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傑明：要讀懂「習大大」，得先理解「毛爺爺」
JANE PERLEZ 2015年11月9日
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是中國史教授，也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er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創始人暨主任。他剛剛推出的《中國故事年鑒2014：共同命運》(China Story Yearbook2014: Shared Destiny)是一本生動的文集，講述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由賈佩琳(Linda
Jaivin)和金玉米(Jeremy Goldkorn)編輯。白傑明以可讀性和知識的深度為標準，選擇了這些文章。1972年，白傑明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習中文，從此開始了他的事業。1974年，20歲的白傑明前往中國留學，先後在北京、瀋陽和上海居住過。文革末期，他在中國東北做了一段時間採摘蘋果的工作，觀察了毛澤東主義的崩潰。從1978年到1991年，他為香港的中文報章撰稿。1989年後，他一直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工作為主，有時候也拍電影、寫書，甚至曾為澳大利亞總理涉及中國的發言提供建議。
他在訪談中解釋了，為什麼說要理解習近平執政期間的做法，「就必須對毛澤東有基本的理解」。
問：你長期觀察中國的狀況，你覺得觀察習近平時代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答：對於一個曾在澳大利亞、中國和日本的大學求學的歷史學者，以及一個從李克曼(Pierre Ryckmans)那裡了解中國，跟他讀博士學位的漢學家來說，習近平時代就像是天賜良機。中國人統治國家的「黑魔法」包含王朝式的治國方略、官方推行的儒家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以及後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混合的改革舉措。
我喜歡把習近平稱為中國的「COE」——全抓全管的老總(Chairman
of Everything)。習近平執政期間，為構築一個面向21世紀的中國，運用了以上的傳統。有些人曾以為中國「就想成為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或是以為它能與歐美過去的模式相契合，對於他們來說，理解習近平時代就是一個挑戰。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疏於閱讀毛澤東著作，不重視馬克思主義傳統，對中國古代王朝的遺產也不熟悉，對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確實非常令人困惑。
問：中國有些人稱習近平為「習帝」，兩者間否有相似之處？
答：自毛澤東時代以來，這種事情已經司空見慣，即使頭腦相當清醒的分析師和觀察家，也常把中國領導人稱為皇帝，或者說想當皇帝。這會產生一種舒適的隱喻氛圍，中國朋友也經常鼓勵這麼做。它讓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行為，超出了正常或可知的境界，重申了中國人所說的獨特歷史和久遠的政治傳統。毛澤東是一個玩弄帝王傳統的專家，他凌駕於被他操縱的派系之上，追求自身激進的政治和個人目標。
當然，習近平渴望達到甚至超過這種程度。但他欠缺毛澤東的領袖魅力，也不能像毛澤東那樣靈巧地把體制和人民玩弄於鼓掌之中，這倒不是因為缺乏嘗試。官方對他吹捧逢迎，到處都有他的身影，這讓人想到了其他更老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情結。皇帝們遠遠更為克制，也更加遠離傳媒。
問：當前言論自由遭受的打擊對網絡創造力有何影響？
答：這位全抓全管的老總被官方媒體稱作「習大大」。毫無疑問，「習大大」時代的一個缺憾就是枯燥乏味。面帶戚容的宣傳主管劉雲山、令網民掃興的魯煒和習近平本人一起，讓中國的文化和學術生活沉鬱了下來。與此同時，由黨掌控之下的國家也在極力吹捧自主創新和創造力。這樣的矛盾統一，難道不會讓一個半毛主義的國家陶醉不已嗎？
中國對我們理解發展、進步和現代性的敘事所構成的一個挑戰大概是，在後現代威權主義制度下，創新變革即便無法繁榮，或許也是可能的。還是說有人只會從其他地方盜取創意，再用官方控制的誇張言論聲稱是自己的原創？
問：您覺得民族主義失控了嗎？
答：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失控很多年了。1989年6月4日以後，中國在全國範圍內深入開展了代價不菲的再教育活動，強調中國特殊的國情、強烈的「國家意識」和偉大的歷史。中國的獨特性由此在民眾中紮下了根。
但這種獨特性受到了台灣和香港的威脅。台灣採取了大為不同的社會政治道路，而在香港，殖民主義遺留下的複雜影響，融入了當地的身份認同和政治意識。市場改革在中國內部帶來的多元化，也對其構成為了威脅。
當然，中國追求強盛的夙願正在達成，但在這個過程中，它形成了一個一黨制的民族國家。除了不懈的警方行動外，這個國家還通過大肆宣傳和在公開場合好勇鬥狠來維持統一。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見多識廣、對事物有所懷疑、博覽群書，通常都有豐富的旅行經歷，且是現代全球社會的一部分。這「另外一個中國」常常會被禁言、忽視或誤解，但即便是在習近平任期結束之後，它也還是能蓬勃生長。
問：五年後的中美關係會是什麼樣子？
答：對一個澳大利亞人來說，這是一個讓人感到不舒服的問題，特別是因為我的國家幾乎參與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每一場冒險行動。這些行動大部分都很血腥，代價高昂，結果卻並不理想。因此，生活在一個與美國有盟友關係，且敬重美國的國家，我只能希望，如果美國和地區內的夥伴繼續實行「威懾中國」的政策，最好能取得成功。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依照我的同事休·懷特(Hugh White)提出的相當理想化的路線，即「亞太協調」(Concert
of Asia and the Pacific)來達成諒解。［休·懷特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國防研究中心戰略研究學教授。］然而，作為一個20多歲時曾在信奉毛澤東思想的大學裡接受過教育的人，我有時候會比較陰暗地想，一系列地區衝突很有可能是未來幾年的現實。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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