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不開的政治：一個香港尋常家庭九七後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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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不開的政治：一個香港尋常家庭九七後的20年

何穎詩 2017年3月8日

在《香港家族》三部曲的結尾，20出頭的鄭諾瑋說：「經常都想要一個家，結果自己令自己沒有了家。」回歸20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不少變遷，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也有過不少質疑。到底香港社會和香港人該如何自處，又可以如何走下去？這就是《香港家族》三部曲想探討的題目。

適逢香港回歸20週年，香港藝術節特別委約編劇龍文康創作《香港家族》(A Floating Family)三部曲，於2月底至3月18日在香港大會堂上演。三部劇作分別設定於1996、2004及2017年，圍繞一個平凡香港家庭在這20年裡面對的事情展開。雖然沒有直接觸及政治事件，但角色在餐桌上、家庭裡的對話，既反映了時代背景，也記載了香港社會回歸20年來的故事。

對香港人而言，看見第一部曲《香港太空人》中，大哥移民加拿大，就會想起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數以十萬計的香港家庭為避開主權回歸而遷居他方。看見第二部曲《留住香港》中，家族公司接近倒閉，就會想起2003年「非典型肺炎」及各種政治問題帶來的經濟蕭條。看見第三部曲《香港人太空》裡家人之間的洪溝，就會想起近年越趨兩極化的政治立場，令不少年青人和父母關係疏離，而且雙方都不知香港何去何從，也不知如何修補裂縫。故事情節看似簡單平淡，卻勾起過去20年的回憶。年初門票開售時，24場門票一掃而空。

編劇龍文康自1990年代起參與電視劇、電影、舞台劇、小說等製作，不同作品的最大共同點正是香港。2015年獲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編劇的《維港乾了》，幻想如果維多利亞港被抽乾了，香港人的生活會變成怎樣。2016年獲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的《樹大招風》，也是探討香港回歸前後的各種議題。

在3月2日的演後座談會上，龍文康說三部曲是藝術節的建議，他決定以家庭為題後，找來80後導演方俊傑合作。方俊傑自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曾執導《最後晚餐》等劇作，在香港劇壇非常活躍。關於《香港家族》，龍文康和方俊傑都說這是一個非常普通的香港家庭的故事。

近日，龍文康及方俊傑在香港大會堂接受採訪。以下採訪經過刪減、編輯。

問：為何會選擇以1996、2004和2017年這三個年份？與時代背景有什麼關係？

方：必然會牽涉那個時代的事件，也是呈現那個年代的客觀事實。例如第一部曲的主事件，是有一個家庭成員要移民，出發前和家人吃了一頓飯，期間發生了一些事。這個命題對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而言，是很有共鳴的，因為很多人都經歷過那些場面。第二部曲的2004年，是SARS（非典型肺炎）之後的一年，全個香港、所有人都在一個最低點，所以可以說是「家衰口不停」。那個時代，無論任何行業，都真的沒有什麼好事發生。那時我剛準備大學畢業，看見師兄師姐月薪只有七八千元，沒有可能不擔憂。重要的是在那之前，香港曾經風光過的。回歸的時候大家都很擔憂，但之後98、99年都好像沒什麼大事。2004年則是SARS之後跌得最慘痛的，很多人背著負資產、跳樓、燒炭，也有很多公司結業。（龍補充：燒炭就是那時開始出現的。）

第三部曲就是現在，2017年，也會牽涉特首選舉，但不是要評論任何立場。觀眾看完不會變成支持或反對什麼人。我們只是說這些社會事件如何影響香港人，因為最近幾年出現一個說法「你不參與政治，政治也會來找你」。我們會思考是否這樣呢？因為香港人其實頗政治冷感，不是特別理解，也不特別喜好碰政治。總之，大家賺到錢，就不會理會誰管治了。所以，最多人參與遊行的年份，就是大家最賺不到錢的年份。這個現象在最近幾年開始有變化，也影響家庭生活，會出現一些爭執。但我們沒有打算在戲劇裡探討任何立場，只是呈現2017年確實出現的狀況，香港如何和以前不同，並不是要定對錯。

問：《香港家族》的英文名字是A Floating Family，為何中英文名字略有不同？

龍：其實我原本交給香港藝術節的劇本名字是《漂流家庭》，和A Floating Family一樣。但他們覺得不夠響亮，提議用《香港家族》，但保留英文原名，我覺得也可以。

漂流的意思，是我覺得很多上一兩代的香港人，其實都不是土生土長，而是從內地逃難下來。然後，到了我這一輩，有很多人移民外地，又有一些人會回來。那些人的子女，又有些在香港，有些在外地。所以，在香港，好像大家都一直在漂流。

問：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建構有什麼想法？

龍：創作《香港家族》時，我剛巧在讀一個文化研究碩士課程，接觸到流行文化研究和身份研究。課程令我接觸了身份方面的議題，例如我們的身份證上是寫「居民」，就像一個租客的身份。這些都是我之前沒有留意到的，課程令我思考多了。《香港家族》不是要探討什麼是香港人，但那是觀眾的玩味。

方：《香港家族》又未到一個探討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程度，但有一些隱約的議題。例如，在第一部中，父親叫大哥離開香港，那為什麼不是叫其他弟妹離開呢？大哥在這個家庭的身份是什麼呢？他的繼女在這個家庭又是什麼身份？然而，我們在劇中還是集中注意在家庭倫理的層面，角色的家庭定位有爭議，但或者有觀眾會對號入座。

問：綵排時，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方：我覺得好像重新經歷了20年。香港人太繁忙，沒有時間做其他事情。所謂的回望、懷緬，也只有特定時間才會做。例如每年的大事回顧，年末看完就忘了。若不是為了準備這部戲，我也不會重溫以往的大事回顧，然後有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既發現自己原來沒有忘記，又發現自己已經沒有感覺了，但又馬上重新有感覺。

這對我而言是好的，因為我在香港住了30多年，若我繼續以這裡作根據地，應該如何與這些事情相處呢？這些資料搜集令我想起很多片段，是平時不會特別想起的。所以，我們也希望觀眾看完這部戲，會想起「原來10或20年前，我是這樣活的。」那就已經足夠了。因為我覺得人要向前走，不只是為了追一個目標，沒有歷史的根基，不知道自己以前做過什麼，繼續向前走也未必健康。所以，有時向後回顧，其實是為了向前走。

問：《香港家族》是關於香港回歸後20年的改變，戲劇界在這20年又有什麼改變嗎？

方：首先，觀眾多了。（龍：宣傳也多了。）其次，規模和製作數量都多了很多。現在一年有數以百計的作品，20年前選擇很少。現在喜歡看戲劇的人也多了，因為20年前是電影的光輝年代，一天有幾場，人們不會選擇在固定時間看戲劇。現時多了人看戲劇，所以年青一代也多了機會發展。

但當然也有問題的，太多戲了，有時會有資源錯配的感覺。例如，經常有朋友找不到場地表演，因為有些應該在社區會堂辦的小型活動，卻選擇在大會堂辦。表面上，整個市場好像很篷勃，但我覺得底蘊還是不實在的，因為香港在文化上還未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在演藝學院畢業前，有一位來自法國的教授問我畢業後的計劃。我說，不知道，當老師吧！他的反應很大：「No！你是一個藝術家，不是一個老師！」原來在法國戲劇界，每份工作的薪金要把一定百分比交給工會，在沒有固定工作的月份，就可以從工會領一份足夠基本生活的「薪金」，讓他們可以有幾個月專注蘊釀新作品。這在香港是不可能的，因為文化不同。

那位老師還問我，香港的文化是什麼？我苦苦思索，也沒有答案。老師笑說：「每個地方的土壤會孕育那個地方的獨特作品，當你答到這個問題，就知道香港會出現什麼作品了。」我到現在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看到很多新的原創劇，在模仿德國某種劇作，或其他風格。雖然藝術必然由模仿開始，但把別處的方式硬套在香港，又是否可行呢？所以，我製作《香港家族》時很開心，覺得碰到一個「很香港」的劇本。可惜，整個環境氣候，還是逼迫大家不停做，沒有停頓、思考的空間。如何分配資源，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事情。

問：你們對香港的青年，包括是戲劇界的新人，有什麼看法？

方：我只是畢業六年。畢業後，香港話劇團剛好有個新人計劃，令我能為觀眾認識。但我是非常幸運的，因為我畢業以後，演藝學院有三年沒有導演系本科畢業生，所以機會較多。在其他行業，年青人的流動性是低的，也沒有什麼新興行業。

我覺得「一蟹不如一蟹」這些說話不公平。現在的香港年青人，也不是「不爭氣」，但有時思考方式還是比較稚嫩。年青比較稚嫩好像很正常，但讀藝術的，又好像有點困難。可惜，我們的教育制度就是著重「高分」，令年青人很目標為本，尋求解決的方向很單一。這也不能怪年青人，其實他們也很suffer（受苦），所以現在那麼多學生自尋短見，知道問題卻無法改變，就一走了之。

即使是我這一代，也有很多問題，例如買不起樓。幾十年前，買樓很簡單，可以在多間銀行借貸，更不用說樓價沒這麼貴。這些東西令大家安居樂業的機會低了，如果怪責年輕人差勁，其實也很不公平。

我覺得佔中是一個很好的啟發，因為是時候讓年青人經歷一些事情。這與政見無關，但年青人可以重新思考自己和社會的關係、定位，理解社會發生的事。我覺得人是需要歷練才會有提升，而很多年青人經歷了那個時候的香港，是會影響他們將來怎樣判斷其他事情。這是課堂上學不到，也沒有老師教到的。所以，過了「佔中」後，我對香港年青人又有了新的期待，當他們知道自己不能和社會脫節，不是默默被人影響，世界就會不一樣了。但這顆種子才剛播下，我想沒那麼快開花結果。

問：創作時，最困難的是什麼？

龍：2017年的部份最困難，因為主角一家人的關係裡出現一些問題，而社會的環境又如何影響他們。我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寫得太著跡。我們不是要定對與錯，所以會擔心會否把太多事情都寫出來了。

何穎詩(Marcella Ho)為香港文化藝術評論者，文章散見端傳媒、明報、信報等。