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百姓期待什麼樣的政府？
傅才德 2015年9月14日
在大選季節，美國人幾乎每天都在接受各種各樣的民意調查，這些調查衡量的不僅是候選人的受歡迎程度，而且也包括人民對自己的生活和國家的滿意程度。在中國，可靠的民意調查雖然少之又少，但的確存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阿什中心(Ash Center)與北京的零點調查公司合作調查中國公民對自己政府態度的工作已經10多年了。
去年，他們對城市、城鎮、鄉村和農村的3500人進行了調查，了解他們對各級政府的看法。在最早始於2003年的這類調查中，受訪者普遍給北京的中央政府打高分，但他們對當地官員的滿意程度大打折扣。2014年，受訪者對政府反腐敗工作的滿意程度達到了新高，這與習近平打擊官員腐敗的力度一致。
問：你曾經寫過，中國公民對本國政府的期望日益提高。一方面，他們希望在自己的經濟決定上有更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們希望政府能保護他們免受「市場興衰」的影響。這種動態在習近平任期內是否有所改變？
答：從我們［2014年］的最近調查來看，民眾的態度幾乎沒有變化，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對政府遏制腐敗行為的期望，這並不奇怪。總體上，對於一個強大的政府和規劃機器所擅長提供的服務，公民的滿意度有所增長，比如對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社會保障問題。與此相比，他們最關心的是，讓市場力量起更大的作用所帶來的風險，比如就業問題，以及涉及環境健康和腐敗等改革時代出現的新問題。
問：有一種普遍觀點認為，共產黨的合法性有賴於其能夠提供經濟增長的能力。但是，就普通中國公民來說，經濟放緩到何種程度時，他們的不滿會對政權構成威脅？過去的政績是否給予共產黨一定的空間，來緩解政策錯誤，比如在應對股市大跌問題上？
答：共產黨當然一直在把自己描繪為處在經濟主導的地位，並不厭其煩地把中國的發展歸因於其政策選擇。當然，這把中國人民在經濟成功上所起的重大用作輕描淡寫了，而人民往往與政府的限制性政策起着相反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共產黨一直在尋求擴大其合法性基礎、提倡民族自豪和民族主義的原因。在習近平領導下，共產党進一步加強了黨與國家之間的緊密紐帶，以至於對黨的批評可以被解釋為不愛國。中共一直努力在以一種特有的方式粉飾歷史，讓共產黨成了中國傳統的自然繼承者，這與文化大革命時代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的共產黨決心要破除傳統，把自己描繪為與過去徹底決裂的代表。
這是否能提供足夠的（合法性）就很難說了。政權在崩潰之前都表現出強大的樣子，直到它們開始瓦解，到那時，我們都能回過頭來指出，為什麼它們從來就沒有像它們表現的那樣強大。雖然這麼說，但共產黨對公共話語的控制、以及把以往的成功歸於自己的做法，可能讓它有更多的餘地來處理政策的失誤。中共在犯錯誤時，一向善於尋找替罪羊，然後改變政策重新開始。
問：你們過去十年的調查顯示，公眾對地方政府的滿意度一直在下降。隨着習近平反腐敗運動的展開，人們的態度是否發生了任何可察覺的變化？如果是的話，這種變化是否會以某種方式抵消經濟放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答：2014年的調查顯示了與過去相同的趨勢，那就是政府越是接近與人民互動的層次，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就越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絕大多數的公共服務是通過下級政府提供的。
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則一貫地保持在高位，92.8%的人表示對中央政府滿意，其中37.6%的人表示非常滿意，但是，對縣級、區級，以及更下級政府的滿意度降低到了自我們2003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水平。在鄉鎮一級，只有7.8%的人表示非常滿意，47%的人表示比較滿意。這給了中央政府一些喘息的機會，因為大多數人似乎把這些問題都看作是政策執行不利和地方官場不良的問題，而不是來自中央政策或系統性的問題。
調查得到的兩個主要負面結果是，公眾感覺大多數官員尋求與有錢人拉近乎，拍上級的「馬屁」，而不是為普通民眾的利益服務。在我們以前的所有調查中，反腐敗被看作是政府工作中最糟糕的方面，但這在2014年有所改進。土地管理現在是政府工作最糟糕的方面。儘管如此，仍然只有44.2%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官員是誠實的。但是，他們的確感到，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打擊腐敗，有48.4%的人認為送禮和行賄行為有所減少。
對中央領導人來說，仍然有希望看到公眾繼續把權力濫用看作是地方反常現象、而把中央政府看作是在為公眾的最佳利益工作。這樣會更容易地讓地方抗議活動得到控制。
問：憤怒的工人階級給共產黨造成多大威脅？憤怒的中產階級呢？憤怒的精英階層呢？在這三群人中，不滿情緒是如何體現的？
答：罷工、怠工及工業界的其他活動似乎在不斷增加，但共產黨撐過1990年代末工業領域的衰退，卻比我們許多人的預測更容易。只要抗議活動仍舊針對的是具體的物質上的不滿，並關注的仍是地方性的問題，共產黨就不需要太擔心不斷衰落的工人階級。
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的威脅可能更大。然而，在現任政府的統治下，這兩種人都不可能拿自己的安樂冒險，除非情況真的出現惡化，或者似乎有了可行的選項來代替黨的統治。目前，這兩種情況似乎都不可能發生。實際上，受教育程度較高及較富裕的人群，對政府的表現最為滿意。然而，惡劣的環境，以及股市崩盤和政府的不力應對，給這兩群人帶來了影響，共產黨需要在這些領域小心行事。
自2003年開始調查以來，環境健康和環境治理上升成為主要問題，民眾感覺政府在這些領域做得不夠。隨着房地產市場的崩盤，政府宣揚中產階級可以通過投資股市獲取收益。儘管國企股價的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行情，但投資股市的熱潮似乎正在消退。
對於共產黨來說，關鍵問題在於它能否繼續慷慨地籠絡中產階級及其精英階層。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它似乎就不會陷入危險。如果不能，這兩群人可能會尋找替代選項，但他們很難找到，因為所有選項都被粉碎了。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事件帶來的一個明顯教訓就是，當黨內精英認為體制可能處於危險之中，或許有替代選項時，他們就會考慮拋棄這艘船。
問：在1989年，可以說政府確實失去了控制權，哪怕只有一段時間，政府不得不通過暴力手段重新施加控制。當時的經濟狀況也十分糟糕，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將是1990年以來的最差水平。對於共產黨及其應對動蕩的能力來說，局面有何變化？得到極大擴張和現代化的安全部隊，包括武警，會發揮怎樣的作用？
答：我覺得黨領導的部隊在人群控制方面經受了廣泛的訓練，部隊會設法阻止示威活動發展到1989年那樣的規模。然而，這讓我們回到了精英內部的團結這個問題上。
只要精英階層保持團結，發出信號，那共產黨就能處理任何動蕩。1989年的問題在於精英階層內部的主要分歧公開化，於是在一段時間裡，一些領域沒有明確的命令，或者人們理解的命令存在分歧。說到底，1989年的事件，重點從來都不是抗議者是否會取得某種勝利，而是精英階層中的哪一派會佔上風。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紐約時報》記者。
翻譯：Cindy Hao、許欣
翻譯：Cindy Hao、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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