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並非“黑船來航”

(Ajin 開口)

丁教授底下這篇分析乃是俺一向非常贊同且高舉的論調。

1853黑船 出現在日本海岸之前，日本的所謂教育是以背誦孔儒的四書五經為標準。縱然日本從16世紀織田信長那時已經陸續有蘭學，洋火槍，基督教等西方知識傳入，讓當時的堺（目前大阪市一部分）成為牛蛇鬼神三不管與西方交流的走私港口，但仍然不成為社會主流，僅以微小規模寥寥無幾向日本社會傳輸而已。社會結構仍然是以漢儒價值為最主要。這個現象一直維持，穿過豐臣秀吉桃山時代，延續整個德川幕府，經兩百多年後才正式產生震撼，而這震撼就是黑船帶來的開港要求。

黑船帶來的最大衝激就是接著連續不斷的社會動盪與改革，包括整個文化，思考型態，價值，政治體制，科技，教育，生活，服裝，起居，也就是後來的明治維新。

日本原本幾世紀以來從唐宋元明清進口的文化與社會規範，竟然完全經不起考驗，讓才維新不足20年的西方現代文明驅逐於旁。維新後不到15年，日本就可以向一直是作為大和文化中樞神經的孔儒之國發動戰爭（甲午戰爭），同時期也打了日俄戰爭。

鴉片戰爭縱然讓孔儒們掀起一陣的排棄西方，且後來有五四運動等，但可以斷定，到今天的孔儒國還沒有碰上黑船，而且孔儒國對其他東亞之邦的現代影響，根本毫無辦法造成黑船的震撼。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9270?full=y

2014年11月24日 07:28 AM

中國對日並非“黑船來航”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今年11月中旬APEC北京會議的一大看點，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否面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這場全球矚目的外交峰會之後，英國金融時報》的亞洲版主編皮林（David Pilling，曾為該報東京分社社長）接受BBC中文網記者的採訪，把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引起的與近鄰日本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由此而觸發的兩國多層次的摩擦，作了一個總結，將當代快速發展的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比作“今日的‘黑船來航’”。主要觀點摘錄如下：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領四艘艦船來到日本，向日本官方遞交美國總統的國書。這起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由於這四艘船的船體均為黑色，後人將此事件稱為‘黑船來航’，且多看成對孤立日本的衝擊。次年一月，佩里再率軍艦駛入江戶灣，日本終於打開國門。對當代研究日本的觀察者來說，這起事件促使當年封閉的日本急速變革。整個二十世紀，世人目睹了日本的興衰。……”

“‘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安倍晉三上任以來在多次外交場合上這樣表示。不過，在皮林看來，安倍政策調整更大的一個動力是正在經濟與政治上崛起的中國。他認為，對日本來說，中國今天的變化更像是當年的‘黑船來航’。”（全文見BBC中文網11月17日歐陽成專稿《訪談：“中國更像日本今日的 ‘黑船來航’” 》）

這一問題在華人世界頗受公眾關注，同期我在臺灣參加一個兩岸三地的研討會時，所做的發言《中國發展模式的“親屬們”——德國、日本、蘇聯/俄國》也是與這一問題密切相關的，其核心問題是，當今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是何種性質？

所有對亞太區域經濟發展和國際糾紛有長期研究的東西方學者，都能列出大量資料圖表，以顯示20世紀後期以來中日在各項重要力量方面此漲彼落的曲線。大多數觀察家都會同意皮林的意見：日本相對於中國，在很多經濟指標上都表現乏力；同經濟力量密切相連的武裝力量之規模，日本也明顯落後於中國；同經濟力量和軍隊規模不可分割的國際政治影響力，中國也越來越使日本政府神經緊張。在所有這些觀察點上，我也持相同觀點。

但將當代快速發展的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比作“今日的‘黑船來航’”，卻是把兩個性質決然相異的重大事件，放在一把尺子上，呈現給公眾。

“黑船來航”的比喻：先進文明對落後文明的衝擊

凡是學習過19世紀亞太區域比較政治經濟史和國際關係的人，都知道一個大概的脈絡：當美國四艘黑船1853年強行撞開封閉的日本國門的時刻，那場大搏擊劇的雙方，代表的是兩種截然相異的文明：美國一方是開放性市場經濟的、工業化的、法治的、代議制民選政府的西方文明國；日本則是封閉的、農業為主體的、封建幕藩制的、行政權力分裂的、民眾不參政的、社會愚昧不開化的東方國。二者之間的區別，不僅僅是文化和種族淵源迥異（一為基督教，一為佛教神道教；一為白種人，一為黃種人），更關鍵的是經濟生活方式、技術發展階段、國家治理制度、社會開化水準的迥異；簡言之，是“兩種文明的碰撞”、“兩大文明階段的差異”。

所有這類根本的相異，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深刻衝突，就是日本近代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當今日本紙幣最大面額便是他的圖像，而非國家元首）在他一系列著述、特別是《文明論概略》（中文譯本多種，以商務印書館版為佳）中剖析解釋的道理。此書從術語到觀點，影響了日本和中國的幾代知識份子和政界人士。漢語圈裏諸如“東/西方文明”、“文明社會/國家”、“精神/物質文明”等流行提法，大半來自他的啟發。

當時日本幸運的是，儘管其國內也有拒絕向西方開放的人士，有堅決認定“祖宗章法萬世不能更改、改了就是叛祖被宗”的人士，也有“和魂洋技”的人士（到了清末的中國便成了“中體西用”），也有“引進憲法日本必亡”的，也有“憤少憤青憤中”等等，但日本大多數決策者，還是達成了基本共識——美國“黑船來航”對日本的衝擊，其性質是先進對落後、開化對愚昧、強大對羸弱、未來對過去的衝擊。學習美國衝擊帶來的啟蒙要素和先進模式，日本才能走出閉塞深谷，參與人類進步主流，變成發達國家。

於是才有了其後大膽開放改革的措施種種——明治維新、初施憲政、文明開化、普及教育、公共衛生、殖產興業、富國強兵。這一切奠定了現代日本的基石，使其成為非白人世界第一個靠自身努力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成為近代第一個黃種人打敗白種人的國家（日俄海戰）。當然也是近代中國維新、革命人士反復研習仿效的“後來居上”的榜樣；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黃興到宋教仁、蔣介石到陳獨秀、毛澤東等等，他們走上改革或革命圖自強的道路，統統都受過這個“先學生、後老師”的國家的強烈刺激（參閱國際學界的經典教科書：費正清和賴肖爾等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1973）。

問題在於，如今中國對日本的衝擊，雖然有時也大到令日本某些集團及其代表人物頭痛煩惱的地步，卻完全不是以上概括的那種“黑船來航”性質的挑戰。這裏不妨用“類比教學”的方式來說明其中隱含的道理。

對中國高速發展vs.日本經濟衰退的解釋

假如面對一群來自日本大學的交換生（我班上有來自西歐北美、東亞南亞的交換生，就是缺日本的），列數中國在最近的30年裏，怎樣從落後地位趕上或超過了日本（我們皆知，這類資料是不難羅列的）。並希望他們理解日本應認真觀摩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操作方法，推動日本的模式和方法的更改。

那麼極有可能的是將面對日本學生的如下疑問：

——中國確實在許多重要產品的總量上趕上和超越了日本，如鋼鐵、煤炭、水泥、汽車、造船、家用電器、玻璃、紡織品等。不過，日本總人口只是中國的十分之一，用不著生產那麼多。而且那些產品多半也是附加值低的，我們早年要脫貧，大量生產以供出口；後來我們不願再維持這類高耗原料、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所以就轉移到外國去了，包括去中國。我們不願意把它們再搬回來。

——中國在有些專案上比日本速度快得多，但我們不是不能那麼快，而是不敢那麼快。比如高鐵的時速，我們要是一味提速到世界第一，萬一出了大事故（像溫州的那樣），死傷人一大堆，就會被法庭追究刑事責任，負責機構要重罰，負責者要重判。日本又無法禁止媒體揭露這類大事故，所以不得不把安全放在速度之上。造房子也是一樣，日本不敢高速度低成本建大片的豆腐渣工程，尤其是校舍（像汶川地震暴露的那樣）。

——中國政府那麼有錢，日本政府顯得窮，是兩國不同的財政和福利制度使然。日本不能很多年裏像中國那樣，只把GDP的37%左右分給居民所得。世界上公佈統計資料的所有經濟體一旦進入市場化，沒有任何一國的政府能強行把居民所得的比例壓到那麼低，絕大多數都在GDP的55-70%（引自《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第八章圖表9-12）。日本政府現在的國民負債總額超過GDP的200%，多半是源自社會福利開支。

——中國2008年以來，各類金融刺激力度特大，新增債務達到9萬億美元。日本今年爭論是增加2萬億還是3萬億日元（117日元換1美元）的刺激，跟中國相比小菜一碟。不過中國9萬億美元的刺激，只帶來5萬億美元的居民財富增長。美國同期內6.5萬億美元的刺激，居民財富增加了22萬億美元（據AEI研究資料，TNI 2014/11/12）。日本不能學中國高投入低回報的浪費投資模式。根據中國研究者的最新報告，過去5年裏無效投資占中國總投資的一半，浪費了約42萬億元（6.9萬億美元），問題在近兩年裏惡化（據2014年11月20日《上海證券報》）。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期，日本經濟低迷長達14年。日本的問題一大半是此前房地產泡沫帶來金融體系敗血，而泡沫又主要歸於政府官僚不許金融機構自由化競爭，長期壓低存款利率，巨量儲蓄只好湧進房地產炒作。這個問題只不過是日本走在前，中國隨其後。日本問題的另一根源是人口老化造成經濟增長乏力，企業界現在有高達2.54萬億美元的營業所得，卻不願意花費（WSJ,2014/11/21-23，p.9）。小孩出生越來越少，老人越來越多。這也是日本在前，中國隨後。

對中日政治效率及改革的比較解釋

以上的類比問答，聚焦在經濟層次。若再往深層次挖掘，模擬問答就觸及到政治制度行政體系。假如我列出日本政府的軟弱無力、首相走馬燈、行政效率低，然後建議他們認真參照中國政治體制的高度集權、行政系統自上而下一直到底，以此推動日本的政體改造。極有可能，日本大學生的回答是：

——日本政體的低效部分是源自明治維新前幾百年藩政割據導致的權力分裂傳統，部分是來自戰後美國強加給我們的制度。日本只是在兩次大戰間試圖引進法西斯的集權制，先對內鎮壓，後對外擴張，造成的後果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政府低效問題只能在多黨議會制的大框架下來改進，不可能走向一黨獨斷制，那樣不但日本國民不答應，亞洲鄰國也會強烈反彈。

——最要緊的問題是日本民選上臺的政治家，老是打不破長期形成的官僚（非民選的公務員體系上層）和財閥聯手的利益集團，這才是日本很多難題的根子，包括房地產泡沫和金融體系敗血症。安倍算是比較強勢的民選領導人了，也未必能撼動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他之前的小泉純一郎最強勢，是三十多年裏任期最長的首相（安倍第二長），也只做到了日本郵政民營化的改革。改革難，在東亞這類官僚和大企業財團相互勾結源遠流長的社會裏，打破既得利益網的改革更難。中國也不例外吧？

中國對日衝擊：是經濟規模的影響而非文明高度的改進

以上種種旨在說明一個核心觀點：當今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有時確實猛烈，但基本上是“規模”的衝擊，而非“高度”的衝擊。換言之，中國本身的體積巨大，日本相對細小，中國一發展起來，即便人均下去只是日本的幾分之一、十分之一，也會讓日本有些吃不消。

但是，如今的日本卻不可能通過從中國發展模式中學習取經，來提升自己，因為這幾十年中國發展模式的很多要素，是從過去的日本發展模式裏借鑒而來。日本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高度發達社會的問題，是不可能從中度發達的中國來取經醫治的。19世紀中葉“黑船來航”對日本的衝擊，是高級文明對低級文明的衝擊（此乃日本各界精英的共識）；日本向衝擊源學習取經，很快就把日本推進現代化的主流。當今沒有日本精英會主張，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是先進的文明對落後文明的衝擊；日本人不可能倒退回去，來做很多他們已經放棄了的事情。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日本天然瞧不起中國。只要是真正優越的東西，不管來自東方或西方，日本人都是認真學習的。日本史上最重大的開放改革，就是一千多年前對盛唐華夏的取經，隨即發動“大化革新”，把半開化的日本推進那時的文明主流。

要使當代中國對日本的衝擊上升到“黑船來航”對日本衝擊的更高文明水準，中國本身就必須首先達到“文明全面復興”的高度——實現至少是亞洲範圍內更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更清廉的官員體系、更出色的技術創新、更好的經濟制度、更好的教育體系、更好的人權保障、更自由的文藝創作環境、更持續蔚藍的天空和清澈的河湖、更安全的食品藥品、更合理的社會福利體系、更融洽的民族關係。到了那個高度，中國才能再次成為“文明輸出國”。

但願你我能見到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