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普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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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普京主義

蒂莫西·加頓·阿什 2014年07月24日

英格蘭牛津——有時候，僅僅是有時候，你應該注意一些無聊的人在重要會議上所說的煩人的話。

1994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一次圓桌會議上，當在我正處在半睡半醒的狀態時，一名身材矮壯的男子突然發言了。這個男人的臉長得挺像老鼠，似乎是該市市長身邊的人。他說，俄羅斯自願將「大片領土」讓給了蘇聯的前加盟共和國，包括「在歷史上一直屬於俄羅斯」的地區。他當時想的「不僅是克裏米亞和哈薩克斯坦北部，還包括加里寧格勒地區」。俄羅斯不會完全讓現在身在國外的那「2500萬俄羅斯人」聽天由命。全世界必須尊重俄羅斯這個國家，「以及俄羅斯人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的利益。

這個令人生厭的小個子男人的名字——你已經猜到了——便是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我現在還準確地記得他在1994年說的話，是因為那次會議的主辦方、德國漢堡的科爾伯基金會(Körber Foundation of Hamburg)發佈了完整的文字記錄。在德語文字記錄中，被我翻譯成「俄羅斯人民」的那個短語用的是「volk」（意為人民、民族——譯註）這個詞。普京那時似乎對「俄羅斯人」——或現在所謂的「russkiy mir」（字面意思為「俄羅斯世界」）——有一個廣泛的民族主義定義，現在也依然有。文字記錄還顯示，我對當時那個鮮為人知的副市長的觀點進行了推論，說「如果我們對不列顛民族的定義包括所有說英語的人，那我們的國家比中國還大。」

我們根本沒想到，20年後，當年的聖彼得堡副市長、現在所有俄羅斯人的無冕沙皇會用武力奪取克裏米亞，偷偷在烏克蘭東部挑動暴力騷亂，明目張膽地把他19世紀式的民族主義觀點當做一個21世紀國家的政策來推行。對於由西方發展，並得到了聯合國認可的「保護義務」人道主義學說，如今的克裏姆林宮有著自己經過扭曲的版本。普京堅稱，俄羅斯有義務保護境外的所有俄羅斯人，而誰是俄羅斯人將由他決定。

當然，我們應該避免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說的追溯性決定論的錯覺。歷史很少直線前進。1999年，普京擔任總理，開始登上俄羅斯國家權力的巔峰。在那之後，面對西方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時，他對其他關係模式進行了實驗。若干年中，他與西方合作，嘗試了現代化。他曾支持俄羅斯成為八國集團(Group of 8)的一員——俄羅斯後帝國時期的道路註定困難重重，這是美國和歐洲為幫助俄羅斯堅持走下去而提供的幾項激勵措施中的一個。2001年，當喬治·W·布殊總統(George W. Bush)「看著這名男子的眼睛」時，他看錯了這個人。但若斷定2001年時普京便已經在密謀奪回克裏米亞，破壞烏克蘭東部的穩定，那麼也是不正確地看待歷史。

雖然歷史學家應該探索那些未被前人走過的路徑，但是，查看一下普京那種被怨恨推動的保護學說，其要點是如何在1994年就已經存在的，也會非常有趣。儘管在當時，伊萬·伊林(Ivan Ilyin)那樣的俄羅斯思想家還沒有用意識形態方面的語言為它提供支援。

曾幾何時，該國有過「勃列日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把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說成是「兄弟式的幫助」。後來米哈伊爾·S·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改用「西納特拉主義」(Sinatra Doctrine)對待東歐，用其外交部發言人根納季·格拉西莫夫(Gennadi I. Gerasimov)的話來說，就是「你用自己的方式來行事"。現在則換成了普京主義(Putin Doctrine)。

不僅對於俄羅斯的東歐和歐亞鄰國來說，而且對於1945年後的整個國際秩序，它構成的威脅怎麼誇大也不嫌過分。舉目全球，各國都多多少少把居於其他國家的本國後裔視為「自己人」。假設在東南亞國家屬於少數族裔的中國人，像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那樣，再度受到歧視，又一次成為公眾發泄憤怒的靶子，而中國決定肩負起「祖國」的重擔，行使其民族主義保護義務，那會怎麼樣？（我今春去中國時，聽到那裡的人們對普京的行動表示讚賞。）

要弄清楚為什麼這種行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我們也必須贊成祖國的合法權利和責任。在我的英國護照上，仍然印有英國女王陛下的國務大臣鄭重表述的舊例措辭，要求外國讓我「不受阻礙」地通行，如果我在一個地方遇到麻煩，譬如說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我希望（儘管不一定相信）他會很認真地要求他們讓我通行。更具相關性的一個例子是，對於立陶宛國內講波蘭語的人，波蘭已經對他們的處境表示了關注。匈牙利則給它認為是匈牙利人的鄰國公民提供了護照和全國大選的投票權。要指出哪些做法不合法，我們就必須更清楚地解釋哪些做法是合法的。

在歷史上，烏克蘭領土曾經浸透鮮血，上周那裡又發生了一起機毀人亡的悲劇。美國和烏克蘭官員上週五稱，很有可能是俄制防空導彈擊落了馬航MH17航班。目前還不清楚是誰發射了這枚導彈。但普京上週五的說法，其虛偽程度已經達到了奧威爾級別，他堅稱：「在哪國境內發生的悲劇，就該由哪個國家的政府負責。」在烏克蘭東部，自認為是俄羅斯人的民眾無疑有一些痛苦和不滿，但俄羅斯電視台大張聲勢的虛假敘述，激化了他們抗議活動的暴力程度，而他們的准軍事組織，毫不誇張地說，獲得了普京的俄羅斯的支持——包括俄羅斯特種部隊前任和現任成員的參與。

正規軍（不論是烏克蘭或俄羅斯的正規軍）通常能識別出在3.3萬英尺高度飛行的民航客機的雷達圖像​​，而一個純粹的地方武裝團體（甚至是那些有軍事經驗的人）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通常就沒有技術和技能來發動這樣的攻擊，這樣的說法顯得合情合理。普京的民族主義式「保護義務」導致了一種含糊不清，正是這種狀態帶來了發生此類災難的可能性。他破壞和質疑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權力，然後又為這種做法帶來的不良後果指責這個政府。

所以，如果在你出席的某個會議上，一個不起眼的副市長語出驚人，我的建議是，警醒起來。當然，這樣大發豪言壯語的人，大多數都升不到最高級別。但是，當他們升上去時，怨恨式的意識形態就可能會用鮮血來書寫。

本文作者是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也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並在最近出版了著作《真相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Facts Are Subversive: Political Writing From a Decade Without a Name)。

翻譯：陳亦亭、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