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轉移公眾視線的政府，何止是發生在日本？中華政府們都非常長袖善舞此道，尤其那廝，可說是此道黑帶高手。
慣於轉移公眾視線的日本政府
加藤典洋 2014年01月06日
東京——上個月，日本國會通過了那項所謂的《特定秘密保護法案》(Special
Secrets Protection Bill)。這部法律並沒有界定什麼是「特定秘密」，但誰要是洩露了這樣一個秘密，就可能面臨長達10年的監禁。一位僅僅想取得政府視為敏感的資訊的記者可能會被判處5年監禁。
這部法律剛剛由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的內閣在8月提出，已經在日本國內和海外引來了廣泛批評，並在東京激起了大規模抗議活動。
許多反對它的人提出，這讓他們想起了1925年制定的臭名昭著的《治安維持法》(Peace Preservation Act)，日本天皇政府曾用它在二戰時期打壓異議。這種對比的恰當性體現在多個方面。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Great Kanto Earthquake)讓東京成為一片廢墟，《治安維持法》通過之時，日本還苦苦掙紮在地震造成的破壞之中，無法前行。而今天，日本依然深受2011年東北地區地震、海嘯以及隨之引發的福島第一核電站(Fukushima
Daiichi)核災難的影響。
秘密保護法通過後，人們立刻在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發表評論，認為安倍政府此舉相當于娜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所說的「休克主義」(shock
doctrine)：政客和大企業慣用的一種手段，利用自然災難和其他重大「休克」事件發生後的恐慌和迷茫情緒，來推進有爭議的政策——為體系再次帶來據稱有治療效果的一擊。
這看來也是一個相當精準的評價。與此同時，2011年的三重災難發生以後，這部秘密法案遠非出現在日本的唯一一條「令人休克」的消息。
2011年災難發生以後，日本政府已持續地為媒體提供了重大、甚至是吸引了所有注意力的新聞素材，而媒體也樂於奔走在不同的新聞事件之間。2011年5月到8月，時任首相菅直人(Naoto Kan
2012年前6個月的重大事件是時任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出人意料地推動提高消費稅。到2012年8月，在韓國總統李明博(Lee Myung-bak)訪問了日韓爭議島嶼之後，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成為了媒體關注的重心。在之後的9月，當日本政府宣佈有意向購買爭議島嶼後，中日關係惡化。而這種局勢持續至今：就在前幾天，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Yasukuni
Shrine)，成為2006年以後第一位這麼做的現任首相，由此引發了又一場危機。
換句話說，在一系列成為了日本輿論焦點的據說十分急迫的問題中，通過特定秘密法案只是其中之一。我說「據說十分急迫」是因為，事實上並沒有什麼令人信服的原因，需要政府或媒體給予這些問題如此的重要性，但他們的確這麼做了。消費稅本可以晚些再提高。與中國的領土爭議本可以不加聲張。也並沒有事關國家安全的緊急事件，需要這樣強行在國會通過秘密保護法。
而與此同時，有一個不能再等的問題卻正被擱置。地震、海嘯、核事故發生已將三年，被污染的福島地區已有將近28萬人——約佔原先人口的60%——撤離，仍舊住在臨時居所內。福島第一核電站一到四號機組的拆除工作也還沒有什麼進展；它們繼續每天釋放出400噸污水，其中一些正流入大海。
政府的第一要務應當是清除核污染，向日本選民給出一個長期的能源戰略和新的經濟願景。這些才是真正緊迫的議題,所有人都明白，——確切說是那些對問題沒有視而不見的人都明白。
從這個意義上，形容2011年以來的日本局面是克萊因「休克主義」的某種版本，只是說對了一半。日本政府——包括先前的民主黨政府和現在的自民黨政府——或許在利用人們的恐慌和迷茫，來推動不受民眾歡迎的政策，但總體而言，媒體和社會也一直在充當同謀，儘管是無意識的。
法國人管這叫作「la fuite en avant」，也就是「向前逃跑」。如果從一個問題匆匆奔向另一個問題，為了避免應對更嚴重也更棘手的問題，而不斷地製造新的緊急情況，就是在向前逃跑。有人推測，日本需要20年、花費200萬億日元（約合11.6萬億元人民幣）才能完全修復2011年產生的破壞。日本對這種可能性視而不見，而是一味地向前逃跑。
或許從災難中恢復過來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金錢。沒有人真正知道，因為日本政府也還沒有發佈官方的估計。政府總是在向前逃跑，媒體和社會則緊隨其後。
加藤典洋(Norihito Kato)是文藝評論家，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教授。本文由邁克爾·埃梅裏希(Michael Emmerich)由日文翻譯成英文。
翻譯：曹莉、王童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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