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不穩讓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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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不穩讓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風險

EDUARDO PORTER 2015年8月26日

中國能行嗎？

幾周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告訴大家：中國表現得實際上不錯。IMF在定期經濟評估報告中表示，中國「正在進入『新常態』，其特點是增長減緩，但是更加安全和可持續」。IMF認為，中國的主要風險是政府推動經濟改革的力度可能「不夠充分」。

看上去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風險。

在IMF公布報告的數天之前，8月11日，中國讓其貨幣急劇貶值，引發金融市場震動。

「中國經濟步履維艱，迫切需要該國貨幣走軟，」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戴安娜·喬伊列娃(Diana Choyleva)寫道。「這是更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誕生，還是舊式的貶值的開始？」

反正沒有人相信中國的官方統計數據。萬一該國經濟放緩的速度，比所有人了解的都快呢？倘若的確如此，發展中國家可能會承受更大的壓力——由於中國的原材料需求乏力，它們已經苦不堪言。如果中國進一步貶值人民幣，以提振出口，走出經濟困境，那麼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增長就會受到抑制。

本周二，在上海主要股指三日內暴跌22%之後，中國政府推出新一輪止跌措施，再次降息降准，藉以刺激借貸。過去數周，中國已經推出了一系列不那麼正統的干預措施：從鼓勵借款購買股票，到承諾向國有銀行注入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資金，好讓它們為受到扶持的項目提供貸款。

中國政府的這些積極舉措表明，他們對中國股市下跌和經濟增長疲軟的擔憂正日益加劇。但是這一系列舉措與IMF建議的舉措並不相同。IMF呼籲，中國要從一架只重視出口的機器，過渡到由消費者推動的、更加複雜的市場經濟。

這讓外界對中國經濟的治理，產生了揮之不去的、深層次的不信任。歷史上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像中國這樣一個不民主的威權主義政權，能做出這些亟需做出的改變。

「總的來說，專制國家會比民主國家增長得快，直到達到中國目前所處的水平上下，」現任職於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中國事務官員、美國財政部前駐華特使杜大偉(David Dollar)說。「但成功的國家都會在人均收入大致達到這個水平時實現民主化。」

這是北京對此的看法：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必然會導致政治不穩定，這可沒辦法讓政府更有動力開展改革。

極權主義政權或許善於部署資本和勞動力，以實現粗獷的經濟增長。但專制國家並不擅長培育創新和創造力，它們也很少能在沒有思想或言論自由的地方興起。儘管「要經濟增長，不要示威遊行」在過去似乎行得通，但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官僚主義的指揮和控制結構，在應對公民更複雜的訴求時就會遇到困難。

「中國必須更多地依靠創新，為移居城市的人口提供更多服務，」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說。「它還面臨著環境壓力，人口構成也在劇烈變化，需要扶養的人口比例越來越高，勞動人口的比例卻日漸萎縮。

很容易出差錯。農村地區對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投入很少。儘管城鎮地區的學校取得了進步，但農村教育質量的低下卻說明，隨着在發展階梯上攀升，中國可能會面臨嚴重缺乏技術性工人的問題。

中國一連串的五年計劃只給地方政府官員立了一個目標：增長。這讓他們開始大量舉債，興修從公路到工業園的一切設施。這些項目往往會讓地方官員及其家人拿到豐厚的回扣。

「在帶來投資和增長方面，地方政府一直非常成功，這是中國取得非凡增長的原因之一，」杜大偉寫道。「另一方面，在環保或社會服務等公共領域，他們並未投入同樣多的努力。」

為理解中國的困境，杜大偉將中國的經歷與一些最有名的故事進行了比較。這些故事講述的是過去半個世紀里，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的一些國家。它們分別是在70年代初達到中國當前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日本、在80年代初跨過這道門檻的台灣，以及在1990年前後達到這個水平的韓國。

最明顯的地方不是這三個國家全都都遵循了類似的道路，而是中國偏離了它們的軌跡。

在這三個國家，家庭支出一直是主要的需求來源。但當它們變得大致和眼下的中國一樣富裕時，家庭支出逐漸降低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大約一半。在發展初期大幅上漲的投資率，也在同期達到頂峰，大致佔GDP的35%。

按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經濟顛倒了：家庭的消費支出只佔GDP的35%，處於全世界最低的水平。而投資率卻非常高，接近GDP的50%，但這種投資的生產率卻相當差。

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中國在管理經濟時的威權主義控制方式。由於向城市的合法遷徙受到限制，產生了一個由沒有城市合法居留地位的務工人員構成的底層，他們辛苦勞作，但卻工資微薄。這抑制了消費支出，阻礙了城市發展。國有壟斷企業把大量利潤用來再投資，而不是讓政府用於社會福利的開支。接近零的存款利率為企業提供了低成本的貸款，卻不利於儲戶。

這意味着中國的轉型會複雜得多。日本、台灣和韓國開始轉型時，都存在大量貿易逆差。投資率下降時，它們的逆差才變成順差，帶動了增長。和它們不同的是，中國多年來一直保持着巨額的順差。但依然脆弱的世界經濟，無法再吸納更多的中國出口。

還有民主的赤字。中國目前所需的改革，要求讓民眾富裕起來，並賦予他們權利。或許正是因為如此，中國高層才反覆承諾要改革並且「再平衡」傾斜的經濟，但卻沒有做出多少實際行動。正如IMF的報告所指出的那樣的，在大部分領域，中國的進展「只是減緩了脆弱性上升的速度」。

金融市場或許正是因此而受到驚嚇。「中國也不確定十年後的經濟和社會將是什麼樣的，」李侃如說。

如果中國都不知道，我們怎麼能知道呢？

翻譯：土土、陳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