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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不和，亞洲崛起終為虛話
SAMIR SARAN 2013年10月31日
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最近訪問中國期間表示，兩大亞洲巨頭握手的時候，世界會予以關注。雖說此話不假，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兩國的媒體及安全與外交圈子是否能夠充分利用這次握手。可以說，印中關係中存在大把失去的機會，兩國不過是再給這個故事增添了新的篇章。
近年來，印度和中國在進行一項戰略對話，何謂“戰略”卻十分籠統。第五次對話於今年8月在新德里舉行。兩國領導人其實一直可以在未曾間斷的年度峰會上溝通、在金磚國家年會上互動，或在二十國集團等國際論壇的邊會上會晤。印中有充分的高級別接觸機會。
然而，雙方的對話並未進步。20世紀的思維繼續左右著這一無疑是21世紀最為重要的夥伴關係。兩國交流加深的唯一跡象仍是貿易紐帶。雙方政府均大肆利用這種紐帶來證明一種假想的“更親密關係”，以及“成功的”外交往來。
印中貿易關係的加強絕不能說是由政府行為推動的。儘管兩國政府不願超越歷史遺留的爭議話題，貿易關係還是得以提升。這種關係經歷了兩個階段：格羅爾巴格—廣州階段，以及孟買—上海階段。在前一個時期，新德里的購物區裏充斥著來自各大中國製造中心的廉價商品；到了後一個時期，規模更大的印中企業開始參與到雙邊貿易活動中。
起初，印中兩國的小企業主和商人都看到了機遇，開啟了經濟接觸的進程，最終讓印度的市場裏大量湧入價格合理的中國商品，包括手機、爆竹，乃至印度神像。商業金字塔底層的商人打造了第一波中印經濟交流。他們往往冒著巨大的風險，相關機制當時並不太支持這種商業行為。
漸漸地，這些小商人成立了公司。孟買和上海等商業中心的大型工業企業看到了雙邊關係的價值。印度企業獲得了高性價比的電力、通訊與製造業設備，如今甚至還在中國低息融資。中國企業則顯示出投資印度基礎設施建設的興趣，還在尋求提高在日益擴大的印度消費市場中的份額。在機遇與需求的基礎之上，兩國商界創造出了這樣的經濟關係。
另一方面，新德里與北京的政府卻展示了驚人的一致性。墨守陳規的兩國政府不願在化解或消除政治障礙上展現領導力，一直是妨礙兩個亞洲巨人進行經濟融合的元兇。
外交與安全圈子裏的人破壞了將對話帶到邊界、簽證與歷史遺留問題之外的努力。現如今，雙邊關係中的點點滴滴都被帶入了安全語境。水務專家與河流專業人士之間關於流域的對話越來越多地被當作一種“安全交流”。中國對印度增長中的港口、道路和高速公路等部門的興趣因假想的“安全威脅”而受限；印度在東北地區的發展沒有被視作中國企業的投資管道，而是被看成了對中國傳統的領土主權的一種挑戰。
北京與新德里的關係受困于這種以安全為中心的對話，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它們來自華盛頓、倫敦和坎培拉，並不一定是印中之間的原生議題。“印度洋—太平洋”競爭與“中國霸權”的概念如今在雙邊對話中佔據了一席之地。結果，印中距離整合土地、水、人力、材料、市場與資源相去甚遠，但是，若想實現雙邊關係的巨大潛力，這種融合是必不可少的。每種接觸都有一個轉捩點，一些印度研究人員在想，目前的峰會是否會是兩國關係的轉捩點。因此，應當提出的問題是，當前的訪問是否給可持續的和解道路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若想應對這一問題，必須審視印中關係的某些方面。首先是邊界問題。儘管含混的實際控制線是印中之間局勢偶爾緊張的一個原因，但不得不承認，邊界的對峙並未轉向暴力。雖說如此，在雙方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的情況下，此類對峙的頻率，以及軍事能力的逐步提升，增大了事件走向失控的可能性。
在這一點上，印中簽署的《邊防合作協議》(Border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是意義重大的一步，讓1993年以來雙方針對維護邊境線和平寧靜所達成的諸多舉措得以更進一步。協議中的一些舉措十分重要，比如交換軍事演習方面的資訊、設立熱線電話的可能性，以及同意不跟蹤彼此的軍事巡邏，儘管這些都是小的進步。
反對者則在繼續表達悲觀的看法。以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這樣的分析人士為代表的一種思想認為，中國借2013年4月的德普桑山谷事件，使用武力強迫印度接受中國提出的邊界管理條件。今年春天，中國軍隊曾越過邊界深入印度領土，在拉達克的德普桑山谷（Depsang
Valley，中國官方稱“天南河谷”——譯注）紮營。
另一方面，那些認為接觸有價值的人，目前主要是商業界，希望跳脫邊界問題，淡化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從而推動經貿關係。對他們來說，邊界協定是達成這個目標的一種途徑。然而持悲觀態度者也很多，他們並不會看清當前局面的真實面貌——如果你願意承認的話，有很多機遇——而是力主“維持現狀”。這個群體在媒體上和公共領域中有能力產生極大的影響力，這又激發了“恐中”(Sinophobia)情緒，他們的影響力完全遮蔽了任何相反觀點。因此，兩國必須尋求一個持久解決邊界問題的方案，當前的安排只是在暫時掩蓋一個仍在潰爛的傷口，它還會影響兩國關係。
很遺憾，雙方在放寬簽證政策的問題上的舉動都很任性。最近的一個事件是，中國大使館向來自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中國官方稱“藏南地區”——譯注）的運動員發放另紙簽證，這意味著拒絕承認她們的邦是印度的一部分。這一事件在印度激起的憤怒，抹殺了放開簽證政策的可能性。中國方面需要大度一些，表現出一些行政上的靈活性，印度方面則需要表現出一些創造性——將放寬簽證政策與（在簽證問題上）承認印方對阿魯納恰爾邦的實際控制相掛鈎，但不涉及歷史和領土主張。然而，中方的動作讓自己處在了一個退無可退的境地，讓步就意味著丟面子。而印度也未能在機遇來臨時抓住它。
中印之間幾乎達到200億美元的貿易不平衡仍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訪問未能打開增進中國對印度投資的管道，雙方都再一次失去了機遇。儘管辛格在啟程之前談到，他有吸引中國對印度投資的意願，但在這個方向仍然難以獲得切實的進展。中國投資建設工業園和其他基礎設施項目，顯然會是一個對貿易逆差的對沖。
允許中國電力企業在印度建立維修中心，肯定是一大進步，而且在當前的對話中是一個正面消息。這樣能緩解印度安全體制中一些人，對電力產業裏中國設備大增所產生的擔憂。這種警覺的擔憂所涉及的可能性是，如果印度從中國購買這種設備，可能就會因為缺乏配件和養護服務，讓印度陷入窘境，即出現諺語中的“白象”。
這次水資源也成了討論事項之一，我們必須把這當成一個十分正面的跡象，因為這肯定是中國第一次同意與下游國家開展此類對話。雙方同意共用跨境河流的水文資料，並對涉及共同利益的相關問題交換意見。這就給了印度一個機會，就在雅魯藏布江上建設大壩與中國提出交涉。與此相似，在交通和運輸領域的諒解備忘錄也提出了若干個合作領域，包括在運輸技術、道路建設標準、道路安全規劃等方面分享知識，對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協作的模式共同開展研究並分享經驗。可以把這理解成打基礎，進而建立起能夠連接起亞洲的基礎設施。
在其他地區，經濟關係實際上成了政治和解的主要因素。然而具體到印度和中國，經濟交流卻撞上了一堵政治的牆。只有在政治上施加推力，才能幫助實現本來看似無虞的前景：印度和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雙邊貿易夥伴。
印度必須學習其他國家。美國為了建立夥伴關係制衡日益崛起的中國，實行了轉向亞洲策略，然而美中兩國的貿易額已經達到了5000億美元大關。當地民調顯示，日本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最為負面，但日中兩國的貿易額還是達到了3000億美元。儘管存在政治上的分歧和競爭，我們還是從中看到了務實精神。
現在，印度每五年就需要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未來至少20年時間裏都將如此。在這番努力中，中國有潛力成為最大的利益相關方。中國的投資還會自動地建立起有利於印度的安全防護，並幫助彌補貿易逆差。印度反過來又能給中國提供機遇，繼續維持驕人的經濟增長。中國在鋼鐵、水泥、電力和工業領域的實力，現在可以投入到印度的轉型中，而反過來這種投資又能推動中國的GDP提高若干個基點。我們正處在一個可以讓亞洲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實現融合的關鍵政治時刻。
遺憾的是，亞洲世紀的曙光剛剛顯露，亞洲世紀的兩大支柱仍然囿於各自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和想像出的偉岸姿態。就像一位智者曾經說過的，這兩個國家似乎“永遠不會錯過任何一個錯過機會的機會”。
薩米爾·薩蘭(Samir
Saran)在位於新德里的公共政策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任常駐研究員。
翻譯：黃錚、王童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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