中。他們中有的跟著一方父母留守家中，有的跟著目不識丁的奶奶或者年老體弱的爺爺一起生活。估計有200萬兒童需要自己照顧自己。

中國有6100萬“留守兒童”(left behind children)，中國大陸經濟奇跡把他們變得幾乎和孤兒一樣。從對社會工作者、非政府組織、經濟學家以及留守兒童父母的采訪中可以了解到，父母之所以外出打工，正是為了自己留在老家的孩子：為了供他們上學，為了給他們蓋房子，為了給他們一個生活在摩天大樓之間、而非豬圈之間的未來。經濟學家們稱，這是中國現代化的代價，正如水污染和霧霾是中國工業發展的後遺症一樣。

留守兒童：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感負債

“我們稱他們為‘經濟孤兒’，”美國慈善機構“同一片天空”(OneSky)負責人博珍妮(Jenny Bowen)說，“大批的年輕父母外出打工，以至於農村正在解體。過去都是幾代人生活在一起，如今一家人不能朝夕相處。”同一片天空最近開展了一些試點項目來幫助那些沒有父母陪伴的農村兒童。

由於勞動力萎縮，中國勞動力遷徙大潮正在趨緩。2015年，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討這場“勞動力遷徙奇跡”的終結及其對外出務工者的影響，這些勞動者在短短30年內推動了中國從落後農業國家向數字社會的轉型。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政府設法在內陸地區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一些外出務工者回到了離家更近的地方打工。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每隔幾周就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而不再是一年一次或者更少。而且，科技發展也讓父母能夠以相對較低的成本與自己的子女保持溝通。

然而，有些人到了離家更近的地方打工，也有些人第一次離開村子外出打工，或許是因為新修的公路使得此前相對封閉的地方與外部世界連接起來。因此未來許多年內，數千萬兒童可能繼續在沒有父母陪伴的情況下生活。

經濟學家稱，這種現像或將危及中國未來二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在貧困鄉村學校接受教育的兒童（沒有受過教育的父母的輔導）可能無法幫助推動中國政府所追求的“創新型”增長。

在經濟學家、政府研究人員以及其他研究留守兒童現像的人士看來，這種現像對中國社會、家庭結構甚至留守兒童心理造成的危害可能更為嚴重。

北京方面多年來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但發生在留守兒童身上的轟動性事件——如喝農藥自殺的四兄妹，死在垃圾箱中的五個堂兄弟，以及其他留守兒童遭到殺害或性侵的事件——首次使這一問題成為國家高度重視的議題。每一起發生在留守兒童身上的悲劇，都會引發一場對中國為過去30年資本主義改革所付出社會代價的反思。

壞名聲

楊雪瑩今年12歲，頭上戴著一個粉紅色的緞面發箍。她是比較不幸的孩子中的一個——她仍記得曾經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因為他們是在她9歲時才外出打工的。雪瑩的家位於中國中部陝西省、黃土高原上盛產蘋果的豆家村，我們在村小學采訪了她。你最想念什麼？“親親熱熱的感覺，”她說。雪瑩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她跟他們很親近，但這不同於跟父母的感情。“我很想念爸爸媽媽，”她說。

但她覺得，父母在外也並非沒有好處。她說，父母外出打工是為了“掙足夠的錢讓我上大學”。她戴的發箍就是去看望父母時得到的，他們住在離村子三小時車程的鎮上。她說，爸爸媽媽兩三個月回家一次，爸爸上次回來時還給她帶了香蕉和橙子。她還說，她比父母沒有外出打工的同學擁有更多好東西。

但在中國，留守兒童要同壞名聲做鬥爭，即使他們的物質條件有時要好於那些生活在沒有打工收入的家庭的孩子。雪瑩的老師會問她是不是覺得自己“可憐”。想到這裡她差點哭出來。“不，”她回答道，“因為我的小伙伴們和我相處得都非常好。”

雪瑩所在學校的數學老師安大可說，留守兒童學習成績差，難教育。“缺乏父母管教，他們身上的壞習慣更多。他們不做作業……跟別人打架，他們往往脾氣暴躁。沒人關心他們，他們也無法與別人友好相處。他們的暴力傾向比較多一點，”他總結說，“他們被爺爺奶奶寵壞了。”

這些似乎是很普遍的看法，甚至許多祖父母都這樣認為：他們無法培養出在學校或社會上出類拔萃的孩子。在商山腳下的王原村，李改娥與丈夫在照看著兩個還在學走路的孩子。

“與年輕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更聰明，”李改娥說。她抱著自己一歲大的孫子，孩子穿著中國農村地區仍很常見的傳統開襠褲。“我不識字。我可以喂他吃飯，但教不了他。我能做的就是讓他在家裡玩，”她說。不過，這個家顯然不缺愛：在李改娥接受采訪的時候，她的丈夫正在隔壁屋裡抱著另一個孫子哄他入睡。當小孫子醒來時，他輕輕地親了一口他的額頭。兩位老人看起來一刻也不願放下自己的孫子。

對於由祖父母撫養會對孩子在教育、身體發育方面造成多大影響——甚至是否真的存在負面影響——專家們眾說紛紜。

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農村教育行動項目(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聯合創始人羅思高(Scott Rozelle)說，有家人外出打工的家庭要做一番權衡取舍。近10年來，農村教育行動項目一直在收集中國偏遠農村地區兒童的數據。羅思高對中國農村兒童（包括父母在身邊以及不在身邊的）所做的研究是迄今規模最大的相關研究之一。

這項研究的結論與普遍的看法完全不同。“留守兒童並非中國農村地區最脆弱的群體，”研究報告的作者寫道，他們“在我們所監測的健康、營養及教育指標上的表現與那些有父母陪伴的兒童相當，甚至更好”。

“貧血患病率、年齡別身高、年齡別體重……數學、語文及英語成績、初中及職業高中輟學率……與那些有父母陪伴的兒童都是一樣的。“事實上，與父母同住的兒童的健康狀況稍微更差些。羅思高也不清楚這是為什麼。“也許，能夠獲得更多資源——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抵消了缺乏父母照顧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說。或許，那些選擇外出務工的村民比普通村民更聰明，“所以，祖母也更聰明”。

羅思高的意思並不是要強調留守兒童生活得還不錯，而是要說明農村地區有父母陪伴和沒有父母陪伴的兒童都屬於弱勢群體，而增加政府資源以幫助留守兒童的措施——如“代理家長”計劃——有可能會被濫用。

關於心理問題，如孤獨、焦慮、抑郁甚至自殺傾向，大多數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在這方面承受的痛苦要超過那些有父母陪伴的兒童。然而，即使在這方面，證據也並不確鑿。

任強與唐納德•特雷曼(Donald Treiman)2013年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父母一方或雙方都外出打工或者跟父母一方或雙方一起遷居外地對孩子的心理健康影響不大”，因為這些孩子並非父母離婚或者遭到親生父母遺棄的受害者，他們是“社會關系完整的家庭”的成員，父母仍對他們盡責——即使他們不住在家裡。

科技拉近距離

將孩子留在豆家村的王軍鋒與楊信鴿夫婦希望他們的孩子們也能這麼想。他們在約1500公裡之外的上海工作，每年只能回老家一次。但他們使用微信(WeChat)——一款中文移動訊息服務——至少每周與孩子們聯系一次，並通過網絡監督孩子們的家庭作業。實際上，正是由於孩子們學習非常好，他們才決定到離家鄉更遠的地方打工，因為這樣才能掙到足夠的錢供他們上大學。

“多虧了科技，我不覺得遠離孩子對他們有很大影響，”王軍鋒說，“我可以通過微信面對面與孩子交流，詢問他們在學校的表現、平時的生活以及家裡發生的事，”他說。但他也注意到，妻子每次看到微信上孩子們的照片時都會暗自流淚。

不過，像大多數外出務工者一樣，這對夫婦也認為必須這樣做。他們要供孩子上大學，要為新房還貸，還要贍養老人。他們願意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過上更美好的生活而犧牲傳統的家庭生活。中國勞動力遷徙奇跡或許正在走向盡頭，但這仍是農村人觸摸中國夢的最佳途徑——不論是否帶著自己的孩子。

拉家帶口

倪美紅（音譯）說她無法忍受把孩子留在農村，於是就把他帶到了大城市生活——但這意味著要把孩子的外婆也帶過來。

她9歲的兒子周倪軍（音譯）出生在位於崇明島的農村老家，這裡距離上海只有兩個小時車程。三個月大的時候，他和外婆葉是英來到了寶山與倪美紅夫婦同住。位於上海市郊的寶山是來自崇明島的務工人員偏愛的落腳地。中國政府去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人員帶著孩子一起來到城市。但這樣做相當不易。這對夫婦不得不花費20萬元人民幣（合3.1萬美元）——對普通農民工而言是一筆巨資——在寶山買了一套房，只有這樣，她的兒子才能在當地上學。“如果沒有房產，就不可能進入當地的學校，”她說。

倪美紅與自己開出租的丈夫代表著政府官員所說的中國勞動力遷徙的“新階段”。中國國家衛計委(NHFPC)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去年表示，外出務工的夫妻已經開始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最初是勞動力的流動，接著到夫妻兩個帶著孩子流動，再往後是老人跟著流動，”他說。

但大多數農民工無法負擔得起這樣做。他們大都希望盡可能住得便宜些，有可能的話住在公司宿舍，有的甚至住在建築工地的簡易房中，以便把省下的每一分錢都寄回家。即使他們有錢把孩子帶出來，也沒有財力讓孩子的祖母一起過來。研究人員稱，隨著在城市中長時間工作的父母一起生活的流動兒童受忽視的程度往往與被留在農村老家的兒童相同，或者更甚。

蔡潔晶(Jackie Cai)補充報道

譯者/陳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