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包裝的醬缸 新嗎？

(Ajin 開口)

「新」字，那是經常看到的宣傳廣告詞。在中華人文化圈內，三不五時就搞出一個「新」字，尤其是改朝換代之後，可預期的就是又會立刻有「新」字產生的絕對性。

然而，可問的：上次的「新」字與現有的「新」字，兩者之差別又如何？「新」字後的「新」字，難道不「舊」嗎？

幾千年來的朝代歷史，儘管「新」字還是層出不窮，但產生過非中央集權「新」型態的政府嗎？答案是徹底的否定，畢竟統治者所最衷意的統治工具「民族主義」與 「儒家思想」(族與儒) 就是從第一天開始到現在都完全不變啦，何來「新」字可言？ 

一旦對內統治基礎是基於「族與儒」取向，那麼所有接下來的任何「新」政，都只不過是壽司迴轉圈上的一盤小菜而已。就如此這般，延續迴轉著幾千年，還在繼續著。

看了底下這篇報導，讓俺對西方「中國學」很大的進步幅度，不得不彎腰。

也希望那些高舉中國民族大旗的鐵頭傻蛋，確實能認真檢討，到底他們那種歇嘶底理超越法西斯的民族主義，其目的為啥？能走多遠？換來啥？

底下報導的批判與分析，希望你們吞得下！吞下是仙藥靈丹！吞不下，繼續搞永不止息的醬缸「新」包裝吧！

http://cn.wsj.com/gb/20131125/opn085119.asp?source=newsletter

2013年 11月 25日 08:42

中國的新政：一切為了一個目的           / Andrew Browne

中國歷史上的山水畫大師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人”這一因素，就算考慮過，在他們的畫作上，人也只不過是個數個黑點而已──散落在絲絹軸畫上的幾滴墨。這種用畫筆隨意甩出的黑點表示人物的做法意在表明，在“天”的面前，人類渺小而微不足道，不過這也反映出了中國直到今天的一種政治現實。在中國的文明史上，個人是無足輕重的，而國家是無所不能的。

如此全面地貶低個人、尊崇國家的文化全球少有。在毛澤東時代，這種森嚴的等級秩序體現在全國上下都穿一種毫無特色的制服上面（一名到訪中國的人曾把城市裏的工作隊和農村的生產隊中的人稱作“藍螞蟻”，這一說法廣為世人所知），以及建造恢弘的建築（比如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以讚美工人和農民，表面上是如此，但實際上無非是列寧主義國家的 祠。

至於中國人自己，當然是死一些也沒什麼。在毛澤東主政時期，數千萬人因為 荒和政治鬥爭而死。

中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無意削減二位一體的中國政府以及中共的權力。不久前結束的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全會結束後不久發佈的包括60個決定的檔──這是未來10年中國社會和經濟變革的藍圖──令很多中國問題觀察人士吃驚不已，不僅因為其表現出來的雄心，也因為其中透露出來的細節。不過有一點非常明確：儘管習近平已經準備好在個人權利和自由方面做出一些戰術性讓步，但他仍然是國家權力的捍衛者，而且他本人就處在國家權力的頂峰。

從《決定》看中國放寬控制

根據官方發表的公報，習近平在這一歷史性檔的起草中起了主導作用。他從中國無數革命者和改革者手中接過了這一使命：帶領中國從“百年屈辱”中走出來，走進富強的黃金時代。“百年屈辱”指的是19世紀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100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受帝國主義列強欺淩的這一段歷史時期。

執政第一年，習近平就表現出自己是一位不可動搖的權力主義者。前蘇聯的解體以及推翻了多個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讓他一刻不敢放鬆警惕，堅決不允許中國也陷入同樣的命運。在去年12月的一次非公開講話中，習近平嚴厲批評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未能阻止社會上抨擊列寧(Lenin)和史達林(Stalin)的聲音。他說：“沒人有膽量站出來制止。”

這也是習近平一直在打擊網路言論自由、免去一些自由主義學者的大學教師職位以及拘捕社會活動積極分子的一個原因。

不過習近平宣佈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很容易讓人看到，他想要提高中國普通民眾的地位。中國不可能朝民主的方向進行政治改革，習近平已經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性。不過，他希望放寬對個人的限制，在保證國家穩定的同時消除快速發展帶來的一些壓力。

這是鄧小平1978年宣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實施的一項戰略。它使中國擁有了近代以來最長的一段安定時期（除了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幫助四億中國人民脫離了貧困。

總之，這次三中全會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試圖實現中國和西方許多自由主義者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既加強國家權力，又增進個人自由。懷疑論者稱，二者之間這種並未得到解決的矛盾是籠罩在中國未來發展道路上的陰雲。

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公佈了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改革規劃，為中國的未來鋪平了道路。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班安祖(Andrew Browne)與同事簡佩碧(Deborah Kan)談論習近平希望塑造的領導人形象、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措施以及對獨生子女政策的調整。

三中全會檔確實賦予了中國公民更多的個人權利，儘管改善的幅度並不很大。政府承諾放鬆獨生子女政策，並賦予農民出售、抵押土地權益以及移居城市的更大權利，放鬆了把農民束縛在村集體的枷鎖。

檔還提出，將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根據這一制度，流浪人員、罪行較輕的犯人、賣淫者，以及持不同政見者、上訪人員和其他挑戰了黨政權威的人員可以在不經過司法審查的情況下被投入勞教場所進行勞動改造、接受思想教育等。

但新增的國家機器將抵消上述積極舉措的影響。三中全會宣佈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協調軍隊、秘密員警及其他參與監控、國防、以及外事事務的機構的工作，習近平或許將直接領導該委員會。此外，中央還將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管理經濟轉型、協調各部委的工作，習近平親自坐鎮指揮的能力可能將由此得到增強。

一些政治理論家認為，開放型經濟勢必將向開放型政府發展，稱中國走上韓國、臺灣等其他亞洲經濟體的道路只是時間問題。在韓國、臺灣等地，財富的增長造就了受過高等教育、推動民主的中產階級。

但與John Delury一同撰寫《財富與權力：中國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長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Orville Schell說，這個結果並非已經註定。

Schell和Delury在書中描繪了從慈禧到朱鎔基的許多中國近現代改革者。Schell說，如果從北京領導層的角度出發， 習近平這些看起來矛盾的改革措施似乎就有了更好的邏輯。他表示，過去一百五十年的大多數改革家或許都會認同習近平當前的改革做法。

他說，這些改革者的目標不是要讓人民不受政府過多的專制統治，而是要通過有效、集權的政府來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讓厭倦了失敗和剝削的人民能夠為國家的復興而感到驕傲。

漢學家們驚歎於中國威權統治的生命力。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創造出了“調適性威權主義”的說法，用以形容共產黨變革和生存的能力。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共幾乎整個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教條，讓民眾享有前所未有的個人自由，從而贏得了一定程度的大眾支持。

當然，蘇聯與中國之間的一大差別是，中國領導人大體上正確地進行了經濟管理；而蘇聯領導人則把經濟搞得一團糟。中國建立了強有力的市場機制，人民幣有望成為國際貨幣，而且假以時日很有可能挑戰強大的美元。

蘇聯的商店展現給顧客的是空空如也的貨架，而中國的百貨商場則充滿了消費品。中國近年來逐漸強化的龐大國有壟斷企業或許存在浪費與效率低下等問題，但至少中共沒有將最重要的產業部門以及能源和礦產資源交給掠奪成性的政治寡頭。

1973年北京街頭的場景。當時的一位外國遊客說中國穿著打扮千篇一律的工人給人的印象就像“藍螞蟻”。

然而，當前有信號顯示，中國個人與國家之間自天安門事件以來未曾明示的契約正開始解體。依據該契約，國家承諾不斷改善民眾生活標準，前提是個人放棄政治權利。但如今經濟正在放緩，有毒害的空氣籠罩著中國各地城市，食品安全醜聞令公共恐慌。

上述擔憂加上普遍的官員腐敗驅使了資本外流。腐敗成風在歷史上一直是王朝衰落和覆滅的信號。中國買家推高了從曼哈頓到悉尼的豪宅的價格。中上階層爭先恐後地申請外國護照。

與此同時，也有證據表明財富的增長鼓勵了異見，而不是阻塞了異見，甚至連一部分非常成功的人士也願意甘冒一切風險爭取政治改革。

以風險投資家王功權為例，他不但積累了大量個人財富，同時也是推動言論自由和其他中國憲法規定的個人權利的白領組織“新公民運動”大膽敢言的成員之一。不久前，20名員警將王功權從他在北京的家中抓走，指控他“擾亂治安”。他目前仍被拘留。

這樣的情況令中國保持經濟增長勢頭的努力更顯緊迫性，就算不能延續過去30年兩位數的狂熱增幅，也要保持快速步調。今年7.5%的經濟增長目標應當可以輕鬆達成。但要實現持續增長，就必須讓民營企業而非國企發揮帶頭作用。

習近平希望借助民營企業創新來推動增長。為達到這一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宣稱，市場將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樣的措辭意味著國有壟斷企業不能再期待曾促進在鋼鐵、鋁和太陽能等行業大規模過度投資的慷慨補貼。這一轉變將幫助效率更高的民營企業獲得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民營銀行也將有空間為急需信貸的小企業提供資金。同時，官僚機構總體上將會減少對於商業決定的干預。

然而三中全會檔聲言，公有制仍將占主導地位──這是國企的一個重大勝利。

貫穿檔始終的一個經濟主題是向消費驅動型增長轉變勢在必行。這也意味著以城市為重的增長模式，城市是創造個人財富並促使個人開支的生產力源泉。

毛澤東厭惡城市。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後，他最初拒絕移居北京，寧願與遊擊隊一起在郊區宿營。對於毛澤東來說，城市代表著墮落和危險。中共成立所在地上海同時也是其發展初期黨員遭到國民黨屠殺的地方。最現代化的城市都曾是被外國政府佔據並作為半殖民地的通商口岸。這些地方是中國屈辱歷史的象徵，而這裏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商業精英也接受了西方的自由理念和商業模式。

為打造他的新中國，毛澤東不得不改造中國的城市。因此他將資本主義消費中心變成了社會主義生產基地。工廠──而不是酒店和百貨公司──充斥了城市中心。工人們住在工廠附近的宿舍裏，騎自行車上下班很方便。

戶口將就業、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與出生地綁在一起。這種制度目的在於防止農民湧入城市。農民們必須留在自己的田裏，以便為日益激增的城市人口提供糧食。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廢除戶籍制度的進程就一直在進行中。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徹底變了樣，市中心的工人宿舍被拆除，工人們被迫搬到郊區。城市中心重新被購物中心和豪華酒店所充斥。

如今，根據中共的新計畫，戶籍制度也將放寬。這將給予大約2.5億到城市臨時打工的農村人口更大的城市居住權。三中全會的決策將方便農民在較小的二三線城市定居。但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內的大城市將繼續對農民工緊閉大門。這些大城市憑藉其世界級的醫院、學校和高等院校吸引著各類人。

將近一個世紀以前，中國作家魯迅失望于中國的軟弱和失敗，他曾寫道，“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有鑒於此，或許並不令人意外的是，現代的中國共產黨構建的經濟強調政府擴大投資，而要求普通民眾做出犧牲。

直到今天，中資銀行存在的意義就在於將人們省吃儉用攢下的積蓄以低利率轉移到國有企業手中。人們實際上被迫接受低存款利率，為國有投資提供補貼，他們被剝奪了用於消費的現金。不僅如此，他們還不得不忍受被人為低估的貨幣。人民幣被低估有利於出口企業（其中很多為國有企業），但進口消費品會變得更加昂貴，這也限制了人們的購買力。

在習近平希望打造的中國，上述大部分情況都將改變。在一個盡可能由私營部門以及創新者和企業家推動的消費型經濟中，個人將發現自己作為商品和服務消費者的新價值。三中全會檔中宣揚的新口號是“以人為本”的發展。

但政府與個人之間貌似大方的新交易實際上卻根源于一種增加收入以支持中共持續統治的實用主義需要。中國別無選擇。中國必須實現這一轉型，否則將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經濟長期處於平庸的水準，目前為止，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國家逃脫了這一陷阱。（這些為數不多的成功國家要麼擁有位於國際貿易路線上的有利地理位置，比如韓國，要麼人口稀少而石油或鑽石儲量豐富，比如阿聯酋或赤道幾內亞。）

儘管如此，對習近平來說，風險很高。他清楚地知道，中國最後一個朝代清朝在18世紀末實力達到巔峰，征服了新疆和西藏的大片地域，某些地方的生活水準與英國和荷蘭類似，也就在這個時候，清朝開始衰落。

習近平也知道，令他夜不能寐的各種問題──腐敗、人口壓力、內部不滿情緒、環境的耗盡──也正是令清朝衰落的原因。

在中共內部，據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反腐工作的王岐山一直敦促周圍的人讀一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在這本書中，托克維爾稱，法國大革命的起因並不是公眾的改革呼聲，而是法國政府自身的改革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