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種族大屠殺離我們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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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種族大屠殺離我們有多遠？

蒂莫西·斯奈德 2015年9月15日

紐黑文——開槍之前，納粹德國別動隊(Einsatzgruppe)指揮官把這個猶太小孩舉到空中，說道，「只有你們死了，我們才能活下去。」殺戮繼續進行，其他德國人也用同樣的理由去合理化屠殺猶太兒童的行為：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死。

如今，我們把納粹分子的「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看作是高科技發展黑暗面的極致體現。事實上這是在一場爭奪資源的戰爭中對人類展開的近距離殺戮。這場戰爭將猶太人置於德國人控制之下，它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希特拉認為德國需要更多土地和食物，以維持生存，保持其生活水準，而那些猶太人及其觀念給他的武力擴張計劃帶來威脅。

如今看來，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似乎已是遠去的噩夢，它的教訓似乎也已經被吸取。但不幸的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焦慮可能會再次製造出替罪羊和假想敵，因為當代的環境壓力有可能引發一些希特拉思想的變種，尤其是在那些人口不斷增加而且需要持續提高生活水平的國家。

這種德國人主宰世界的追求有一個前提——否定科學。希特拉用「生存空間」論(Lebensraum)取代了科學。這種理論認為，德國需要建立一個東歐帝國，因為只有征服世界，而非依靠農業技術，才能保障德國人民吃飽飯。在作於1928年、但直到死後才出版的《第二本書》(Second Book)中，希特拉堅稱，作物的改良跟不上飢餓惡化的速度，所有「有關土地管理的科學方法」都已失敗。他還寫道，看不到有什麼改進能讓德國人「在自己的土地和領地上」獲取足夠食糧。希特拉尤其錯誤地否定了灌溉、雜交和施肥等農業技術可以改變人與土地的關係。

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拉聲稱，通過發展科學實現和平富足，是猶太人的陰謀，它會削弱德國人發動戰爭的信念。「一直都是猶太人，」希特拉寫道，「他們企圖將這些致命的想法注入人們的頭腦，並且成功了。」

儘管聽起來比較奇異，但「生存空間」論和我們自身的思維方式的差距，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大。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被封鎖，只能依靠進口農產品，也經歷了真正的食物供給不穩。希特拉把這些憂慮轉化成一種追求完全征服以獲得絕對安全的願景。「生存空間」論將一場滅絕性戰爭與提高生活品質的努力聯繫在一起。所以，納粹思想的主要傳道者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會將一場滅絕性戰爭的目標描述為擁有「豐盛的早餐、豐盛的午餐和豐盛晚餐」。他在生活方式和生存之間划了等號。

為了擴大德國的「生存空間」，希特拉打算從蘇聯手中奪取烏克蘭，讓那裡的3000萬東歐人挨餓，將其食物轉移至德國。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的戰役有兩項主要目標：控制肥沃的烏克蘭農田和殺死那裡的猶太人。就是這場入侵行動，使得沒有任何防備能力的猶太兒童落入兇殘的別動隊手中。

氣候變化有可能會引發新一輪的生態恐慌。目前，非洲和中東的貧困人口已經首當其中地在承受苦難。

至少導致50萬盧旺達人死亡的1994年大屠殺，是在持續多年的農業減產後發生的。就像很多犯種族滅絕罪的人後來所承認的，胡圖人殺害圖西人，不僅僅是出於種族仇恨，也是為奪取他們的土地。

2003年，蘇丹的旱災促使阿拉伯人進入非洲游牧民族的領地。蘇丹政府站在阿拉伯人一邊，採取了消滅達爾富爾及周邊地區的扎格哈瓦人(Zaghawa)、馬薩利特人(Masalit)和福爾人(Fur)的政策。

因為氣候變化的影響，糧食供給的不確定性重新成為大國強權政治的中心議題。如今的中國，和二戰前的德國一樣，是一個自產糧食無法自足的工業國，因此它要依靠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市場的供給。

這可能讓中國人容易接受一種類似「生存空間」論的理念再度出現。中國政府在今天必須許下不斷繁榮發展的承諾，去平衡那段並不太遙遠的大饑荒記憶——同時還要面對日漸惡化的環境狀況。危險並不在於中國人可能會在不久後真的發生饑荒，這種可能性並不比1930年的德國發生饑荒的可能性更大。真正的風險在於，一個可以施展軍事力量的發達國家，如同希特拉統治下的德國那樣，有可能會陷入生態恐慌，進而為維持其現有生活水準而採取一些極端措施。

這樣的劇情會如何展開？中國已經租賃了烏克蘭十分之一的可耕種土地，只要全球糧食供應出現緊張，它就會把市場買空。2010年旱災期間，中國的恐慌性購買曾導致中東地區出現饑荒暴動，發生革命。中國領導層已經將非洲看作長期的糧食來源地。儘管很多非洲人自己還在忍受飢餓，但這個大陸的未耕種土地卻佔到全世界未耕種土地的大約一半。和中國一樣，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韓國也對蘇丹境內肥沃的土地感興趣，還有日本、卡塔爾、沙特阿拉伯也在非洲各地收購和租賃土地。

需要土地的國家開始可能會就租賃和購買土地進行得體的談判；但在有壓力或有迫切需求的情況下，這種農業土地出口地區有可能成為加強型的殖民地，需要採取、或容易引發暴力手段。

希特拉在德國傳播生態恐慌的方式是，宣稱只有土地能給德國帶來安全，否定原本可以替代戰爭解決問題的科學手段。由於製造了大量溫室氣體，污染了大氣，美國在促成第二次生態恐慌方面的責任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大，但它卻是唯一一個氣候科學發展仍受到某些政治和商業精英阻攔的國家。這些反對人士傾向於將科學家的實證研究發現當作一種陰謀，並質疑科學的有效性——這種思維與希特拉有着令人不安的近似性。

可能要在氣候變暖對其他國家帶來嚴重破壞之後，氣候變化的後果才會在美國完全顯現出來，但那是幾十年之後的事。到那個時候，再依靠氣候科學家和能源技術扭轉局面，就太遲了。事實上，等到生態恐慌的蠱惑言論在美國開始大行其道時，美國人應該已經在全世界散播氣候災難好多年了。

相比之下，歐盟對待全球變暖的態度要嚴肅得多，但它本身也面臨生存問題。隨着非洲和中東地區持續變暖以及戰火的瀰漫，經濟移民和戰爭難民都在冒着生命危險向歐洲逃亡。對此，歐洲民粹主義者已經開始呼籲在邊境嚴格執法，並解散歐盟。這些民粹主義政黨有不少都是由俄羅斯在背後支持，後者正公開採取一種個個擊破的策略，目的就是以讓歐洲四分五裂。

2014年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內政，已經摧毀了歐洲人習以為常的和平秩序。在經濟上依賴向歐洲出口油氣的克里姆林宮，如今正爭取和歐洲國家一對一簽署天然氣協議，以削弱歐盟的整體力量，增強俄羅斯自身的影響力。同時，隨着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將同性戀、世界主義者和猶太人指為反戰情緒的源頭，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V·普京對1930年代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懷戀。這些對歐洲未來而言，都不是什麼好兆頭，對俄羅斯也是如此。

大規模屠殺在醞釀之時，不會以我們熟悉的語言宣稱自己的到來。1941年納粹實施大規模屠殺的情形不會原樣重演，但曾經導致它產生的好幾項構成因素已經開始集結。

我們不難想像非洲發生種族屠殺，而且它已經發生；也不難想像一種殘暴的極端伊斯蘭主義在乾涸的中東大地上取得勝利；或中國為獲取非洲、俄羅斯或東歐的資源而將生活在那裡的人清除；再或美國將氣候科學打入冷宮或歐盟解散後，全球生態恐慌與日俱增的情形。

擺在我們面前的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重要抉擇，正是當年德國人所面臨的。我們是會接受實證、支持發展新能源技術，還是讓一波生態恐慌傳遍整個世界？

否認科學是在召喚過去的幽魂，進而危及人類的未來。

本文作者蒂莫西·斯奈德系耶魯大學教授，著有《黑土：大屠殺的歷史和警告》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