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6日 星期二

該是美國重新考慮一中政策的時候了




該是美國重新考慮一中政策的時候了

韓連潮          2016.01.25 23:11

如果當今國際社會要評選世界模範公民的話,以中華民國為國號的台灣一定會名列榜首。

台灣是一個資源有限的彈丸之地,但人民善良平和,恭謙有禮,勵精圖治,不僅經濟開創奇跡,人均GDP1961年的153美元提升到今天的23千美元,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而且政治改革成就更是輝煌,民主、自由、人權、法制進步令人側目,已經名副其實地步入了現代先進國家之列。

然而,北京政權卻對台灣采取“死逼”“硬拉”的統戰策略,一方面將台灣在國際上逼到死角,不准其有絲毫生存空間;一方面強勢誘使、瓦解台灣政商精英,腐蝕掏空台灣經濟。中共對台灣打壓夾擠,使得近40年來台灣人民只有當二等、三等公民的份,他們國際貢獻得不到認可,尊嚴不斷受到傷害,國際政治空間日益狹小,一次次在國際場合蒙受屈辱,動輒得咎,就差被趕出地球村了。

最近,台灣大選前發生的周子瑜事件充分顯示了台灣人民所處這一窘境。16歲的歌星周子瑜在宣傳片中僅僅表示自己來自台灣,並按韓國公司要求揮舞了一下中華民國國旗,就被舉報為台獨分子而受到成千上萬官方鼓勵和支持的中國大陸網民的野蠻圍剿,盡管她可憐兮兮地90度鞠躬道歉,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仍然得不到原諒。

中共人員在國際場合對台灣民眾和官員惡言相向,搶奪中華民國國旗,脅迫恫嚇、粗暴離場等侮辱性做法屢屢發生,武力威脅從未停止,現在又加上經濟制裁,網絡攻擊。北京之所以得手,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模棱兩可的一個中國政策造成的惡果。

我們知道,辛亥革命後,美國於1913年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民國的大國。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退守台灣,美國繼續與之保持外交關系。然而,1960年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以基辛格為首的現實主義學院派,政治幼稚,輕信無知,誤判國際戰略格局;為了從越戰脫身,以及利用中蘇交惡來抗衡蘇聯,他說服尼克松總統背叛了美國在亞洲的兩個盟友,對中共低聲下氣,言聽計從,完全接受其條件,順從地被中共牢牢戴上“一中”的緊箍咒,鎖死在北京的“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話語框架之中。為了替自己的政策辯護,基辛格等人又編造了將中共黨國納入國際社會,它就會融入戰後的國際秩序、遵守國際規則、成為負責任大國的神話。

美國為中共打開了世界的大門,使得中共獨裁暴政得以為續,與北京政權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從1970年代的50余個發展到今天的170多個國家,而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則降至22個。不僅如此,在美國的幫助下,北京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還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曾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反倒要向北京乞食。

然而,今年116日的台灣大選和第三度政黨平穩交替卻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考慮一中政策的現狀。

很多評論人士從經濟和全球化角度解讀本次台灣大選,但是我認為蔡英文候任總統以及民進黨大獲全勝主要是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一代,對北京政權“死逼”統戰和一中政策,以及執政國民黨屈從中共的強烈不滿所致,表明台灣年輕人一代決心不再逆來順受,滿足於當二等公民,而希望挺直腰板做人,要“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捍衛來之不易的民主自由。

這樣的民意展示一定要引發北京專制政權“地動山搖”的反應,將台海問題再度推到美中關系的最前台,迫使美國決策者們重新審視一中政策,並將其納入重返亞洲的大戰略框架下進行考量。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2017年主政白宮,都無法用“維持現狀”搪塞和繞開一中問題。 美國必須在支持台灣人民自決和支持北京專制政權對台灣主權宣示上作出選擇,在保衛台灣民主制度和放任北京武力犯台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作出取舍。

模棱兩可的一中政策對台灣人民十分不公平。台灣一向是老老實實做人、規規矩矩守法的國際社會優秀一員,從不在國際上惹事生非,制造麻煩;台灣成為國際棄兒,主要是因為美國的背棄和中共的打壓,而不是它自身的過錯。反觀北京政權打著和平旗號,不斷制造事端,破壞國際和平穩定,成了十足的地區惡霸。美國承諾維持台灣安全,維護和推進台灣人權,而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既是美國價值,也是聯合國開宗明義的宗旨。台灣人民已經就此作出了選擇,這個選擇正挑戰著美國的良心。

這是美國必須重新面對和檢討一中政策的首要原因。

其次,最初制定一中政策的基礎和戰略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年美國放棄中華民國主要原因之一是利用中蘇矛盾,聯合北京政權,遏制蘇聯在全球的擴張。如今蘇聯已解體20多年,而莫斯科和北京正利用美國陷入反恐無暇顧及其他地區之機,聯手合作,共同挑戰現有的世界秩序。兩國雖無正式同盟關系,但“不是同盟勝似同盟”的中俄軸心已經確立。去年兩國舉行了代號為“海上聯合-2015”的聯合軍演,今年俄國又向北京出售了最先進的蘇-35戰機,並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動兩國事實上同盟關系的更密切發展。中俄結成的邪惡帝國勢必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千萬不可低估。在此前提下,美國必將深刻檢討自己的外交政策,找到應對之策,不會吊死在一中政策這棵樹上。

一中政策的失敗還體現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出現美國朝野所期待的和平轉型,僅有的一線民主憲政轉機也被六四屠城的坦克所碾碎。相反,崛起的是一個善於隱瞞自己真實戰略意圖、詭計多端、言而無信、野心勃勃的強大敵手;這個對內鎮壓、對外擴張的專制政權不僅沒有真正融入現代國際社會,反而早就以美國為敵,視美國為其執政安全、實現紅色帝國夢的主要障礙,開始針對美國向現行國際秩序挑戰了。越來越多的曾支持美中關系”正常化“的決策人士,包括去世前的尼克松總統,對當年的誤判開始有所醒悟,認識到虎患已成,不下猛藥恐將貽害無窮,而當務之急就是從被中共綁架的“一個中國”的框架中解脫出來。

美國放棄台灣之時,中華民國還是一個一黨專制的政權。雖然中華民國對大陸宣示主權,大陸對台灣也宣示主權,美國當時認為兩岸都不切實際,同時又同意了一中的說法。當時,我們知道在國民黨的專制制度下,台灣人民無權表達自己的意見,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的意願既無從得知,也得不到尊重。然而,過去20多年來,台灣成功地實現了民主轉型,成為亞洲民主自由的燈塔,人民能夠自由地表達意見,選擇執政黨和領袖,主宰自己的前途。主權在民是美國的立國原則,美國政府必須堅守並在其外交政策上具體體現;同時,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保證和鞏固台灣的民主制度。要做到這些,40年前制定的一中政策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

第三,雖然美國一中政策有其特定的內涵,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的輪替,本身變得含混模糊,亟待釐清。例如,在美中1972年的第一份聯合公報中,美國僅僅表示“認識到(acknowledges),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而在79美中建交的第二個公報中則承認(recognizes)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時再次重申了“認識到(acknowledges)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另外,在1982年的第三個公報中又聲稱美國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可以看得出,雖然美國在三個公報中沒有明確界定台灣地位,也沒有明確支持和反對台灣獨立,但是美國已經一步步被北京套牢,因為既然不挑戰“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說法,那實際上就等於默示同意了北京的立場,而這一默示同意又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以及不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承諾得到進一步加強。

實際上,兩不搞的承諾70年代初基辛格就私下對北京作出。盡管裡根總統80年代作出包括“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在內的6項保證,90年代時,克林頓總統卻在不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基礎上加了不支持台灣獨立和不支持其進入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於1999年發表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系”的言論而引發爭議之後,克林頓指責他的說法於事無助並重申了一中政策。小布什政府先是要“盡其所能,協助台灣自衛,”後又猛批陳水扁總統的公投主張,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而奧巴馬總統則告訴北京領導人美國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兩岸任何一方改變現狀。

此外,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系法》取代遭廢止的《中美共同防御條約》,規範美台民間往來,而且並未明確這種關系是官方還是非官方。盡管美國務院總是聲稱與台關系是非官方,但是軍售顯然是官方活動。該法規定“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然而,又未明示在台灣遭受武裝攻擊時,美國是否有義務援助,僅僅含糊地聲稱維持美國能力,抵抗武力威脅台灣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為。無論如何,面對北京政權的1600顆對准台灣的導彈以及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僅靠一項國內法單方面承諾是遠遠不夠嚇止武力犯台的。

上述美國這些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說法和做法,讓人無所適從,不知道美國的立場到底是什麼,紅線設在哪裡, 同時也給北京專制政權有機可乘,繼續打壓台灣國際空間,武力恐嚇台灣民眾。因此,美國實在有必要釐清一中政策。鑒於美國和中華民國均為二戰戰勝國,又有《舊金山和約》的法理基礎,澄清和確定台灣地位並非難事。

時間和民意以及國際輿論都不在北京政權一邊,這使它很可能會在未來某個時段鋌而走險,大打出手,一勞永逸地解決台灣問題。如果屈從中共,美國不僅會再度背上背棄台灣的惡名,還會被釘在背叛自己價值、導致戰後國際秩序徹底崩盤的歷史恥辱柱上。

從感情上來說,我當然希望台灣能夠和大陸實現和平統一,用台灣的民主制度和經驗引領中國走向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增進人民的福祉。但是,理性地看,面對中共堅持一黨專制、謀求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明來取代西方自由文明的政治生態,這恐怕是一廂情願、遙遙無期的事。

因此,毛澤東1920年堅持打破大國迷夢、主張人民自決以及建立“湖南共和國”的理由同樣適用今天的台灣。一位大陸網民說,“作為一個大陸屁民,我才不在乎誰執政,只要台灣不被中共蠶食鯨吞就好。讓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總比共同受奴役好。”

這話講得好,我舉雙手贊同,同時期盼美國決策者也具有這位“大陸屁民”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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