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製造”到“非洲製造”

(Ajin 開口)

市場經濟強調供需的價格與量一定走向平衡點。當舊平衡點遇到波動時，供需會自動往新平衡點調整，這過程叫做Tatonnement Process （反復探索過程），但其軌跡也幾乎成為玄學，i.e., 無法觀察，無法證明但存在的咚咚。

二戰後所建立的世界經濟新秩序，是以歐美輸出工業科技到第三世界，再透過當地廉價勞工，依葫蘆畫樣加工大量製造為成品後，再出口到歐美消費。歐美賣的是科技腦力產品，第三世界賣的是廉價加工的勞力成品。這地球的主要消費市場在歐美，而勞力的主要供應市場在第三世界。錢就是如此這般地流動。

這個模型，二戰後被美國首先在日本施行，從紡織業開始，逐漸擴散到家電用品，接著是汽車與電子產品。這期間的日本，不但善用原本二戰前所儲存的科技基礎，反而演化出許多青出於藍的傑出突破，如：人造紡紗，照相機的精製與改良，各種精密儀器，電晶體 - - - 這些新科技不但促成日本早日脫離代工的魔咒，還確定了日本經濟上足以進入G7，直到從90年代開始，日本沒趕上軟體工業興起這波之後，才停止。

當日本開始進入汽車出口，除了經濟轉型進入研發與品牌建立之外，更積極淘汰代工，把工廠外移。也因此，紡織業，電子業與朔膠業就逐漸往台灣與韓國轉移了。這就是台灣在70年代加工出口區的景象。街頭上到處是做進出口貿易，接L/C的談話內容。

然而，從80年代開始，這潮流又逐漸移動到中國去了。經過同樣的流程，中國累積了莫大的財富成為 "世界工廠"，這又是5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台灣所遠遠比不上的，原因只有一個，規模效應（Economy of Scale）。在中國就是因廣大勞動軍所造成的人口紅利才足以讓中國成為 "世界工廠"。否則光以模型而論，不包括規模效應時，中國從90年代的代工出口賺錢與過去日本，台灣，韓國，完全無異。

供應鏈移動，消費鏈是否也移動？表面上看起來也是從歐美逐漸移動到中國，然而，事實中國的人均消費市場還是處於拓荒時期。但因為規模效應，即使消費呈現很大的城鄉與富窮傾斜，表面看消費總量還是全球最大，人均消費卻敬排末座。

如今供應鏈平衡點的移動，已經從中國移出了，紡織業早在十年前就開始往中南美與東南亞移動，包括孟加拉，錫蘭，薩爾瓦多，貝里斯 - - -，電子業往越南，柬埔寨，新加坡 - - - - 當下這個模型再度往地球上最後的一個角落移動 - - 非洲。

關鍵問題是：當這個模型在這地球完成一週巡禮之後，接下來呢？是否繼續存在廉價工資的勞力市場？誰買啥？誰賣啥？金融掌控權的傾斜能讓消費量普遍均勻地分布嗎？說真的，這問題俺這輩子大概無法長壽得可以知道答案，只能從雲端上來觀察品味囉！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africa-20140902/2435863.html

從“中國製造”到“非洲製造”

楊明  02.09.2014 10:31

華盛頓—

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升高，社會和環境成本持續加大，一些中國企業的生產在向欠發達的非洲轉移，“中國製造”開始逐漸由“非洲製造”所代替。不過，有分析人士指出，在21世紀的今天，非洲國家不能以犧牲工人權利和安全保障來換取經濟發展和工作機會，中國也不能重蹈覆轍，把高污染、高社會成本的專案向非洲轉移。

曾幾何時，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在市場的導向下，一些製造業開始走出中國，向勞動力成本低，勞動力資源充足的非洲轉移。

孫嶠明（音）在江蘇從事服裝進出口生意。2000年初，在朋友的引薦下，他開始做對非洲埃塞俄比亞的出口生意。隨著業務的不斷擴大，尤其是中國政府對紡織、服裝行業等在環保方面規定的門檻提高，以及國內生產力成本的上升，他開始計畫把國內的企業遷往收益更高、政策更優惠、勞動力成本更低的非洲。

越來越多中國商人把國內企業轉移到非洲，孫嶠明只是其中的一個。

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非洲項目副主任理查·多文尼（Richard Downie）指出，非洲需要發展，歡迎海外企業在非洲設立生產基地。他說，中國經濟高速發展30年後，勞動力成本逐年上升，很多非洲國家因其勞動力成本低廉而成為吸引投資的目的地，這對中非來說是個雙贏，但非洲國家應慎重考慮這種發展趨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多文尼說：“重要的不僅是給非洲帶來工作機會，而是高品質的工作，勞工的權利得到尊重，工人得到公平的報酬，工作環境得到安全保障。”

中國企業開始向非洲轉移，除了勞動力生產成本的因素以外，中國日益完善的法律和法規，對企業生產的環境影響，標準也越來越嚴格，致使一些企業尋求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環保標準不高的國家生產。

華盛頓的“非洲戰略研究中心”(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研究部主任約瑟夫·斯格爾(Joseph Siegle)說，一些非洲國家的失業率極高，創造就業機會對這些國家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他說，中國在非洲投資和建廠對當地來說是件好事，但中國有個不好的名聲，就是攫取非洲資源，剝削當地工人。他說，非洲需要的是“好工作、安全工作、健康工作”。

斯格爾：“如果來非洲的中國公司只是逃避中國政府對環境等方面的規定，對非洲來說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此，非洲國家必須要規範外來投資，不能為了急需的工作機會而忽視環境成本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因為從長遠來看，代價會更高。”

他說，中國政府和企業在經濟發展中吸取的經驗教訓，即企業發展無視環境和社會影響，壓榨工人血汗等，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他說，如果中國企業給非洲國家發展帶來環境代價，健康代價，中國在非洲的聲譽就會大打折扣。

誠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吸引外資，為了發展，也曾經歷過外來投資給中國帶來的不公平和消極後果，為了增長而付出環境，資源的代價。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東亞事務研究員孫韻（Yun Sun）說，今日之世界與30多年前的80年代相比，已經發生相當的變化，當年西方國家對中國投資給中國社會和環境帶來負面影響，中國在非洲國家的投資專案不能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

她說：“發展階段不一樣，大家對外資提出的要求也不一樣。中國現在也不會接受高污染、社會成本比較高的專案。過去西方國家在中國進行的高污染或社會成本比較高的項目，他們那樣做了，不說明他們做的就是對的。那麼到今天，不說明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經濟行為、經濟主體就應該按照他們（西方國家）所做過的事情在其他欠發達地區再重複這樣的經驗。”

此外，孫韻說，中國在非洲國家的投資行為帶有規模效應，中國企業在非洲不合規的行為，高社會成本和高環境成本專案，與投資規模小很多的西方國家的相比，對中國的形象和聲譽帶來的負面影響會更大。

對於像孫嶠明的企業來說，把國內的工廠轉移到非洲國家，不僅能獲得廉價、可培訓、豐富、樂意工作的勞動力，優惠的政策，還能規避貿易限制。他說，歐美國家對中國的紡織、服裝品設置配額或出口上限，但是非洲國家的紡織、服裝品出口則不受限制。因此，只要他們在非洲的產量達到20%或30%，他們的服裝出口就能堂而皇之地標上“埃塞俄比亞製造”。

孫嶠明說，“中國這幾年一直在談論‘中國夢’，我有一個‘非洲夢’，我的下一桶金將來自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