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概念的權力任性: 給蚊子戴口罩、給蒼蠅戴手套、給老鼠戴避孕套

(Ajin 開口)

底下這篇是非常經典的反應中華概念的荒唐是如何的登峰造極。

這個登峰造極被此篇最後結論畫龍點睛了：給蚊子戴上口罩、給蒼蠅戴上手套、給老鼠戴上避孕套。

http://www.taiwanjustice.com/2015/12/31/%E9%BB%9E%E8%A9%95%E4%B8%AD%E5%9C%8B%EF%BC%9A%E3%80%8C%E5%9C%8B%E5%AE%B6%E7%B6%B2%E7%B5%A1%E4%B8%BB%E6%AC%8A%E3%80%8D%E5%92%8C%E6%AC%8A%E5%8A%9B%E7%9A%84%E4%BB%BB%E6%80%A7%E2%97%8E-%E5%A4%8F%E6%98%8E/

「國家網絡主權」和權力的任性        ◎ 夏明(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BBC 12-31-2015

中國政府在2014年11月主辦了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2015年12月，再次舉辦第二次大會。因為會議計劃每年都會在浙江嘉興市的烏鎮舉行，人們又稱之為「互聯網烏鎮峰會」。

在兩次會議上，中國總理李克強和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後都強調了同一個核心概念：「國家網絡主權」。但正是因為這個概念，國際與會者（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拒絕簽署所謂的「共識」、「宣言」，讓主辦國的中方惘然若失。

為什麼「國家網絡主權」成為引起紛爭的那個蘋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一要在概念層面上搞清它是否有邏輯上的有效性，二要在實力層面上搞清中國是否有政治、經濟、技術和道義上的實力來把自己的意圖強加給世界。

中共對主權的癡迷有歷史傳統，與世界各大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的主權，也就是在一定範圍內（主要是指領土空間）絕對的、最高的、不受第三方約束的權威。不過即便在最早提出主權思想的法國思想家不丹那裏，享有絕對主權的君主也還必須受到神聖法和自然法的約束。國家主權的概念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中得到確立，民族國家享有主權，在此之上沒有主子，當時君主主權成為歷史的主流。到了英國的幾次大革命後（1640年的英國革命、1688年的光榮革命），議會主權得到逐漸確立。在美國和法國大革命後，爾後在英國十九世紀的普選權擴大後，人民主權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確立。所以，主權的擁有者要麼是君主，也就是專制君主制；要麼是人民，也就是民主制。從理論上來說，如果要建立「網絡主權」，邏輯結果要麼是「君主網絡主權」，要麼是「人民網絡主權」。顯然，中國兩者都不是，而是試圖建立一個「黨主治下的寡頭網絡主權」。

「網絡主權」是否成立？

在上述的三個模式中，他們都共同面臨一個概念上的挑戰：「網絡主權」是否成立？

無論我們把網絡理解為「人際關係網」、虛擬空間的互聯網、相對於科層制和市場體系的網絡治理模式，還是宇宙的生命和物質的網絡，它們共同擁有的一個基本特徵是無限性和開放性。其次的一個特徵是絕對中心權威的消失，代之的是多元的紐帶連接點，至多出現佔據最多中心性的顯赫角色。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 在《物理學的道》、《生命之網》等著作中闡述了下列一個核心思想：現代量子力學發現物質世界並非由最後無法分割的最小的亞原子構成，而是最後分解為由物質和能量構成的場和關係。這暗合了東方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虛空觀念。而在這種複雜體系裏，成千上萬的細小單元並不能解釋體系的全部和其特徵，相反，系統的思維才能看清單元在有機整體中的價值和意義。

用簡單的白話來說，在虛擬網絡世界裏，一個國家單元不僅根本無法控制整個體系，而且它的性質更依賴於這個體系。如果中國試圖建立「國家網絡主權」，實質就是用有限空間的主權概念去控制開放、無限的虛擬空間，結果就是如莊子所說的，「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任時有過一個更形像的說法：控制互聯網就如同「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

單元國家對互聯網的合理反應應該是協調適應而非控制，美國就此提供了一個好例證。眾所周知，互聯網是由美國政府國防部的研究項目催生的。很自然地，全球13組根域名服務器就有10個在美國（另外三個分別在英國、瑞典和日本），美國控制了世界上互聯網最重要的硬件，而且還控制了域名的認定、設置和管理。但因為互聯網的極端自由主義傾向，全球商業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盟國家）都試圖推動和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民主化的網絡管理體系，為此1998年美國政府發佈了「關於互聯網域名和網址管理的白皮書」，倡議建立一個新的私營非營利的、自主的公司來管理。美國政府（包括國防部和國家科學基金會）把互聯網的硬件基礎設施和管理職能交給私營，後來以「互聯網名稱和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為核心，加上國際組織（例如國際通訊聯盟、國際知識產權組織、歐盟）、NGO (例如世界經濟論壇、互聯網協會等)、技術和通訊公司（IBM、因特爾、微軟等）和大國構成了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這個體系的形成過程體現了利益相關者的「粗燥的共識」。

而「烏鎮峰會」的實質並非是要順應「互聯網系統效應」，也不是要最大化協同接軌帶來的同步效應，而是要顛覆已存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破壞逐漸形成的全球共識。首先，中國並無心尊重互聯網的開放性和無限性，也不尊重人民主權在網絡空間延伸。其次，在「國家網絡主權」的荒謬概念下，建立政府對虛擬空間的所有權，從而破壞網絡作為「人類共享資源」的特徵。最後，以中國政府為主導的「網絡空間圈地運動」也會破壞業已建立的「全球知識共同體」和它支撐的國際公民社會，從而阻止人類社會的進步。

真正的含義

「國家網絡主權」的利益和權力基礎是顯而易見的：作為維護政體安全的需要，中共政權還要築高它的防火牆、擴展它的敏感詞、實名控制所有的電子通訊設備、屏蔽更多的境外網頁，所以，它要把無限開放的互聯網變成黨國控制下的局域網。為了迴避與世界強手的競爭、以劣質的服務和產品壟斷中國的電子商務市場從而獲得暴利，中國的網絡公司和電子商務公司（也就是馬雲所說的BAT: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以依附政權為代價，成為構建「國家網絡主權」的馬前卒。

在互聯網領域政經官商勾結勢必阻礙中國信息社會的發展，對中國社會、文化和經濟的傷害已經被證明是無窮的。今天我們已經難以想像，在西方發達國家任何一個投資人、任何一個決策者、甚至任何一個科學家可以放棄閱讀《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家》，放棄收看CNN、彭博新聞，放棄登錄Facebook、Youtube和谷歌。但中國上億的決策者、投資人、學者學生失去了信息效率，就是在資訊閉塞的條件下選擇的。

縱觀中國百年歷史，面對民主和科學的衝擊，清朝的保守派提出「中體西用」給現代化套上了長衫；面對市場經濟在全球化條件下的擴張，中共領導又用「鳥籠經濟」把市場關進了權力的籠子；面對二十一世紀信息社會的挑戰，中共再次提出了「網絡主權」，逆歷史潮流而動，試圖建立網絡霸權，把中國禁錮在封閉社會裏。

如果我們認識到，「國家網絡主權」的提出不僅挑戰美國的價值、利益和權力，也與聯合國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分庭抗禮，還挑戰全球網絡公司利益集團推崇的消費者主權、自由主義治理體系體現的網民主權和國際組織支持的選民代議民主，我們就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政經寡頭共同體不會有足夠的經濟、技術實力重建一個互聯網或建設一個更優化的網絡基礎設施，也不會有足夠的政治、知識和道德的力量來改寫21世界歷史。

中國政壇流傳著一個笑話：一個村委書記在省上聽了省委書記關於「一路一帶」、「大國崛起」和「中國夢」的文件傳達後備受鼓舞，回到村子馬上向縣委呈上報告，提出了解決國家產能過剩、幫助經濟增速的三項大工程：給長城鋪上瓷磚、給喜馬拉雅山裝上電梯間、給太平洋圍上欄桿。縣委書記讀完報告後，批示：「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希望從利民利國的小工程做起。」村委書記很快就提出了新三項「小工程」請求領導批准：給蚊子戴上口罩、給蒼蠅戴上手套、給老鼠戴上避孕套。

只有明確意識到中國如此這般的權力生態大背景，我們才能理解中共權力的任性和荒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